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张昌平
考古学文化上属于商代晚期的是殷墟文化，一般认为，早于殷墟文化的二里冈文化，是代表着早商的考古学文化。早商时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两个地点，两个地点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分别为约近300件和400件。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器类，包括有鼎、鬲、甗、簋、觚、爵、斝、壶、盘等容器，钺、矛、戈、镞、刀等兵器，以及斧、锛、凿、刀等工具。
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在文化和技术上都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发展到殷墟文化时期，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二里冈文化之前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形成时期，二里冈文化青铜器是考察中国古代青铜器特征形成的重要视角，由二里冈文化青铜器进而研究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特质。因此，自二里冈文化及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发现以来，中国和海外学者对于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研究一直都颇为重视，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海外学者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早商青铜器形制和技术特征、早商与晚商青铜器在技术和礼制上的渊源关系、早商青铜器形成的文化背景、早商青铜器所代表的中国早期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时代所处的地位和特征等。本文拟对海外学者的这些研究，作一动态追溯，在此基础上，再总结海外学者在全球视野下的研究特征，比较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本文将海外学者对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研究，按发展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二里冈文化发现之前的研究、20世纪下半叶二里冈文化发现之后的研究、21世纪考古发掘材料全面发表之后的研究。
二里冈文化发现发掘于1952年，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工作，明确了郑州商城是早于殷墟文化时期另一处都城级别的政治中心，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在年代上早于殷墟文化青铜器。这是在考古学上首次认识到殷墟文化之前的青铜器。
在此发现之前，虽然早于殷墟的青铜器在传世品特别是海外的收藏中已经存在，但当时的考古学家甚至还不能将西周时期之前的青铜器进行年代区分。在海外，当时最杰出的两位艺术史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和罗越(Max Loehr)在对青铜器的研究中，已经涉及早于殷墟的青铜器，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高本汉是最早尝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作出逻辑分析的海外学者。他以海外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为主要材料[1]，将青铜器纹饰作出类型学的统计分类，来尝试寻找青铜器纹饰组合的规律，他由此提出青铜器纹饰如饕餮纹的变化，是由写实向分解的抽象几何形纹发展。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文章讨论这一理论[2]。
与高本汉(B.Kalgren)通过纹饰分类统计的方法而建立的各种纹饰由写实到抽象的逻辑系列相反，罗越的分析试图综合考虑器物的总体特征，包括形状、装饰和工艺特征，将不同青铜器的形制特征特别是纹饰特征内聚，由此方式建立起他所说的“安阳时期”(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的五种型式，表达先后相承的发展序列。五个型式中表现在兽面纹的装饰上，其中的Ⅰ型青铜器纹饰是平面上凸起的细线，纹饰呈带状;Ⅱ型青铜器的纹饰则是稍宽的带状的。Ⅲ—Ⅴ型青铜器纹饰由细密流畅进一步发展到多层次、地纹和主体纹饰分化，由此表达的兽面纹的动物形象轮廓清楚，繁简分化[3]。罗越所列的纹饰由抽象到具象的系列，无疑迥异于高本汉的观点。
由于罗越提出的这五型青铜器纹饰发展系列，在文章发表时尚无二里冈文化考古发现的学术背景，因此罗越并不知道，他的第Ⅰ、Ⅱ型青铜器其实并不代表“安阳时期”，而是应该属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罗越列举的第Ⅰ、Ⅱ型例证中的柏林亚洲艺术馆藏兽面纹盉和另一件兽面纹罍(图一)，都可以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青铜器中找到相应的对应物。因此，罗越有关青铜器前三型年代较早的推论随即被郑州、盘龙城等考古发现所证实，使得罗越之说大为盛行。罗越此后又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观点[4]，在今天欧美学习中国艺术史的参考文献中，半个世纪之前罗越的文章仍然在列，可见其经典的意义。
罗越提出五型的观点之前，海外学者甚至就有对早期青铜器细致的观察并形成很好的认识。戴维森(J.LeRoy Davidson)通过观察一些商时期青铜器所饰窄细而凸起的纹饰，认识到那些阳线状的纹饰是应该直接在陶范上刻画而成的[5]。纹饰是范作还是模作，迄今仍然是个争议中的问题，但戴维森就阳线纹饰制作方式的认识，则无疑是正确的。这个认识，又直接影响到其后罗越的观点:在陶范上直接制作的阳线纹饰，从技术的角度而言较为简单，因此这种纹饰被罗越列为上述最早的Ⅰ型。
