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信仰与人生观具有内在统一性
信仰是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动,体现着人对价值理想的建构或最高价值的确认或信奉,融系着人对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寻觅。“信仰的根本问题或本质是一种生活价值导向问题。对社会而言,它通常表现为某一社会、民族和社群所选择并确定的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有着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特性。对个体而言,它总是显现为某一特殊的成熟个体在其生活实践中所选择并坚信不移的主导价值观,对其言行有着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影响。”[25]人生信仰就是对人生价值理想或人生最高价值的确认,其确认的认识论基础无论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都来自于对人生重大问题的形上的体悟和思考。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生观”,人生信仰与人生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康德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人能知道什么”,这是理论理性的对象,是认识论问题;二是“人应该是什么”,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是伦理学问题;三是“人能期待什么”,这是宗教问题。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可以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是什么”。可见,康德哲学的根本是人的问题,他要探究的终极问题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价值和信仰,人生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对人的问题的追问的基础之上。康德看到了人生观、人生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是康德哲学的深刻之处。无论什么信仰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都围绕“人”的问题展开并为了解决“人”的问题。
从其信仰对象或信仰客体来看,人生信仰和人生观具有同构性。它们都是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人是什么”,主要是对人性、人的本质的看法;二是“人为了什么”,主要是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看法;三是“人应如何”,主要涉及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这三个方面紧密相连,其中,“人是什么”是基础,“人为了什么”是核心,“人应如何”是归宿,体现了人生信仰和人生观的实践理性的本质。“人是什么”影响“人为了什么”,“人为了什么”决定“人应如何”。“是什么”通过“为了什么”而推导出“应该如何”。比如,有人向我们询问“应该走哪条路”或者“走哪条路最好”,我们一定是在知道两个前提条件下才能加以回答,这两个前提条件分别是,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要到何处去。在什么地方,是现实;是“是什么”,向何处去,是目标,是理想,是方向,是“为了什么”。道路的选择及其好坏只有在知道“在哪里”和“去哪里”后才能确认,道路就是“在哪里”和“去哪里”的连接,或者说,从实际通向目标、从现实通向未来、从事实通向价值的就是道路,其中的“捷径”(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小的代价而能够最快地到达目的地)就是好道路。道路的选择首先是知道“在哪里”,当“在哪里”已经明确,“去哪里”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如果人们根本不知道“去哪里”,那就不存在道路的选择及其好坏。人生道路的选择,“人应如何”的确立,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而后要知道“人为了什么”,然后自然推导出“人应如何”。
“人应如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二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这两方面也可以分别表述为应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其中,第一层次决定第二层次,如何做人的选择往往决定如何做事的选择。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如何做人,这种人生价值选择就会贯彻在他生活中各种具体的行为选择中,成为具体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如何做人”或“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是人生的根本价值选择,设定了人生的根本价值方向,而“如何做事”则是在人生的根本价值方向指导下在具体情景中的选择。尽管由于一些特殊的主客观原因,人们在个别行为的选择中可能出现与人生的根本价值方向不一致的选择(而且,每当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在行为选择者心中造成价值观的冲突,并因为这种价值选择的冲突造成行为者情感中的困惑等),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的具体行为选择与其人生的根本价值选择是一致的。“价值目标作为人生行为活动的总评价标准和调节机制,保证各种具体行为目的和特殊阶段行为目的的一致性。它像一种定向器,指导和调节着人生活动的整个目标系统,从而完成人生的使命。因此,对于一个自觉的人来说,他的每一个具体的、切近的目的,都是从属于他的总的价值目标的。高尚的理想、目的,可以使人产生深沉的激情、坚强的意志、勤奋的行动、乐观的情绪、高尚的行为。可以说,理想、目的、目标,就规定着人生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生活。”[26]
例如,有人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什么“永垂不朽”,没有什么值得执著追求的,因此,人生不必太认真,怎样活都是活一生,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混世主义。《列子·杨朱篇》就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列子·杨朱篇》中认为,人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纣桀,死者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无论是尧舜那样的圣贤,还是纣桀那样的恶棍,都是要死的,死了以后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堆腐朽的骨头,没有什么价值上的区别。而且,《列子·杨朱篇》中还认为人生不过百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悠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在短暂的人生中,由于各种原因的骚扰和困顿,人们真正的享乐时间只有那么十几年,真可谓是人生苦短,求乐当然,人要尽情地享乐。《列子·杨朱篇》提倡人生在世,就应该“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人生要在有生之年纵情享乐,随心所欲,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人生一旦没有了最终价值目标,就必然使人感受到“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从而没有了人生的使命观、道德的神圣感、行为的责任感,就会走向享乐主义、混世主义。
再比如,基督教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人类祖先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了“原罪”,从而失去了天堂乐园。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重返天堂。为了重返天堂,就应该“赎罪”,服从基督教的戒律。佛教认为人生是个苦海,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成佛而脱离苦海,为此就要遵从佛教的戒律。有些人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戏,社会就是个大赌场,人为了获得成功和快乐,就应该学会逢场作戏,奉行实用主义道德原则。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这样的逻辑:在人生信仰和人生观中,“人是什么”影响“人为了什么”,“人为了什么”决定“人应如何”。其中,“人为了什么”是核心,是关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生价值观(“人为什么活着?”)是人生信仰和人生观的根本。
