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稻为例

综合考虑自然气候、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生产水平等因素，结合此次农户调查情况，本章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5省划为长江中下游区。此次农户调查长江中下游区水稻种植户有效问卷为723份，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样本数量分别为194户、292户、78户、99户、60户。

水稻种植在样本农户粮食生产中占据主体地位，水稻播种面积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2%，水稻生产纯收入约占粮食纯收入的87%。样本农户水稻种植面积平均为11.3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883元，其中江苏约为湖南的2.6倍，户均经营耕地面积为11.6亩，其中安徽约为湖南的2.8倍，耕地面积流转比例为31.6%，其中安徽约为湖南的4.9倍，平均成本利润率为104.7%（表11-8）。

表11-8　长江中下游区水稻种植户区域分布情况

注：种植业（包括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等）纯收入未扣除家庭用工折价；受复种指数因素影响，农户种植面积可能超过经营耕地面积

样本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水稻种植面积平均为11.3亩，其中，最低的为0.5亩，最高的为500亩。样本农户平均水稻单产为839.7斤/亩，亩均利润478.7元，亩均物质费用为390.3元，亩均雇工和土地转入费用为120.5元。从农户特征变量来看，样本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51.7岁，户主年龄在50岁以上的农户占58.4%；样本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7年，户主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占88.1%，平均从事粮食生产的年限为38.3年（表11-9）。

表11-9　水稻经营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长江中下游区水稻种植户单产水平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大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趋向，当农户经营规模在100～150亩、150～200亩时，亩产分别达到1105斤、1127斤。亩均利润也大致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当农户经营规模在50～100亩、100～150亩时，亩均利润分别达到732元、660元。与经营规模在20～50亩的农户相比，200亩以上的水稻种植户亩产和亩均利润均要低，分别低67斤和71元。当农户经营规模达到50～100亩、100～150亩、150～200亩、200亩以上时，户均水稻种植利润分别达到49856元、73793元、93361元、157616元（表11-10）。按照长江中下游区受访农户户均4.4人，其中户均外出务工人员1.2人，户均务农人员3.2人计算，在家务农人员人均水稻种植利润分别为15580元、23060元、29175元、49255元。

表11-10　长江中下游区水稻适度规模经营的产出和利润比较

从长江中下游区农户水稻投入产出和生产利润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大部分变量显著；模型（Ⅰ）调整后的R2为0.9608，模型（Ⅱ）调整后的R2为0.8664，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从生产要素的作用来看，耕地的作用显著且对水稻产出的弹性最大，该估计结果与万广华、程恩江（1996），许庆等（2011），Nguyen et al.（1996）和Wan and Cheng（2001）采用农户调查数据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相似，但差异在于，本章测算得出的土地产出弹性相对上述研究结果较低，为0.613。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尽管土地仍然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劳动和资本投入对水稻生产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劳动投入对水稻产出影响显著且弹性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万广华、程恩江（1996）和许庆等（2011）的研究结果^[3]，但没有印证Lewis（1954）、Sen（1960）和Viner（1984）的研究结论，即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或为负。这一估算结果可能的原因，除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规模外出务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的原因之外，由于水稻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其劳动用工一般比小麦和玉米多（陈吉元，1991），而水稻生产在农村劳动力最为繁忙的季节进行，劳动力需求的季节性决定了这一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几乎不存在（庾德昌，1992）。农户特征变量户主生产经验（Exp i）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11-11　长江中下游区农户水稻投入产出和生产利润模型回归结果

续　表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规模虚拟变量划分为▋0（0～20亩）、▋1（20～50亩）、▋2（50～100亩）、▋3（100～150亩）、▋4（150～200亩）、▋5（200亩以上）6个组别，其中以▋0（0～20亩）为参照项

如果不考虑经营规模虚拟变量的影响，通过长江中下游区农户水稻投入产出模型（Ⅰ），经测算得到土地、劳动、物质资本、其他流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126、0.1515、0.1521、0.0975，规模报酬系数为1.0137。通过联合假设检验对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假设进行了Wald检验，其F统计量为105.63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总体上可以判断，长江中下游区水稻生产存在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也就是说，当土地、劳动、物质资本和其他流动资本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都增加1倍时，产出的增加大于1倍。与之相比，水稻种植成本利润率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当农户经营规模在50～100亩时，水稻生产成本利润率最高为182.3%，而当经营规模扩大到100亩以上时，成本利润率大致下降到60%～80%左右。

基于长江中下游区水稻农户投入产出模型（Ⅰ）的估计结果显示，以农户经营面积0～20亩为参照项，经营规模在100～150亩的水稻种植户，其产出水平出现显著上升，其他经营规模在统计上不显著。生产利润模型（Ⅱ）的估计结果显示，经营规模在50～100亩的水稻种植户，其利润水平出现显著上升，其他经营规模在统计上不显著。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下，权衡水稻种植产出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双重目标，统筹考量务农和务工收入关系，长江中下游区水稻种植的适度规模大致应在100亩左右，远远高于目前该地区11.6亩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