随着在中国发现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结束了罗越和高本汉所代表的两个学派之间关于商时期青铜器发展阶段的论战。这场论战，对今天海外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仍然产生着影响[6]。
1.罗越Ⅰ型柏林亚洲艺术馆盉 2.罗越Ⅱ型兽面纹罍
图一 罗越第Ⅰ、Ⅱ型青铜器
20世纪50年代郑州商城的发现和二里冈文化的确立，在海外学术界引起了高度的注视。郑州商城的结构和文化内涵，意味着殷墟文化之前存在又一个体现“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的文明，郑州商城就极有可能是代表这个文明的都城。在这种背景之下，“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对象”[7]。
参考郑州商城和盘龙城发现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一些收藏于海外博物馆的青铜器很快被确认属于早商时期，其中如收藏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较多的皇家安大略美术馆，其收藏这一阶段的青铜器有鼎、鬲、爵、斝、罍等[8]，以及旧金山亚洲艺术美术馆布伦戴奇藏品(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的盉、鬲、觚等[9]。对于中国青铜器在海外的研究而言，这在认识上是一大进步。
真正意义上对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作出研究的，是罗越的学生贝格立(Robert W.Bagley)。由于郑州商城发现的青铜器较为分散，资料发表不多，贝格立选择了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并作出了专题的研究:《盘龙城:湖北发现的一座商城》(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bei)。[10]这也同样是一篇当今学者仍然在引用的经典论文。
贝格立的研究是着眼于中原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关系这一商代政治地理命题。他通过青铜器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指出盘龙城与郑州商城相似的中原特性，同时在长江流域内与其他相关遗址共存的土著特性。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二里冈文化时期之后在长江流域出现了一些自身风格特点的青铜器，而典型的殷墟文化遗址这一时期的南方或其他区域少见。因此他推测在二里冈文化时期盘龙城遗址反映了商王朝的政治扩张，促进了地方青铜铸造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到了殷墟这个阶段，区域文化纷纷兴起，迫使商王朝从长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区撤出。
贝格立对盘龙城青铜器的研究首先关注于青铜器在中国的起源问题。通过比较盘龙城青铜盉(PLM2:20)和早期陶盉，他发现这些盉上都有一些相似的细节特征:盉顶和鋬上有仿铆钉状的乳钉装饰(在盉盖上表现在装饰有类似于兽面纹眼的纹饰，在鋬上则表现为突出的乳钉纹饰)，盉顶和器身结合处有凸出的边轮、鋬与器身的连接处有方块状的结构。在他看来，这些乳钉、边轮、块状结构都与金属锻制技术中连接器物不同部位而使用的技术特征相符，是早期锻制技术使用后的一种遗型。如果是这样，就说明在中国传统的铸造青铜器之前，可能也像西方一样存在着锻造金属的工艺。
图二 贝格立盘龙城论文抽印本
盘龙城所反映的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器形变化则反映出中国早期青铜器器类的渊源关系。贝格立认为二里冈文化时期最为常见的爵、斝都来自于对同类陶器的模仿。他排列出青铜爵的形态早晚发展序列——早期无柱，仿陶器;之后爵器身逐步增高，出现折腹，颈和腹部分离，尾部加长加高。对于青铜斝，他指出斝的造型也是由简单变为相对复杂的过程。
早商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向晚商殷墟文化青铜器过渡演变的研究自然也会是贝格立盘龙城这篇文章所关注的。我们知道，晚商青铜器装饰繁缛，纹饰多满幅面、多层次的兽面纹，出现扉棱、雷纹等因素。贝格立认为扉棱的出现与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侧装足陶鼎的鼎足与二里冈文化青铜尊上的曲线轮廓之间具有一定传承关系，这又影响到了安阳时期扉棱的出现。他批评传统看法将扉棱的出现和消除范缝等同起来，认为扉棱出现的原因更应该考虑文化传统对纹饰布局、强调纹饰中轴线等审美上的影响。
贝格立对于盘龙城的研究是在较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当时，中国尚处于“文革”之中，考古资料发表极少，中国学术包括考古学对西方学者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学者对于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研究很难充分展开。
1980年开创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新纪元。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大型文物展览《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应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地巡回展出[11]。这次展览不仅编辑出版了研究水平较高的图录[12]，还组织有一场包括铸造技术研究的青铜器学术研讨会[13]。此前《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考古学刊物复刊，这使海外学者得以了解中国浩如烟海的青铜器资料，此后日渐开放的社会也使海外学者能够亲历中国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时段的青铜器一样，二里冈文化青铜器也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注意。
