学术与政治

对政治哲学或政治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仿佛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思想动向之一，以至于一位思想者做出了这样的断言：“我估计政治哲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成为中国的重要显学。”^[1]但是，当我们关注和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时候，我们期待什么呢？也许像被饥饿所折磨的人心急火燎地寻找食物那样，寻找改良现实政治的具体方案，并试图在政治哲学家或者至圣先师的字里行间里发现答案；也许你对现实政治有着太多的批判意识和不满情绪，而政治哲学家和至圣先师对“政治”的高屋建瓴的审视和评判，为你的情绪提供了发泄的出口和渠道；也许你是一个从事政治的人或者一个“以政治为职业”的人，希望政治哲学家能够告诉你一些明智的政治技艺；也许你是一个试图从事政治的人，甚至把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你的理想，希望像张载一样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期待着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至圣先师的言教，能够使你成为这样的人杰。这里，我们无意对所有这些期待进行评判，我们只想指出，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常常很难满足诸如此类的期待；或者说，即便这样的期待在对政治哲学史的“解读”和享有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它与政治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关联。

在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时候，以上的诸种期待或有极端和偏颇之处，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大致说来，不管就其相对极端的或温和的表现形态来看，以上的诸种期待都是以“实践”为指向的，或者说，是以从事政治和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而不是以“学术”为指向的。在以此为目的和指向的政治哲学“研究”或广义的对“政治”的思考中，“研究”或思考就成为从事政治和改变世界的前奏和铺垫，仿佛“研究”、思考或者相应的思想操练是一个人获得从事政治和改变世界的资格的依据。

而如果这种以“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为指向的思维定势，我们觉得并不陌生，甚至还觉得特别自然，那么，我们似乎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追问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更易于接受和具有这样的思维定势？不过，全面而又系统地讨论和解答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我们将仅限于从哲学和文化传统的角度稍稍涉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提供几个例证。就此而言，如果我们更易于接受和具有这样的思维定势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由此推断：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哲学和文化的传统可能更为突出地具有和体现了这样的思维定势。是否如此呢？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学——基本上属于‘改变世界’的类型。儒学当然也有‘解释世界’的成分和其他的成分。但是当作一种社会、政治哲学来看，儒学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安排秩序，或重建秩序（在秩序已不合理的情形下）。程、朱之所以定《大学》为儒学的总纲领，其用意即在于此。这种‘改变世界’的性格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上。虽在乾嘉考证学鼎盛之际，第一流的学人仍未忘‘经世’的目的。晚清的经世运动汇结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尤其可以说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儒学内部存在着‘改变世界’的强烈要求。严译《天演论》风靡全国正是因为它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提供了‘科学的’根据。”^[2]当然，不仅儒学的传统是这样，法家、墨家以及道法合流之结果的“黄老之学”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庄子》这样的道家与道教和佛教，其学或其教之宗旨或核心价值指向，虽具有与“政治”离异之性质，但不管是逍遥自适之真人，还是修道成仙、长生久视，或者修证成佛、普度众生，都是以“实践”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学术”为旨归的。而就一般伦理政治的思考和言说来看，中国的思想传统就更是如此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学者萧公权在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在论及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时写道：“黄、顾深惩宋明专制之弊，故欲以封建分权之遗意矫正集权。船山立论则不专对一时一代之得失而着眼于政治进化之客观事实。前者乃改造家之主张，后者则近乎科学家或历史家之案语。吾国往昔不乏改造之思想家而较少纯粹之学者。”^[3]当然，像王船山这样个别的文人士大夫，由于历史的特殊情境和个体性的特殊机缘而被迫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及其得失做出了一些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性质的讨论和认识，但这毕竟是例外，而非常态。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的传统之中，虽然对“政治”的思考和言谈可谓洋洋大观、绵绵不绝，但大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改造家”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论说，而较为缺乏对“政治”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进一步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繁复多彩的政治思考和政治思想，较少具有“政治哲学”的意味。进入20世纪，虽然两千年之帝制覆亡，现代大学制度逐步确立，学者也逐渐地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概观现代中国之“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学者，也实在不乏“以天下为己任”之心态从事学术研究者，或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游移的人。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复观，他的一本“论文集”也耐人寻味地被命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当然，我们恐怕也不会忘记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以上这些对我们的哲学和文化传统之特性的论述，并不是全面的和绝对普遍性的。与此相关联，当我们说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传统具有“实践”的特质，具有“改造世界”的指向，也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传统之中就根本不具有这样的指向及其相应的思想表现。任何这样的关于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传统之特质的概括和论述，都不应被绝对地加以理解，反证的例外无疑是存在的，所以，诸如此类的概括和论述，告诉我们的只是：相对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传统而言，我们的哲学和文化的传统更为突出和明显地具有“实践”的指向和“改造世界”的品格。换言之，这种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截然分明的不同。不过，明了了这一点，对于我们为什么更为易于接受和具有以上所说的思维定势和期待的问题，也许可以获得一种哲学和文化之传统根源方面的解释。

但理解并不等于认同，历来如此并不等于应该如此。当然这样说也不意味着要抱怨甚或批判我们的哲学和文化的传统，传统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传统的形成和演化自有其缘由和轨迹，自有其历史的情境、条件和机缘，因而也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在一个圣人和先知远逝的时代，在一个制度框架和社会政治生活样态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在“学者”的安身立命之道和社会身份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时代，固守这样的传统，坚守这样的思维定势，毫无疑问，也不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只是“学者”，或者说是以“学术”为职业的，而不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作为以“学术”为职业的人，他或她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并不是他们获得以“政治”为职业或“改变世界”的资格的依据；政治哲学史的教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和塑造“改变世界”或以“政治”为职业的人，政治哲学史的课堂也不是“公共政治论坛”^[5]。就两者之间的“事实”关联来看，一个合格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甚或一位政治哲学家并不必然地就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对“政治”出色的“哲学”洞察，既不是出色地从事“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从事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与从事政治，所需要的并不是相同的品质和禀赋，我们借以衡量一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与一位从事政治的人的水平的标准也并不相同。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例外，一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或者一位政治哲学家碰巧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是，这样的例证，不仅是极为少见的和出于偶然的，而且他或她所扮演的两种角色之间也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同时，在我们看来，不仅在现代社会是这样的，而且即便在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事实判断也是大致适用的。因此，当我们研究和学习政治哲学史的时候，应该松动一下以“改造世界”为指向的思维定势，悬置我们以上所说的诸种期待，从而进入对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