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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时间:2023-03-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概而言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文化本体论和文化象征论。这种研究取向反映出对文化象征意义问题解释的关注。可以说,摩尔根和博厄斯在看待人类心智上是截然不同的。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至今仍在这两大范式创下的知识传统中发展。此后,情感人类学研究著作不断涌现,俨然出现了一个情感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研究情感_僵化的田野:从双喜婚到恐惧

综观现今的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形形色色的反思和“解构”之下,我们存在着腐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的危险,这个基础就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作为人类学来说,便是“文化”与“田野”。回顾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便会发现人类学在这两方面一直是有着否定自身的勇气,但基础是否仍然存在?

在达尔文进化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学者试图建构一幅以“野蛮人”为起点、以“西方人”为终点的文化进化图景,可以说进化论的发展就是人类学的起步。针对进化论来说,传播论可以说是一种退化论。它以另一种形式来展示人类文化的退化图景:以文化特质在各地的分布来分析、排列此类文化的时间和空间顺序,最终告诉我们从远古社会文化中心渐次传播开来的文化特质形成了今日的文化现状。以博厄斯为创始人的美国历史学派作出了人类学自产生以来的方法论上的重大转变:反对进化论和传播论的演绎法,而强调归纳法;并提倡文化相对论,即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各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功能论则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其中的文化功能和结构功能引领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时代,其方法核心“田野工作”至今仍是人类学者奉为圭臬的职业准则。结构人类学借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试图解决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问题,它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对人类社会存在普遍心理结构的剖析,更在于它对诸如图腾、亲属结构、社会组织和神话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全新解释,更重要的是在这类研究中体现的方法论上的启示。

进化论、传播论、历史文化论、功能论、结构论虽然遭到批评,却也不失为人类学理论的范式之一。正如人类学家奥特纳在《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一文中所说:虽然过去人类学从来也没有以单一的范式统一过,但是至少当时有一些大的理论可以供学者相互攻击。现在,即使是这样的讨论,学者们也对之淡漠了。我们不再互相谩骂。我们不再以派别来划定我们之间的界限,或者说即使我们能够划定派别的界限,也不知如何为自己定位。这段话成为世纪之交人类学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段话是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出现的多元化倾向,也彰显出人类学家对自己从事的这门学科之学科基础的怀疑和学科阵营淡化的忧虑。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不在于要以一种理论统领其他理论,而在于有其内在的自我反思能力,这种反思应能加强我们对人类各种文化类型的观察和理解,而不是以推翻其他理论为目的。格尔兹的“阐释”具有这种反思的能力,但“深描”方法的困境在格尔兹关于“眨眼”的例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解构”、“后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文化研究陷入学者的“自说自话”,又能在已有知识谱系之上获取新的知识,便成为后来者必须面临的问题。

概而言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文化本体论和文化象征论。文化本体论认为文化本身便以某种稳定的形式存在,这种文化可以通过参与者的观察和对信息提供者的访谈而加以描述。人类学的大部分文化研究属于此类,他们一直在描述其他社会中存在的这些可见的文化模式——仪式、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等。文化象征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它强调文化本质上是象征符号系统,由此而强调对文化行为的理解研究,即在考察文化行为的同时,尤其注意行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和意识,以及特定社会中群体的观念和意识。这种研究取向反映出对文化象征意义问题解释的关注。简言之,文化本体论认为文化是稳定存在的客观实体,只待人们去描述;文化象征论则认为文化是指引人们行为的内在意识,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中的“索引”,我们只能去理解它。

与此对应,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两大传统:由摩尔根开创的文化普同论和由博厄斯开创的文化相对论[8]。文化普同论相信全人类的心智是普遍一致的,相信只要生态环境和技术相同,人类社会将会经历相同的进化或退化过程,其根源在于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相同的智力原理和同一的物质形式。

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种社会文化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文化价值是不能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衡量他族文化中的同样事物和活动,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价值和功能是不相同的,并不存在人类文化的普遍法则。由此,博厄斯加入了传统这一概念,认为不同文化中的人是通过自身的文化传统来感受周围环境,而对一既定的人类群体来说,他们的传统是一整套累计的意义:集体性的、历史性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使得他们的感受成为概念。

可以说,摩尔根和博厄斯在看待人类心智上是截然不同的。摩尔根认为人类文化是对客观环境的实践,而博厄斯在客观环境和人的实践之间加入了“传统/理论”这一环节,每种社会独特的传统/理论导致了这些社会不同的文化。摩尔根和博厄斯的差别在萨林斯的图表中表现得更直观(见下图)。

