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转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刁　莉

自1989年苏联解体及大部分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以来，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除了涌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思想以外同时也活跃着许多的东欧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转轨思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各种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实践而日益成熟，经济思想与实际的国家经济转轨实践相结合，而且“独具特色”，呈现非常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和非常有创造性的观点，对后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东欧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东欧的经济转轨思想具有明显的按照经济发展特点和阶段而呈现的流派特征。

一、东欧国家转轨时期的特点

转轨初期的东欧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经济转轨伴随着各政党和派别的激烈理论争论，解决某些重大经济问题的方法是以左、右翼政党、激进派和渐进派的不同观点作为指导原则。可见“转轨”既包含政治转轨又包含经济转轨，而政治转轨影响着经济转轨。所以，东欧的转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改革”，它是在一个特定社会框架、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问题。转轨更意味着从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向某种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的转变。

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特点之二是经济转轨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由此而使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更加剧烈: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处于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进程中，这种变迁必然导致国家与社会、社会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诠释。

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特点之三是“多元化”。东欧经济和政治转轨的任务具体化为三个多元化，即所有制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和政治体制多元化。这表明这一时期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变量”与“不确定因素”很多，那么各国根据国情，怎样有效地调节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国家怎样缓冲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震荡方面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

以上的主要特点揭示了关于一个区域、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适用任何“模式”的，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需要根据实际的发展诉求以及创造性的思维来解决这片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问题。

二、发展中的东欧经济学派

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理论争论十分激烈。自1989年政局剧变后，几乎各种思潮和经济学派的思想都涌进了俄罗斯东欧地区。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不再像初始阶段那样盛行，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开始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东欧学派的思想自1993年起重新对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产生较大的影响。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步形成具有当代特点的东欧经济学:它是在原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夭折后，照搬西方模式又遇到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思想理论来源看，当代东欧经济学既继承了原东欧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兼顾等，但也吸收了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如私有经济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资本增值理论、产权和产权分割理论，等等。近年来，随着左翼力量在东欧政治舞台上的上升，并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执政或参政的资格，新老东欧经济学派的观点日益受到重视。例如: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原则的论述、关于市场经济的模式多样性和不断发展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关系以及私有化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和国家职能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的论述、关于国内和国际双重市场机制和双重市场调节的理论、关于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论述等。

东欧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思想按经济转轨的时期来划分，主要转轨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在前十年与后十年。前十年的发展主要分两个流派，后十年的经济发展也主要分为两个流派。

(一)东欧经济转轨前十年的转轨经济学流派

主要针对前十年东欧各国的经济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原则上是必要的，但不能走激烈、激进和极端的路线，而且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要更高，国家所有制的程度也要更高，还要保护国内的“生产者”，主张走“特殊的国家道路”。

1.主要体现在以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为主流代表的研究;这方面有以下著名的俄罗斯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沙塔林、利沃夫、博戈莫洛夫;罗马尼亚经济学家彼得·潘莱鲁;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扎克·阿罗约等。他们认为在借鉴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时没有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

在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确有盲目照搬的教条主义之嫌。有些国家政府和经济学家忽视了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和理论基础，因此，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和理论，运用于东欧国家却黯然失色，甚至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如西方中央银行制定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托的货币政策暗含三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货币政策的运用不以财政政策为转移;二是拥有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有完备的银行体系和金融规模。这三个前提条件东欧国家都不具备，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头几年。也正是这三个前提条件的不具备，才使西方经济理论在一些东欧国家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具有一定局限性。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经济学家对一些国家选择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最自由化的经济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扎克·阿罗约指出，我们的另一个基本错误就是选择了不符合保加利亚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超级自由化—保守主义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合理的、经济主体已完全独立的、市场机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是适合的。而我国的经济根本就没有实行这个体制的前提条件。恰恰相反，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得完全相反: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缺少独立和自主的经济主体、缺少能运转的市场机制和经济立法。所有这些“缺少”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些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清楚的，但对于作决定的政治家来说却是不清楚的。实际上，这些做法都因毫无障碍地得以实施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基础。

