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汲取与社会整合

福利是把国家汲取与社会整合连接起来的一个制度性桥梁。优良的福利制度是保证社会汲取使用效率的重要方面，而社会整合又是国家和各类组织长远利益的保障。除了上文提及的税收问题，系统性福利如何促进社会整合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汲取是国家存在的必要基础，而税收制度就是社会汲取最重要的方式。汲取的另一头是国家对公共财富的分配，没有正向反馈的分配方式会损害社会汲取的源泉，从而造成社会正义的流失以及冲突的产生。只注重福利的社会再分配功能，没有对企业和生产的关注，并不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所以，国家在注重系统性福利对生产的正向反馈，发挥其对企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虽然我们在一般层次上会认为高福利、高支出这种极为慷慨的社会福利设计会极大地阻碍经济的增长，然而，福利制度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比较优势，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良好的福利获得优秀技术人员的忠诚和对企业的信赖，从而降低企业对技术人员的再培训成本。瑞典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根据其较高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合作性生产、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在世界经济中选择了一个高级路线，与较高的工资和慷慨的社会福利都很相容”^[13]，从而为其经济带来了强大的竞争能力。在科技时代，技术是尤为重要的。此外，制度的建构使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制度网络，这些制度网络已经深深嵌入到社会的结构之中，对制度的任何革新都将导致巨大的学习和适应成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企业不愿意去重新启动一项未知的新福利制度，以避免极高的学习和适应成本，从而使得企业愿意留在现有的对生产具有正向反馈的福利制度中，以此来不断改变发展策略，并努力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利益集团支持那些对其生产有帮助的福利制度。

只有对企业和生产进行关注，系统性福利才能在保证国家社会汲取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同时，也维护了作为社会汲取主要来源的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而保证了社会整合的进行。这避免了对企业的单方面搜刮所造成的反抗，达到了关怀个人、关注企业以及社会汲取和社会整合的有效统一，也最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社会整合和社会参与的不足也是社会排斥的具体表现。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分化在经济之外的意义，包括社会连接的断裂、两种社会层级的危机、福利依赖层的重新组合等等”^[14]。它包含着五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一、低水平的生活，即低消费，这样的家庭的收入低于全国收入均值的一半。二、保障的缺乏，即存款低于2000英镑，不能供款或者接受职业年金以及个人年金的授权。三、缺乏参与由他人赋予价值的社会活动，例如没有被雇佣，没有自雇，没有全日制的教育、培训和儿童照顾，退休年龄超过领取老年退休金的年龄。四、决策权力的缺乏，例如在选举中没有投票，无政治活动。五、社会支持的缺乏，例如缺乏与朋友、家庭以及广泛的社区的联系。”^[15]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整合，那么就说明一个社会成员工作比较稳定，社会关系可以给予他很多帮助。

社会排斥这一现象一直受到欧洲各国的关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欧洲各国一直希望通过建立团结、有序和充满竞争力的整体来维护自身利益，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是，“欧盟成立之后成员国之间的社会排斥和欧盟国家内部社会成员间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着欧盟成员国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16]。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各国日益重视社会再分配机制的作用，包括对社会成员进行再培训，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的系统性福利，并成为应对社会整合不足、社会参与程度低下的有效政策工具。

在中国，福利也成为化解体制内外精英挑战的手段。分配格局的偏差和监管制度的缺失，使得垄断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灰色收入使得不同行业间的收入进一步拉大。

此外，对社会组织的严格管控，也使得满足民众需求的社会空间和有效渠道明显不足。在生存和发展的关口，发挥作用的依然是家庭和熟人网络，由此带来了社会排斥的产生。“中国正是靠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家庭，在吸收国家福利萎缩、市场经济动荡造成的影响。”^[17]可以说，传统的家庭单元构建起平衡经济发展和个人生存、发展之间的缓冲阀和安全机制，这也成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得以平稳推进的隐秘逻辑。

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对财富和发展机会的渴望，使得众多劳动力和乡村精英离开乡土，到城市中谋求发展，中国的乡村呈现出了大规模的“空心化”状态。精英群体的流失使得中国的乡村陷入了空前的治理困境，传统的家庭福利功能面临解体。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家庭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也加重了家庭负担，底层劳动者的被剥夺感明显增强，这进而又诱发了上访、劳资冲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GDP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18]可以说，中国的福利体系对社会整合的作用明显不足。

转型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制度建设一向为发展经济学家和福利经济学们所重视，他们都看到了分配机制下的公平、正义对生产效率和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在著名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看来，个人权利和交换权利的缺失才是对一个社会的贫困与饥荒的深层解释。^[19]可以说，贫困与饥荒的背后更多的是权力分配的失衡。市场和经济的繁荣并不是一条必然的通往社会的整体富裕之路。

福利一端连着国家的繁荣，一端连着民众的福祉。当“生产型福利”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之时，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底层民众的压力，也使得韩国的福利体制经历了明显的转型。正如金泳三所言：“虽然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收入增加了，但如果正直而勤奋工作的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的，是经济正义失去作用的社会。”^[20]正是依靠着对福利的不断完善和对教育的重视，转型时的韩国才得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出了很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权力和资本的盛宴，更应该为劳动者创造有效的博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