贝格立也继续着他对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研究并成为海外学者在商时期青铜器研究领域中权威地位。在“里程碑”[14]式的《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器》一书中[15]，贝格立继续关注中国可能存在的锻造工艺问题。他通过对齐家文化出土盉的观察，指出了当时在中国西北部可能存在一个金属锻造的技术区，这一技术对于其后的中国金属制造起源可能产生影响。在《剑桥中国先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一书中，贝格利还强调了二里岗文化对于周边的扩张，这种扩张又刺激了南方青铜文明的兴起，最终反过来使商朝放弃了其在边远地区的统治[16]。
由于贝格立对盘龙城青铜器的研究，使更多的学者相信二里冈文化时期不同的区域青铜器及其政治背景具有相当一致性[17]。但是，并不是所有学者与贝格立有相同的看法。巴纳(Noel Barnard)认为贝格立锻制技术起源一说毫无道理[18]。
进入21世纪，二里冈文化时期两个最为重要的遗址郑州商城和盘龙城的发掘报告差不多同时出版[19]，为海外学者研究这一时期青铜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刘莉和陈星灿根据其研究，认为在早期国家形态下，二里冈文化将当时最重要、最先进的社会生产——青铜生产及资源进行了控制[20]。因此，虽然盘龙城发现有冶炼青铜的遗迹，但盘龙城的青铜器应该是在郑州商城生产，而后输入到南方。
杜普(Robert L.Thorp)是继张光直之后第二个论著商文明的西方学者，但他更侧重于物质文化特别是青铜器材料。他认为二里冈文化创造了大规模、广泛的青铜铸造工业。同时期的盘龙城虽然只是一个小城，虽然在盘龙城发现了一些铸造迹象，但大部分特征与郑州青铜器相同。青铜器器形、器类和纹饰几乎都与郑州如出一模。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与郑州相距遥远，但盘龙城仍然应该是与二里冈文化不可分割的同一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之外的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以及南方的安徽、湖北多处发现青铜器，这些情况说明二里冈文化时期作为青铜容器使用的中心，其技术和系统为更为广泛的地区作采纳，而这些地区在其后的中商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生产中，不再像盘龙城一样，在政治上属于中原系统[21]。杜普认为青铜工业在中商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工业，这一看法为理解殷墟文化时期南方青铜文明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理解。
海外二里冈文化研究另外一个高潮是2008年4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亚洲文明研究唐氏中心主办的“二里冈文化的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会议[22](图三)，参加此次会议的有美国、中国、英国、法国等不同国家学者。这是海外首次就一个中国考古学文化主办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由此可见海外学术界对于二里冈文化的重视。
图三 普林斯顿大学亚洲文明研究唐氏中心主办的“二里冈文化的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会议网络截图
二里冈文化的艺术与考古会议论文集尚未出版，但我们仍然可以获知一些该会议的研究动态。贝格立与张昌平分别在会议上作了主旨发言，贝格立认为二里冈文化是殷墟文化的重要前奏，其青铜器作体现出了的艺术水准，甚至并不比殷墟文化青铜器更为逊色[23]。张昌平提出盘龙城青铜器所反映的二里冈文化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器用制度的形成时期，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等级、礼仪为核心的礼制的形成时期[24]。在会议上，贝格立曾经提出的“二里冈帝国”对一些学者评估二里冈文化也产生影响[25]，王海城提出二里冈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扩张，特别是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在大范围地区的特征一致性，充分说明二里冈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帝国形式[26]。
综观海外学者对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研究，他们以二里冈文化的政治体系作为大的视野，充分评价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文化成就。同时，他们由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关注中国青铜器的起源，由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关注当时文化背景下的政治系统，这些视角，都是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
【注释】
[1]1950年之前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报道甚少，即便是殷墟青铜器，当时也未出版正式的发掘报告。
[2]体现高本汉青铜器纹饰分析的文章主要有三:1.Bernhard，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8(1936)，pp.9-156，Stockholm.2.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9(1937)，pp.9-117.Stockholm.3.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24(1952)，pp.11-25.Stockholm.
