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参验论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探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提出以实际效验作为检验人们认识的标准。

墨子的“三表法”的第三表就提出:“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就是说，国家所颁行的措施、政令等，是否合乎实际、对民有利，就要考察、观看其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否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给人民百姓带来利益，行之有效、于民有利，则是真理。因此，墨子注重实际效果，并以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荀子提出了“符验”论。他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127]所谓“辨”，是古代借贷所用的一种凭证，分之为二，借贷双方，各执其半;“符”也是古代使用的一种凭证，双方各执一半，合则为真，验者为实。荀子以“辨合”、“符验”比喻人的认识，说明人的一种认识是否为真知，要在实际中进行验证，如果在实际中证明是“辨合”、“符验”则为真理;否则，便为谬误。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提出了“参验”的检验方法，强调用实际功效来检验人们的认识。韩非子认为，认识的内容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因此，必须考察人的认识、言论是否与客观事物相符合，才能判定是非。只有比较各种言论、意见在实际中的效果才能断定孰是孰非。他说:“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128]明君贤主不苟于世俗之言，要以名实是否相符合，以实际效果来审察言行是否正确。据此，韩非子提出了“参伍之验”的检验认识的方法。他说:“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129]“参”是比较，“验”是验证。“参伍之验”即根据各方面的事实、效果对言论、判断进行比较研究、验证，看其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所以又说:“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130]要确定某一个认识是否正确，不仅要会合各种说法，还要以天、地、物、人的四方面实际情况加以比较、检验。只有符合这四方面实际情况的认识，才是正确的。韩非子根据“参验”论，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前识”和儒家的“法先王”的理论，指责这都是没有实际事实根据的“无缘而妄意度也”。因此必然要失败，只有“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131]结论是:“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132]一种认识、学说，没有经过“参验”的检查就肯定它是正确的，这是愚蠢的;不能肯定的认识、学说，而用来作为行动的根据，其结果必然是错误的。韩非子的“参验”论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贾谊在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时，注重“参验”的作用。他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133]治国之策、认识之理，要观古、验今、参事，不能凭主观意愿行事。贾谊引申韩非子的“参验”论，提出“是非其明效大验”^[134]的命题。就是说，要判断一种认识、理论正确与否，不是依主观意识而定，而要通过历史经验、实际事实来验证。“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案之当时之务。”^[135]只有“参验”古今、天地、人物，才能做到“周听而不蔽，稽验而不惶”。^[136]贾谊的这些思想是有见地的。

扬雄认为，言论正确与否，必须有验证。他在把“圣人之言”作为判断认识标准的同时，又提出“言必有验”，即以“验证”作为认识的标准。他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137]“验”即以事实验证认识、言论的真妄。深远的广泛的认识和言论，必须以切近的浅显的经验之验证作为根据，没有经过验证的言论则是谬误，凡是经过事实验证的言论就是真理。

王充认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反映了世界，是不是真理，必须经过事实的验证。因此，他提出了“效验”论。王充反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做法，“以为圣贤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138]王充指出如以“圣贤所言”定是无非，就必然造成“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广为流行，因为谬论可以不经过效验证明，“违实不引效验”。为了批驳“虚妄之言”，王充反复强调“效验”的作用。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况之工也，事有证验，以效实然。”^[139]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140]不管你说得如何动人好听，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没经过事实验证，就不是真理，人们就不相信。王充认为，一切理论、认识、言论都要以实事、实效验证，经过证验就可以断定是非、真伪。所以说:“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141]又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142]王充在驳斥神学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虚妄之言时，处处强调“效验”，责问他们:“何以效之?”^[143]“何以验之?”^[144]王充《论衡》全书贯穿着“效验”思想。所谓“效”即是效果;“验”即是证验。按照王充的观点，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要看他们的认识是否发生实际效果;认识是否反映客观实际，要看其是否得到验证。如果经过事实的验证符合客观实际就是真理，否则就是“空说虚言”、“虚妄之言”。

王充的“效验”论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东汉末年的王符，针对当时用人名实不符的流弊，就提出:“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145]“毁誉必参于效验。”^[146]辨别、考核官吏的贤佞，要看其实际功绩。王符说:“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真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147]只有在实事、实功中，才能认识、辨别官吏和士人的贤佞、智愚。

李觏针对北宋的论资用人、庸官误国之弊，提出“效实用人”的选材标准。要以实际才能，选用人才。以贤否决定升降，不论资排辈、不按门第升迁。李觏说:“剽人之言，施之事则悖矣。……呜呼!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试之以事?事仇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148]李觏强调以事功取人，即使以言取人，亦必须试之以事。只有试之以事，验之以功，才能取到贤才。所以说:“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以爵，得禄食也。……苟非试其事、考其功，而遽与之爵禄，则旷天官败公事，何足道哉?”^[149]官吏的贤与不贤，肖与不肖，都要以事功验之，以实效观之，不能以抄录古书，因袭旧论取人。这种以实事实功为标准，不以语言、文字为标准的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以“参验”、“效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即以实际事实来验证理论的真伪，鉴别人才的智愚，虽然还没有把认识论同社会政治问题分开，而成为真正的认识论问题，但是，“参验”、“效验”毕竟具备着“行”的内容，应该说是认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进步。

中国近代，由于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则开始把科学实验纳入了认识论领域，认为要判断认识的真伪、诚妄，就必须以广泛的科学实验进行反复的试验来印证。如严复就明确提出:“一理之明，—法之明，必验之于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150]又说:“试验愈周，理愈靠实”，“印证愈多，理愈坚确”。^[151]孙中山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152]又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153]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有经过广泛深入地观察和反复地实验来检验，屡次都证明是真而不妄，才是科学真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科学实验纳入了认识论的领域，并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不仅使中国传统的“参验”、“效验”论增添了新内容，扩大了领域，而且具有了科学内容，愈益接近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