2.前十年第二个流派是，具有浓烈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特点的“政权结合”且带有实践性的“真正改革家之称”经济学派

代表人物有俄罗斯的亚夫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彼得拉科夫、梅利尼科夫和米哈伊洛夫等，中东欧主要是以鲍·格拉迪纳罗夫为代表的东欧左翼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在当局政府中位居要职，尤其宝贵的是可以把自己对经济转轨的观点及看法运用到实际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他们的观点，直接可以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进行实际的实践。他们主要认为选择的改革序列不对，认为必须实行私有化、取消垄断、形成市场结构，然后才是财政稳定措施和经济自由化。彼得拉科夫认为，1992年实行的价格自由化造成了经济过程的监督失控，此外若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调节，没有建立市场基础结构的纲领向市场过渡是不可能的。

以鲍·格拉迪纳罗夫为代表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认为，在竞争的经济秩序条件下边际支出和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是确定价格运动的唯一因素，它们却对生产产生反向作用，市场就是通过这个作用履行自己的调节职能。因此，在市场竞争不完善的条件下国家的干预就是人们所期望的，也是允许的。这种干预只能是确定经济活动规则。经济学家们形象而准确地比喻了国家的作用:在竞争的经济秩序条件下，国家就像足球裁判员，必须观察球员是否遵守游戏规则，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干预游戏本身。

从表面上看，在东欧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与西方国家曾经存在的问题相同或相似，但因双方的条件不同，所以运用同样的理论也会产生偏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关键不完全在于具体的经济理论，而在于超越一定时空条件的方法论。从东欧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转轨战略的选择并非取决于当局的主观意愿，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形势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东欧经济转轨后十年的转轨经济学流派

这些流派主要的研究主张为:在进行经济转轨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转轨国家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改革深化，为经济良性发展创造健康环境。为此，将着重加强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建设:使之与欧盟趋同;提高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调控能力。加强反腐败力度，完善征税体系、遏制地下经济。

后十年的发展目前主要因为欧盟东扩，以及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发展。按照地理划分，分为东欧(已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经济学流派和俄罗斯经济学流派。按照对经济转轨学观点的鲜明性划分，后十年的流派中又分为:新布达佩斯经济学派;美籍东欧经济学家的“新政治经济学”流派，以及以俄罗斯远东经济研究所为主的俄罗斯本土经济学流派。代表经济学家包括:尤·康斯坦丁诺夫、尼·费多连科，和德·利沃夫等以及著名的美籍俄裔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和美籍乌克兰经济学家安德烈·安抚尼奥等;这些经济学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接受了良好的正统经济学的训练，他们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既有西方经济学家常用的计量方法，又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一些新的研究工具创新。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不盲从西方经济学家，但同时拥有非常扎实的数学基础。后十年的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思想是本项目追踪的重点，是考察后十年俄罗斯东欧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交叉点与融入点的关键，也体现了后十年东欧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性。

1.新布达佩斯经济学派

“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1885—1971)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1989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我们更愿意把上述新的趋势叫做“新布达佩斯学派”。学派的思想实际上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20世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前后期的理论旨趣发生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本文只重点介绍经济学思想。东欧的“新布达佩斯学派”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转型的东欧社会。转型前十年期间此学派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国家的政治社会的架构的研讨中，集中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国内有人称为“狭义社会主义转型论”;以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为代表的学者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社会学”主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古典社会学”则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他们认为，中国，还有越南，同属于一种“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这与中欧的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相似，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研究在转轨前十年指导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并屡遭失败的挫折。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使“新布达佩斯经济学派”不断地调整研究思路和方向。后十年的研究观点与研究重点随着东欧各国的发展实践而出现较为系统的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建模的基础上，对国家经济的发展重点偏向于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摸索。研究表明:国家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促成了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样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资本的相对弱化，是东欧国家转轨初期的主要特征。政治资本的弱化，导致中央权利削弱、司法监督体系运行效能低下，这实际表现为:政策法令的实施与现实的差距很大，有人称之为“纸上的法律”，这在实际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农村土地买卖等”政策实施中可见一斑;这也说明:在转轨时期，国家在执法的能力上不仅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时期，而且也弱于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良好的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转型在很短时间内，对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但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习惯和传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还包括一些利益集团的抵制，建立适当的制度应当是成功实现转轨的先决条件，仅仅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是不够的，需要根据转轨国家的国情进行制度创新，需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转轨的框架中，市场调节的局限性，重新界定经济转轨中国家的职能。