二、人生价值观是人生信仰的根本
“人为什么活着”或者“人活着为了什么”,这是依靠科学知识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注定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永远没有对错的问题。人们倾注一生去探索,“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最后的答案也许是过眼云烟。所谓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的答案也许只是魔鬼(虚幻的价值是最大的魔鬼)的法术。尽管如此,这却是人生不能回避、不能放弃的探索。尽管没有答案,但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这是人生的无奈,但也是人生的寄托;这是人生的迷茫,但也是人生的魅力。
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一是人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二是人生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1)人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经验告诉我们:活着、更好地活着是人们所争取的。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乐观的。但由此却不能得出所有的人都认为人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认为人生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偶尔几个,宗教和神学家就更多了。这些人大致分为三类:
①有人从人的生死方面、人生短暂否定了人生价值。他们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生不过几十年,终究要死的,而死亡就是人一切的终结,人生的一切都归结为零。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人生就像一场戏”、“人生就像一场梦”。像曹操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曾经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
②有人从尘世的不真实的方面否定了人生价值。他们认为有二重世界,一个是真实的、永恒的世界,一个是虚幻的、短暂的尘世。如柏拉图就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具体事物所构成的感性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变动不居,不真实,没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只存在于理念世界。生存在感性世界中的人也一样,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谈。基督教的人生价值观与此大同小异。
③有人从人生的苦难方面否定了人生价值。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个苦海,充满了痛苦、烦恼、凄楚和悲凉,活着就是受罪,没有快乐、幸福和价值。佛教就认为人生除了要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还要面对“欲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等无边无际的痛苦。穷也苦,富也苦;贱也苦,贵也苦;抬轿子的苦,坐轿子的人也苦。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告诫人们,人生就是痛苦,除却痛苦,便是虚无。当人们甘于痛苦的炼狱之后,所剩的只是一个巨大的无聊。所以,人生如同“钟摆”,摇摆于痛苦与无聊之间,永无终止。[27]
(2)人生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有人强调人的物质价值,有人强调人的精神价值,有人强调人的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
①强调人的物质价值的人,多重视肉体享受和对外物的占有,就像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所指的重占有的人。一些人就认为他对外在事物占有的越多,他的人生就越有价值。他占有一百万,他就值一百万。马克思恩格斯曾就此对资本家进行过批判。
②强调人的精神价值的人,多重视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追求,并把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当做人的幸福。与伊壁鸠鲁从幸福推出道德不同,斯多葛学派就从道德推出幸福。马斯洛把友谊、尊严、自我实现当做人的高级需求,认为人越追求高级需求,人就越可能考虑别人的利益,越可能走向道德和高尚。
③强调人的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的人,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人高于其他存在物的高贵性,坚决维护道德人格的独立性及其尊严。孟子就认为人要是不讲道德,就和禽兽没有多大区别了。康德曾说,对达官贵人人们可能身体鞠躬,但心里并不鞠躬;而对道德上的崇高者,对人格高尚的人,我们是从内心鞠躬的。只有高尚的道德人格才使人们敬仰,人格的魅力是无穷的,道德使人活得有尊严。使人高贵的不是金钱、地位或权力,而是道德。康德认为,绝不是身外之物使人与动物有区别,只有道德才使人成为人,失去道德,人将变成动物。一个丧尽天良的人,无论他多么显贵,只不过是衣冠禽兽而已。
(3)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最高价值就是理想,就是目标,就是信仰的对象。最高价值的确认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信仰形成的过程。人生最高价值目标的确定过程就是人生信仰的形成过程,不同的人生最高价值目标决定着不同的人生信仰。“人为什么活着”或者“人活着为了什么”这一人生观的核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追问的主要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而该问题的追问往往建立在对“人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人生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的基础之上。
对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的设定有不少类型,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人生观和人生信仰。例如: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就是自我享乐,就会形成享乐主义人生观;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就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就会形成权力意志人生观;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就是听神的话,获得解脱和拯救,就会形成宗教人生观;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形成无产阶级人生观。雷锋就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三、人生价值观是人生信仰和道德信仰的共同价值基础
“人为什么活着”或者“人活着为了什么”,这一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既是人生信仰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信仰的价值基础。通过对该问题的体悟和思考,将人生观、人生信仰与道德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
