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神论的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普遍流行着金钱万能，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的原则。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人们行动的各个方面，都由金钱控制着。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钱可以使人富贵，位尊，买到官爵，享受荣华;无钱则贫贱，位卑，任人驱使，终生痛苦。有钱无理亦变为有理，无钱有理亦是无理。因而流行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民谚。正如恩格斯所说:“金钱是人间的上帝。”^[23]金钱和上帝一样主宰着人、控制着人，当然也就成为衡量人的认识和行为的准则了。

对于金钱的社会作用及一些卑鄙小人、贪官污吏为了弄钱而作弊的事实，中国古代不少的思想家都看到并指出过。有的思想家揭露了钱的本质，即钱与神一样起着控制、主宰作用。他们以此揭露封建社会的邪恶和弊政。在这些思想家中，对钱的本质及其对人的支配作用的认识和揭露尤为深刻的应首推鲁褒。鲁褒在《钱神论》中所阐发的思想，披露的现象，迄今仍发人深省。因此，我们在这里详述一下《钱神论》的思想。

鲁褒(生卒年不详)是西晋隐士，无神论者。关于鲁褒的事迹，据《晋书·隐逸列传·鲁褒传》载:“鲁褒字远道，南阳(今河南)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鲁褒在晋惠帝元康之后，目睹西晋统治者的腐败，社会贪鄙之风的盛行，对朝政不满，隐姓埋名，著《钱神论》，借以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以金钱为核心、为真理的弊政和鄙风，并对天命、鬼神、金钱三位一体主宰人的命运的观念作了尖锐的批判。《钱神论》问世后，“疾时者共传其文”，引起许多人的重视和共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说明《钱神论》的基本思想，我们引述其中关于“钱”的论述:“当今之急，何用清谈?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实!无异于遗剑刻船，胶柱调瑟!贫不离子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员(圆)象天。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损耗。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茕独。’岂是之谓乎?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常，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赢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赢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独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兼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云:‘钱无耳，可暗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死礼乐，为以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塞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故曰:君无财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坐和光，上交下结，名誉益彰!”^[24]鲁褒的《钱神论》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它的问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第一，鲁褒对当时社会的贪鄙之风和各种弊端作了深刻的观察，使他认识到由于“纲纪大坏”，贪鄙之风盛行，因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起支配、决定作用的是“钱”。“钱”与“神”有相同的社会作用，“钱”即“神”，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没有钱便一事无成，钱操纵着人的富贵贫贱、生杀予夺、吉凶祸福、成败得失的大权。为此，鲁褒“伤时之贪鄙”，“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就是说，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讽刺时弊，以救其失，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二，鲁褒考察了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说明了孔方兄的本质作用，有了钱可以使人富贵荣华、位尊势重，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没有钱人就没有这一切。特别有趣的是鲁褒以刘邦当亭长时，向其上司吕公献贺礼，名为“贺钱万，实不持一钱”的“空版”，而使“吕公大惊，起迎之门”^[25]和“汉祖克之于赢二”(即刘邦当小吏时到咸阳服公役，肖何比别人多送他二钱，所以后来刘邦当皇帝加封肖何二千户)^[26]为例，说明封建皇帝和上下级官吏，都是以“钱”为行动的准则。矛头指向封建皇帝，可谓有胆识。

第三，《钱神论》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从世界观、认识论上否定了神的主宰性、意志性、终极性，一反传统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断定“死生无命，富贵在钱”，说明了“天”与“钱”的不同作用，既有“钱不如天”的领域，又有“天不如钱”的领域，这不仅深刻地揭露了神学唯心主义者所炮制的天命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说明了钱的本质和作用。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封建社会贪鄙之风盛行之下，是钱支配人、控制人，而不是神支配人、控制人，“钱”与“神”的功能相同。在鲁褒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金钱万能、有钱即有理的社会面貌，窥其一斑，可得全豹了。这种揭露在当时确实是针砭时弊的真知灼见，在今天对那些宣扬一切向钱看的人也有其针砭的意义。

在封建社会中，有了钱就有了权、有了势;有了权、有了势，就有了一切，当然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权势与金钱相联，并且同样成了衡量是非、检验认识的标准，诸如:“朕即国家”，“金口玉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等等，都是说“权力即真理”，这种有权即有理的思想，长期统治着中国人民，禁锢着人民的思想。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韩非子的“人主”“操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27];从董仲舒的“三纲”、“王者承天意以来从事”^[28]，“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29]，到程朱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30]，“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31]，“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32]，“这种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都是“天下之定理”，永远不可改变的。他们认为，皇帝即真理，朕即国家，朕即真理，朕地位尊、权势大，故朕是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不能半点违犯朕意，违犯了“朕”的金口玉言，触犯了朕的尊严，便可被杀头，以皇帝为总头目，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王权统治网。皇帝派往各地代表自己统治的官吏，则成了该地区人民的“父母官”。马克思说:“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33]皇帝及其各级官吏组成了君权与父权融为一体的统治网，他们掌握着人民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金钱、权势占统治地位、主宰人民命运的封建社会里，以金钱、权势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是非、真理可言，更没有什么衡量、检验是非的客观标准。统治阶级所说的“理”，完全是“长者”、“尊者”、“贵者”等有权势的“在上之人”残杀“幼者”、“卑者”、“贱者”等无权的“在下之人”的工具、口实。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又说:“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34]统治阶级势尊位高者“以理杀人”，根本没有什么真理可言。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所宣扬的“有钱即有理”、权势即真理，不仅扭曲了人们的正确认识，而且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在今天，我们仍应看到其封建思想余毒的影响，只有彻底清除其思想影响，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