“新布达佩斯学派”强调国家管理的作用，也探讨关于“国家管理手段”的微观与宏观层面相结合的问题，如“市场与价格”问题等，认为市场经济确实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繁荣，但市场并非万能。市场的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而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具有局限性。局限性是指在具备理想条件并应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市场对某些经济活动仍然无能为力，市场的局限性是市场本身固有的特征。在经济转轨中，它的局限性决定了必须发挥国家的力量，增强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价格机制是达到需求和供给之间平衡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不可能占有调节生产和交换手段的全部领域。由于“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实质上是产权应如何界定以及交换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Alchian，1967)，因此实现价格自由化并不是简单放开价格，而是要实现财产所有权的分散化，让每个经济主体真正拥有财产所有权。但由于大多数东欧国家在转轨期间政局动荡、权力更替频繁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造成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全，进而难以真正同国际市场价格趋于一致，而且竞争不利。所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应该履行对价格和市场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另外，市场机制本身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消费者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占相当比重，生产什么、生产过程和销售价格在某种程度上由个人或小集团决定，他们可以为追求最大利润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所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必须通过制定的法规和政策对消费者履行保护职能。

近年来，还有一些“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者把研究的目标集中在东欧居民的文教、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及环境改造等方向，充分体现了大多数东欧国家回归欧洲之后的“入盟”特征。

2.新政治经济学学派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由于东欧的剧变，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中夹杂着政治要素，所以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派”。在这种背景下，东欧的“新政治经济学派”实际上是美国“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分支，主要为转轨时初期到美国生活的美籍东欧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身在美国，同时关心东欧的经济发展，他们拥有比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同时也掌握最前沿的经济学工具，是以在学术界的俄裔美国经济学安德烈·施莱弗为代表。研究的特点是借助经济学理论工具解释转轨过程中的政治与法律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拉波塔、洛配兹·西拉内斯、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四位学者，通过整理多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第一次明确将法律因素引入到解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具体研究中。由于他们经常一起署名发表文章，学界简称LLSV组合。他们已经取得的理论成就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是法与金融宏观理论，即研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法系与金融发展，司法效率与金融发展，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发展等问题;二是法与金融微观理论，即研究法律与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法律体制的质量与企业所有权和企业规模，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问题。他们的理论不但在当代尤其是后十年的东欧经济建设发展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们的观点和研究范式比较受东欧目前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的认同。较早的经典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和罗伯特·维什尼合著的《掠夺之手》的论文集中，以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为分析工具，运用丰富的历史案例和现实案例，深入考察了公共部门的运行机理及其对经济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对研究寻租、腐败和政府治理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很多东欧的年轻经济学家利用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对经济转轨中的金融领域进行了研究，如“转轨国家外资银行引入问题”、“转轨国家金融架构的次序问题”等。它更多地是在“公司金融”、“行为金融”的微观层面对后十年东欧的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创造性的建议。