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至今仍在这两大范式创下的知识传统中发展。来自摩尔根的传统在客观世界中来解释文化,来自博厄斯的传统则认为我们早已戴上文化的眼镜来看待这个客观世界。“因此,思想和语言在摩尔根的观念中,是作为记号而发生作用的,而在博厄斯的观念中,则基本上是一个象征的问题。”[9]人类学对情感的研究同样在这两大范式中展开。

图1 博厄斯和摩尔根文化解释的差异②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类学的情感研究基本隐含在人类学对亲属制度、政治、经济和宗教研究之中,其中较突出的是北美的文化与人格理论。70年代以后方出现直接研究情感的人类学著作,如美国人类学家吉恩·布里格斯对加拿大乌特库部落的爱斯基摩人的研究[10],罗伯特·莱维对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人的研究[11]。此后,情感人类学研究著作不断涌现,俨然出现了一个情感人类学的分支学科。那时对情感的兴趣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在人类学,也出现在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和女权研究中。关于理解情感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是对一系列因素的回应,包括对社会科学将人视为“信息处理器”的机械化认知方式的不满,也是对阐释视角兴起和“局内人”观点复兴的回应,更是对情感本身的反思。过去将情感排除在文化理论之外是一种人为观点的产物:即情感在人类经验中占据的是自然和生物的范畴,因此被视为是一致的、无趣的和无法进行文化分析的内容。从超越其原有的精神生物学框架到关注情感的社会关系、交流和文化方面,情感理论为社会文化理论本身承担了新的重要作用。保持对情感解释兴趣的这种文化视角使得拓宽人类学家的视野变得可能,包括对“心理学”的传统敌意。

按照人类学中源于摩尔根的文化普同论和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这两大范式来组织,我们会发现:情感普同论者相信情感在所有人类社会中是普通相似的,具体表现为进化论和行为学视角、心理人类学和语言学视角;情感相对论者则认为人类情感是由文化所模塑,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表达,具体表现为情感与民族心理学、社会结构视角。

总的来说,情感人类学在人类学两大传统内产生了两类民族志学者和两种情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一为建构论者,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象征的阐释者,从事这类工作的学者追求不同社会文化间好的翻译,因而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访谈和情感词汇;其二为移情论者,也可以称其为情感的占卜者,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展开情感的描述,此类学者追求好的共鸣,从而产生了大量情感叙述。诚然,这两大范式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正是这些著作构成了情感人类学的基础。但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对于建构论著作,我们看到很多情感词汇,似乎当地人的生活均为情感词语的操演,却看不到操演者的情感;对于移情论者,则类似于按照剧本进行配音而产生的一部电影,虽然生动却过于理想化。人类学近期的发展也出现了修正这两类范式的著作,如把这两者融合起来联结情感和意义,或将身体重归于情感体验。

本文主要以情感人类学视角来研究文化,认为文化既不是不可变更的实体也不是潜藏在人们心智中的神秘物,文化是在作为整体性存在的社会共同体中人们的生活和创造。本文将情感作为社会与文化的范畴而非自然的生理心理范畴,按照实践逻辑来组织情感分析,即在具体的民族志情境中展示当地的情感生活,认为只有在共同体和实践的意义上,情感的理解才成为可能。本文将通过对海南毛感高地黎族恐惧情感的分析,来描述我对海南毛感高地黎族文化的理解,他们用一种反映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奋斗和适应他们高山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恐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恐惧的社会控制功能。

【注释】

[1]格思里(W.K.C.Guthrie).希腊哲学史(剑桥)[M]第3卷,1969:418.

[2]卢春红.情感与时间——康德共同感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5.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82.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308-310.

[5]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2.

[6][英]休谟著.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Emotion在已出版的译著中既有被译为情感也有被译为情绪的,如[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著,孙俊才、文军译的《情感社会学》的英文书名为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而由K.T.Strongman著,王力主译的《情绪心理学》的英文书名为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8]这两大范式的分类是根据马歇尔·萨林斯对传统人类学文献作出的富有创造力的综述的借鉴,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文化与实践理性[M].赵丙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0.

[9][美]马歇尔·萨林斯著.文化与实践理性[M].赵丙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0.

[10]Briggs,J.L.1970.Never in Anger: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

[11]Levy,R.I.1973.Tahitians:Mind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ety Island.Chicago:Univ,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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