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源

人类社会是怎样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发展到登上月球、遨游太空的今天？为什么一个个民族、国家此盛彼衰、此兴彼亡？为什么在奴隶制时期，一些人只能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在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博爱”又成了时髦的口号？如此等等，社会历史就仿佛是一座千回百转、烟云缭绕的迷宫。马克思以前，唯心史观把一切历史的变迁或者看作是伟大英雄人物创造的，或者看作是上帝、神等神秘力量决定的。这些说法显然都没有正确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真正解开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须要进行劳动和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此，历史迷宫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历史也变得不再神秘，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

第一节 生产方式：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也称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所谓生产方式，是人类向自然界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条件，它们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和影响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人口因素，都不能脱离社会生产而单独发生作用。因此，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

一、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是架构在纯粹“精神”的“空中楼阁”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生产之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首先，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在唯物史观的主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人们仅仅为了生存，就必须每日每时进行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能够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即“创造历史”的活动，首先就需要食物、住房、衣服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这个基本的事实看起来如此简单，但要承认它却是要花费巨大勇气的。马克思以前，无论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或者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愿望而视而不见，或者是想看清楚，却又因雾里看花，而不得结果。拿“哲学家”费尔巴哈来说，尽管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仍旧没能理解历史的真正本质，历史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感到不愉快的和可怕的领域”。针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曾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不但如此，马克思接着调侃道，就连“哲学家”本人的存在，也都成了问题。

其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是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换言之，真正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人有思想，而在于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在于劳动。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什么，决定于人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一句话，人的本质体现在人的生产生活中。马克思把这种生产活动看作是实践的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深层根据，人的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自我生成、自我创造的。

再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

一个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它的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观点如何，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怎样等，都是由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前，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需要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劳动和工作上面，国家实行每周休息一天的工作制度。从1995年开始，国家实行双休日制度，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生产占人们全部的生活时间的比重大大下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随着体力劳动的不断减少，人们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重视休闲生活，并通过休闲活动来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实现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的提高。与此相应，休闲旅游、终生接受教育等新的生活方式正逐渐从“稀有”而转为“平常”，从“另类”而转为“时尚”，成为人们新的追求目标。

最后，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生产方式也不例外。由于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主要因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处于矛盾运动之中，因而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换言之，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由量变转变为质变，人类社会也就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五种形态的依次更替，就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二、地理环境的作用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是社会生活和人类生活资料的物质来源，而且它作为劳动对象，不断地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领域。但它对历史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

社会是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当然离不开周围的自然界，离不开地理环境条件。地理环境是指一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条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包括土壤、气候、山脉、河流、动植物、矿藏、海岸线等，这就是构成人们生活和活动基础的那一部分自然界。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归根到底都是周围的自然界即一定的地理环境提供的。但是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要凭借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智慧和勇气，凭借畜力、风力、水力、电力，以及化学和原子的能量，凭借自己制造的生产工具，从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这就是社会和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它体现了社会（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因此，地理环境不能不作用于人们的生产以至交换活动，从而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发生影响。例如，我国幅员辽阔，大部分属温带、亚热带，气候宜人，矿藏丰富，黄河、长江源远流长，哺育着中华儿女。这些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地理环境条件，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现代社会中，地理环境的作用越加明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迪拜，赫然矗立着世界七星级帆船酒店，其富丽奢华程度，远甚于皇帝的宫殿。这与该国作为石油输出国，具有丰富的石油矿藏不无关系。而日本之所以成为原料加工国，也是与它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等地理环境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地理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影响，可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拿我国来说，几十年来，地理环境并没有多少变化，然而社会制度却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只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法国启蒙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决定社会的政治体制及人们的精神生活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现今世界，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各国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陷入武装冲突，使得环境与军事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着的两大威胁。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伍德指出，由于资本积累的天性驱使，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生态遭到破坏。从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各种“危机”中，可见一斑。这就为人类如何发展敲响了警钟。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论人类怎样发展，都不可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人类需要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不断地从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中吸收养料，维持生存。所以，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为此，人类在实践中，既要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必须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人口因素的作用

人口因素也是重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包括：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分布、密度、发展速度，等等，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了人口因素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作用。他指出，有两种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基于人类社会这两种生产之上，恩格斯接着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这就是说，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都起着制约作用，其中物质生产的制约作用是首要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这种制约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例如原始社会就是如此。但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私有制、阶级出现了，国家也产生了，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被炸毁了，人类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支配，由此掀开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帷幕。这表明，在原始社会，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进入阶级社会，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虽不及原始社会程度大，但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样不可轻视。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状况如何，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比如，就人口数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适度，那么它就会与社会的生产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相适应，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对社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就人口质量来说，人口素质越高，就越能适应生产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就越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具体来说，时代不同，对人口数量、质量等人口状况的需求和要求就不一样。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物质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人口，或者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入到生产大军中来；相反，如果人口数量少、密度小、增长慢，劳动力不足，就会对社会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所以，在我国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才会说出“人多力量大”这句名言。在当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物质生产愈发需求高素质的劳动力。如果人口的数量、密度、增长速度适当，人口素质也较高，那么，就会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人口数量过多，密度过大，增长速度过快，都会对社会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人口因素虽然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不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要坚决反对“人口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人口决定论最初由18世纪早期法国学者杜尔阁首先提出，他认为，人口多于财富，人口增长永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并将人口增长看作妨碍社会进步，给人类自身带来贫困和灾难的主要因素。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学者马尔萨斯进一步发扬了这种观点，将资本主义人口相对过剩的现象绝对化，臆造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增长，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增长，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且，马尔萨斯把这一规律看成是劳动人民失业、饥饿和贫穷的根本原因。显然，他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对外侵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悲惨境地寻找一个堂皇的理由，为资产阶级的剥削作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