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圣人之言定是非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思想家们在探讨衡量、检验认识、判定是非的标准时，则提出以“圣人之言”为标准，也有的提出以“众人之言”为标准。

我们知道孔子在先秦时期是人、是普通人，他自己也明言:“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92]曾做过乘田、委吏，即管畜牧、仓库的小吏。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所说的话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因此不能成为衡量人们言行、认识的标准。

汉代以后，孔子和儒学的地位则逐渐提高。汉高祖命儒者定朝仪，亲赴曲阜祀孔，此后沿袭成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独尊孔学，定为国教。经过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的追谥、加封，孔子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等，并在文庙中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孔子由人变成了神，由普通人变成了“圣人”。孔子的言论成为判定、识别是非的标准，即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圣人之言”是衡量真理的尺度。

最先推尊孔子、吹捧孔子，以孔子的是非定是非的要算是汉代的“孔子”——董仲舒了。

董仲舒认为，圣人之言是判定人的善恶、是非之当与不当的标准。他说:“循三纲五常，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亦未易当也。……知之名乃取之圣，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93]这就是说，圣人窥天之意，代天行事，教化万民，使民“当善”。人们判定朝夕、方位的准则是北极星，判定是非、嫌疑的标准是圣人之言。故云:“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之言是判定人们是非的准则，《诗·定之方中·毛传》云:“度日出、日入，以正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董仲舒之言，正是此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要谈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要以孔子之言为标准。

扬雄则继承和引申了董仲舒的这种以“圣人”之言为准则而衡量是非的思想。扬雄把自己比做孟子。孟子当年曾批判杨朱的“为我”说和墨子的“兼爱”说，认为战国时期，思想战线的形势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94]孟子反对杨朱、墨翟之言流行，而以圣人之言辟之、拒之。扬雄“自比于孟子”的目的，则是以圣人之言“定是非”、“正是非”。如说:“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人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95]众人争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谁的言论为标准呢?扬雄认为，如同万物陈杂，以天为标准一样，众说纷纭，应以圣人之言为标准。圣人在世，与圣人并立于世，应视圣人之言以正众人之言;圣人亡世，在圣人之后，应以圣人之书以正众人之言。因为圣人之书是不亡的，所以不怕看不见圣人，其统一标准是永存的。扬雄认为，孔子以来，尽管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但都“一概诸圣”^[96]，一切都以“圣人”之言、之道齐之、平之，即以圣人之言为决定是非、好坏的标准。因为圣人的心常操而存，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故能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他说:“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97]

经过西汉以来历代统治者的提倡，思想家的推尊，孔子的著作成了“圣经”，孔子的言论成了“圣言”，人们的言行离开了“圣经贤传”，就是“离经叛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当权的统治者都是以孔子的言论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一些思想家为给统治阶级开统治药方，大肆宣扬“圣贤”之言的绝对真理权。特别是宋代理学的推波助澜，使圣人之言成了万古不变的终极真理。如朱熹就认为，在尧舜之后，要不是老天爷生个孔子，人们不知到哪里去讨是非标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圣人之心，天下之理”。封建统治者把“圣经贤传”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并以此作为科举选士的标准，这既抹杀了是非标准，又败坏了学风，腐化了人才。

不仅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大肆吹捧孔子，宣扬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就是一些有智识的进步的思想家，在论述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时，也常常以“圣人之言”为标准。如王廷相在论述他的唯物主义观点时，就是以“圣人之学”、“圣人之道”为根据、标准的。他认为，“学”就是学圣人之学，学做圣人之道:“夫学者，所以学圣人者也。”^[98]他夸大了圣人的认识能力，认为“圣人之心”“是神”，“圣人”“与天地同体”，所以“贯彻上下”，“通极于鬼神”，“左右逢源”，无所不知。王廷相在批判理学家的错误观点时，“推明”孔子之道为标准，认为“仲尼之道”是“万世人道之准衡”，一切都要以“圣人之道”“而参之，而衡之”。^[99]王廷相反复说明和强调人们要学习“圣人之道”，练习“作圣之功”，从儿童之时就要这样做。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把圣人之学、孔孟之道视为万世不变、贯彻上下的“极至”。

再如吴廷翰，他和王廷相一样，极为笃信和推崇孔子、孟子等圣贤的思想。吴廷翰在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圣人”说没说，圣经贤传上有没有。若有，即使是错误他也千方百计地予以辩解，若没有，就认为是无根据的谬说。吴廷翰在批驳王守仁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之非时，常常说:“若有此理，夫子何故不言?”“圣人原无此教。”“圣人当时教人，何故不只讨个致良知，若今人之说乎?”^[100]如此等等。在吴廷翰看来，王守仁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其所以是谬论，而不是真理，就在于“圣人”没有这么说过。那么，如果圣人说过了，就一定是真理吗?其实不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思想家视孔孟为圣人，极力维护孔孟之言、之道，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不了解人的认识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懂得认识的基础、根据、发展的动力、检验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圣人之言。其实，孔子、孟子不言、不见、不识、不知的事物和知识多极了，难道都不存在吗?因为世界是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人类的认识也是一个无限发展、前进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两个“圣贤”所能穷尽的。因此，以“圣人之言”作为“万世准衡”，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圣人之言”是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除了把“圣人之言”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外，也有的思想家把“众人之言”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墨子的“三表法”中，就有“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的说法，这就是把众人耳闻目睹口说的直接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百姓看见的、听到的、讲出的就是实、有，即为真理;否则便为虚、妄，为谬误。墨子就是以众人见到鬼，说有鬼而证明鬼之有，故“明鬼”;同样以众人没见到命，说无命而证明命之无，故“非命”。关于墨子的这个思想，本章第一节已叙，此不再叙述。

张载也提出众人的“共闻共见”是衡量认识、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独见独闻，虽小异，怪也，出于疾与妄也。共见共闻，虽大异，诚也，出阴阳之正也。”^[101]张载认为，个人的耳闻目睹言说，虽然是微小的差异，也是不正常的，因为个人接触有限，容易造成错觉，出现偏差，言之失当。众人的共见共闻共言，就可以避免偏差，言之有据，虽然是巨大的变化，也是正常的，即使出现像山呼海啸，雷电交加，风暴雨骤等怪异现象，也不足怪。因为这是众人的“共见共闻”，所以是正理。张载相信众人之“共见共闻”，反对个人之“独见独闻”，有一定道理。但是，他把众人的见解作为判断认识是非的标准则是错误的。因为见闻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也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我们所共知的事实:许多人信仰宗教，然而宗教却是一种神学信仰，并非真理。

“众人之言”和“圣人之言”一样，都不能作为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