3.发展中的“俄罗斯”学派

“俄罗斯”学派是以“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为首，在总结和分析前十年经济转轨的实际经验、经过了较为深刻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信仰危机”的基础上，重新活跃起来的以俄罗斯和各独联体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上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继承了19世纪以来及前苏联计划经济时期非常雄厚和严谨的数理基础，对于数学经济方法应用层面在前辈数理学派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挖掘和创新新的经济数量方法，包括研究工具的运用开发等，在西方的经济学界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曾在前十年转型期间移居至美国等西方国家，被美国芝加哥、哈佛、耶鲁等大学聘任，他们的一些数量经济学思想在经济学的生产消费、技术与效率、微观金融和宏观经济增长等方面仍发挥着效用。第二，以俄罗斯社会科学A.阿尔巴金，为代表的一直活跃在俄罗斯东欧本土的经学家。他们作为当今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经济内参”人员，其经济学思想正影响着以俄罗斯为首其他独联体国家后经济转轨时期国家的治理，他们的学术思想在转轨国家都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大都是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在经历了俄罗斯转轨期间的“信仰危机”之后，在转轨后十年的今天，由于前苏联的各大高校及研究团体将“政治经济学”专业合并到“社会学”的大科目下，所以在研究的内容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更加关注一些和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如公众的意识，道德和政策的积极作用对经济的影响等，研究的方式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结合的方法。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经济转轨的“私有化改制”问题、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经济民主和社会权利问题。第三，还有一部分学者，采用经济学和法学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经济转轨的后十年，尤其是普京总统上台后的时期，应该恢复重建垂直权力体制，完善法制体系，发挥法律的监管作用，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更倾向于运用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方法主要研究腐败、司法体系的改革等问题。

参考文献

［1］［俄］A.阿巴尔金主编:《经济问题》1992—2011年全期。

［2］［俄］B.伊科纳托夫斯基主编:《经济学家》1992—2000年全期。

［3］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Bekaert，Geert and Campbell R.Harvey，Capital flows and the behavior of emerging market equity returns NBER Working Paper，1998，No.6669.

［5］Chen Kuan，Jefferson Gary H.，Rawski Thomas G，wang Hongchang，Zheng Yuxin:New Estimates of Fixed Investment and Capital Stoch of Chinese State Industry，China Quarterly 1998.

［6］Chowdhury，A.R.Stock Market Interdependencies:Evidence fromthe Asian NI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1994，16，p.629.

［7］Darra，A.，M.Zhong，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Driving Forces in the Asian-Pacific Stock Markets Financial Review，2002.

［8］David Natali，the Reformed Pension System of Estonia，Service Public Federal Security Social，2004.

［9］Errunza V.and Losq E.，International asset pricing under mild segmentation:Theory and test Journal of Finance，1985，40，No11，pp.105-124.

［10］Elaine Futlz，Romas Lazutka，Pension Reform in the Baltic States，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2006.

［11］Gary Gang Tian.，Are Chinese stock markets increasing integration with other market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and other major markets?Faculty of Commerce-Papers.51.

［12］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1995.

［13］Katharina、Pistor.Martin Raiser，Stanislaw.Ctelfer，Law and finance in Tran Sition Economies，EBRD.Working Paper#49，2000.

［14］J.E.Stiglitz，Whither Reform?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15］Jan Adam，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ic in Hungary，Europe—Asia Studies，No 6，1995.

［16］MariaJarosz(ed.)，Polish Employee-owned Companies in 1995.Warsaw:PAN-ISP，1996.

［17］Richard Disney，Crises in Public Programmes in OECD:What are the Reform Op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2000.

［18］Tallinn，2005 National Strategy Report on Adequate and Sustainable Pensions，Estonia，July 2005.

［19］Tito Boeri，Axel Boersch-Supan，Guido Tabellini，Pension Reforms and the Opinions of European Citizen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2.

［20］W.Kolodko，Incomes Policy，Equity Issurs，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Finance and Development，Sep.，1999，Vol.36，No.3.

［21］Word Investment Report:United Nations，1995.

［22］William Dan Perdue，Paradox of Change:the Rise and Fall of Solidarity in the New Poland，Westport，Conn.Praeger，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