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人喝酒

2008年9月，笔者开始对海南省保亭县毛感乡的杞黎进行田野调查。这个田野点最初进入笔者视野，缘于保亭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推荐，说毛感号称“海南的西藏”：一是交通不便，山高路远；二是毛感民歌很出名，在黎族“三月三”盛会中总少不了毛感民歌表演。此后，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得知毛感为黎族传统聚居地区。据《明府志》卷20记载：陵水生黎距县城一百里……自县城西一百一十里入生黎界，凡十八弓……母感、母岸、指仑……十六弓环居小五指两山之间。在半个世纪前，梁钊韬写道，“在保亭县的杞黎和在乐东县的侾黎之间，又纵列着：好梧岭、马咀岭及尖岭，又成为杞、侾两支族主要聚居地区的自然分界线”。^[1]毛感便处于这一地理位置之内的马咀岭东部。在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毛感被划归为合亩制地区，列为调查范围。

笔者分别于2008年的9月、11月，2009年的1月、3月和2010年的2月、7月在毛感乡南好村调查，累计约六个月的田野调查时间。这六次参与观察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村里浓郁的情感表达，最典型的场景便是喝酒，喝酒的时候唱歌、“搞杯”，热闹异常，明显异于我们日常饭桌上的喝酒，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景观。刚开始笔者并不想参与，觉得绘制社区地图、系谱调查才是我的正事，喝酒玩乐纯属浪费时间。但随着调查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便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平时那些不善言谈的村民，那些视我为不存在或奇怪客人的村民，在酒桌上就像换了一个人，能言善辩，爱开玩笑，更重要的是好像跟我很熟，主动跟我聊天，仿佛我想了很久怎样让村民认同、接纳我的问题通过喝酒解决了。随着观察的进一步深入，我逐渐相信他们喝酒并不单纯是为了喝酒，喝酒的过程融入了村寨生活太多的方面，这一点在春节期间表露无遗。正月初一、初二村民都不出远门，活动范围就在本村。我的房东在这两天把村里每家都跑遍了，手里拿着鞭炮，点燃后从一家房屋走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直到鞭炮放完。然后主人出迎，邀入酒桌，喝酒、聊天、唱歌、“搞杯”。整个村寨仿佛就是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村庄历史上经历过三次迁移（每次距离不过两里路左右），加上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简单做法（如民房改造），黎族文化中的典型特征（如船形屋、织锦、山栏稻、文身等）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诸如此类，让我产生是否还存在黎族文化的疑问，若有，黎族文化是什么？怎样把握这一文化的特征？这便促发了本文的思考。

随着观察的逐步深入，我逐渐察觉到当地更为隐秘的主要发生在夜晚的情感现象：恐惧。本文冒险将“恐惧”作为窥视毛感黎族社会的主题。之所以说冒险，是因为原来把情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以及怎样研究情感都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情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自然的生理心理反应而非文化习得，是私密的自我感受而非公开的群体文化，是一种非理性冲动和无意识过程，是杂乱无序的，是社会科学既无法研究也不值得去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对于“情感”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仍莫衷一是。而恐惧在人类情感中又更易被视为与生俱来的简单自然情感，更易被理解为生物本能或心理反应，而不是文化现象或缺少文化内涵。在由多种情感组成的连续统上，恐惧往往与罪感、耻感构成这一连续统的两极（e．g．，Levy and Rosaldo 1983）。自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发表以来，耻感与罪感曾被广泛接受为文化现象，对应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而恐惧，无论是在生物进化论的集大成者达尔文看来，还是在潜心研究情感四十余年的艾克曼的眼中，均被视为最简单、最自然的情感表现。达尔文在对恐惧的生理表现做了大量描述后，认为人类的恐惧表情与动物的恐惧表情具有一致性，人类的恐惧之情是进化的产物。艾克曼则试图用大量的例证证明恐惧是全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之一，以验证其情感普同论。因此，对于什么是情感？怎样研究情感？尤其是恐惧能否被研究？等等，这些将是本文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通过海南毛感高地黎族恐惧情感的描述，力图达成以下两个目的：第一，以情感分析为工具，认为情感不能被“身心”两分，它既不仅是自然发生的生理心理现象，也不仅是对社会结构被动反映的结果，而是一个交互过程，本质上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是一个日常生活实践过程。第二，描述我对海南毛感高地黎族日常生活的理解，他们用一种反映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奋斗和适应他们高山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其社会功能。毛感黎族在恐惧的展演过程中实现了当地的社会控制，具体表现为人们对祖先鬼、禁术和异常人的感受及如何把人们从这些恐惧中解救出来。恐惧的根源主要来自对社区共同体的威胁，对恐惧的化解主要是设置了一种社会规范，通过恐惧情感的表达及化解，人们进一步维持与再构了当地理想的社区共同体。

【注释】

[1]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第9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