[3]Loehr，Max，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1300—1028B.C.)，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1953，7，pp.42-53.
[4]Loehr，Max，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The Asia Society，New York，1968.
[5]Davidson，J.LeRoy，Toward a Grouping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Parnassus，Vol.Ⅸ，1937，April.
[6]罗越的学生贝格立(Robert Bagley)近年发表专著，研究这场学术之争。Bagley，Robert W.，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t，Cornell East Asia Series，2008.
[7]Chang，Kwang-chih，Shang Civilization，Chapter 5.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此书的中译本有两个，此参考张光直著，张良仁等译:《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Stephen，Barbara，Early Chinese Bronze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Oriental Art.1962，pp.63-67，8-2.
[9]d'Argencé，René Yvon，Lefebvre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1977.
[10]Bagley，Robert W.，P'an-lung-ch'eng:A Shang City in Hupei.Artibus Asiae，Volume 39，1977.
[11]此次展览时间是1980年4月至1981年9月，先后巡回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沃斯堡市金贝尔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在此之前的1976年3月至1976年8月，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有内容近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青铜器展》。
[12]Fong，Wen edited(Bagley，Robert W.;So，Jenny F.，and others)，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1980.
[13]George Kuwayama edited，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 Symposium，Los Ang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83.
[14]罗覃(Thomas Lawton)对赛克勒系列图录的评价。Lawton，Thomas，Chinese Ritual Bronzes:Collections and Catalogues Outsides China.Steven D Owyoung，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pp.17-37.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St.Louis，1997.
[15]Bagley，RobertW.，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Washington 1987.
[16]Bagley，Robert W.，Shang Archaeolog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68-171.
[17]Chang，Kwang-chih，Shang Civilization，Chapter 5.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18]Barnard，Noel，Wrought Metal—Working Prior to Middle Shang(?)—A Problem in Archaeological and Art-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es Early China 6，1980-1981.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20]Liu，Li＆Chen，Xingca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Duckworth，2004，p.131.
[21]Thorp，Robert L.，China in the Early Bronze Age—Shang Civilization，University Pennsylvania Press，2005，pp.85-93.
[22]http://www.princeton.edu/tang/symposia/past-symposia/erliganginvite1.jpeg.
[23]Bagley，Robert W.，Erligang Bronze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24]Changping，Zhang，Erligang Bronzes:A Perspective from Panlongcheng.
[25]Bagley，Robert W.，Shang Archaeolog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68.
[26]Haicheng，Wang，China's First Empire?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 Record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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