道德信仰是信仰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体现着一种道德体系的最高价值理想或最高的人格境界,整合着各种道德规范和各种道德行为选择,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为这种道德体系提供一种依据或支撑(不论是来自超验的或是来自经验的),回答“人为什么要有这种道德”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道德信仰就是对道德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道德价值目标离不开人生价值目标的体认和确立。
1.从道德信仰的对象看
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它要解决的是“我应该怎么做”的实践价值观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应该怎么做事?二是我应该怎么做人?二者不可分割,后者比前者更根本,且要通过前者表现出来。道德信仰涉及这两个方面,但其核心是第二个方面。道德信仰是对道德理想目标的确认和笃信,是对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的设定,是对道德理想人格的设定,是对现实的超越。道德信仰以道德人格的超越赋予人自我内在超越的形而上意义,以人格的超越来证明或显示人性的神圣和尊严,显示人的自由和价值。
道德信仰的确立对人们道德境界的形成及其高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德境界指人们在道德上的觉悟程度和实际达到的水平。道德境界与人生境界密不可分,人生境界是指人们在人生问题上的觉悟程度和实际达到的水平,二者在最高层次上是合二为一的。因为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就是关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层次上做人,而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难以把二者真正分开。比如,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既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的道德上的最高境界。道德信仰之所以具有提升人生境界的功能,因为它和个人的人生信仰密不可分。人生信仰是一个带有整体性、综合性的信仰,从外延上看,人生信仰包含着道德信仰,道德信仰是人生信仰在道德领域的表现。人生信仰对人格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设置人生的理想目标,提升人的人生境界。由于道德信仰与人生信仰的密切关系,它们共同提升人们的人生境界。道德信仰一方面赋予人生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又促使人尽力去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从中充分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幸福。可以说,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他信仰什么样的道德和为何信仰这样的道德,对他的整个人生具有总体的和根本的意义。
2.从道德信仰的形成机制看
道德信仰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的互动过程。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的体认机制、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需要的体认机制涉及对人性、人生的价值、人的使命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体基础;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涉及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社会规定性和制约性、社会价值、社会道德规范及其教化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客观条件;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涉及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客观方面的动态的统一。这三方面构成了道德信仰形成的基础、条件和动因。或者说,道德信仰的形成有其自我的、社会的、心理的基础和根源。
道德信仰尽管也离不开教育、熏陶,但它终究要与个体的主体自觉相一致,和从自己个体的生活阅历自觉形成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才能转化为个体的内心信念。列宁说:“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的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话。”[28]通过社会生活,人们获得了对社会道德关系的认识和道德情感的体验,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理解、把握和构建自己的道德信仰模式。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人生遭遇对于他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信仰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果不把处理外在各种关系的价值态度转化为对自己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人生道路等内在问题或内在方面的理解和把握,就不会形成自己的道德信仰。道德信仰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生价值的展现过程。“人在充分展示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潜能的同时,展示了自己的人生,使其成为一种道德人生或美德人生的化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人应当道德地生存和生活’是‘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之根本问题的道德本体论意味的理由所在,也是我们确信积极的人性理解乃是人类道德之内在根源的根据所在[29]。”
3.从道德信仰危机的根源看
道德信仰危机是多方面的,有社会方面的,有个体方面的;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就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而言,道德信仰危机实质上就是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道德信仰危机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因为道德信仰一方面是对人生价值、存在意义的统摄性把握,另一方面它又取非理性的形式,具有最为稳固的存在形式。”[30]道德信仰危机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其实质是在重新掂量道德在人生价值中的地位。在有些人看来,宁愿过虽不崇高却很快乐的日子,不愿过看似崇高却穷困潦倒的生活;与其做一个总是吃亏的君子,不如做一个虽然平庸却很实惠的“俗人”。道德价值在人生价值中被边缘化。且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的某些生活现象为例,“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信仰危机,一度高涨的对某种理想目标的虔诚、激情、狂热带来的却是残酷、破碎、冰冷的现实,人们陷入了困惑、迷茫、彷徨,甚至导致了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90年代后,在对传统道德的反叛中,伴随着市场化的东风,享乐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对物质、金钱、欲望的沉迷取代了以往的崇高理想和信仰。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一时成为时尚,出现了“酷一族”、“飘一代”等。“酷一族”的标志包括女人剃光头、叼烟卷、戴墨镜、穿露脐装等;“飘一代”则伴随着理想主义玫瑰的凋谢,对政治冷漠,对形而上学问题拒绝;而表现出对物质的狂热,对快乐的迷恋和对自我的崇拜,他们的口头禅是“只有快乐是最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历史太老,未来太远,只有抓住现在最好。”可见,正是对以往人生价值观的怀疑和迷茫,使一些人对道德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动摇了人们原来的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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