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代由古“朝鲜”之都即汉武帝以后的“乐浪郡”，东北行日本海沿岸的古代交通，在汉初是通向“苍海郡”和“临屯郡”的边郡交通，汉昭帝以后则称为乐浪郡通向“东部都尉”七县的部族交通。这一濒日本海西岸的交通，主要经由如下。
（一）东暆县
该县为临屯郡治和后来乐浪郡之“东部都尉”第一县，因此确定其县地，应首先索证设置仅20余年的“临屯郡治”。此条最有力的证据是《高丽史·地理志三》：“溟州，本濊国，汉武帝遣将讨右渠，定四郡时为临屯。”此条可印证于更早的唐贾耽《古今郡国志》：“今新罗北界溟州，盖濊之古国。”[115]所谓从唐贾耽所记的“新罗北界溟州”，到王氏高丽时代的正史《地理志》，都记载“溟州”为“濊国”，即“东濊”之地。此条在《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中又有明确记载，新罗王南解次次雄十六年（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北溟人耕田得濊王印，献之”。[116]可见地处“北溟”（今日本海）的西汉时，已有东夷“濊王”或“濊君”无疑。今发现此“濊王印”的古“溟州”，应即今朝鲜半岛东北部，其地也是汉魏以后由朝鲜半岛去日本的发轫点之一。今江原道北部尤山郡和安边郡近海（溟州）地区的东朝鲜湾近海平原地，即古“溟州”，也是当时由新罗跨海通日本的边海要镇。
（二）不而县
不而县为乐浪郡“东部都尉”七县之一，《三国志》中称“不耐城”。其地应为旧“玄菟郡”之“沃沮”部族地。《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东沃沮：“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岭东七县。” [117]
据《三国志》记载，不而县（不耐城）应有三个重要条件：其一为乐浪“东部都尉”之重镇，与前条“临屯郡”方位比较，应在其稍北；其二，故地属“沃沮”故地，与故“玄菟”相近；其三，其地大方位在“单单大岭”（狼林山脉）之东，靠北部朝鲜的日本海西岸。
以上述地理条件厘定，不而县（不耐城）应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狼林山脉以东日本海西岸。从《三国志·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记载，当年玄菟太守王欣，应熟谙朝鲜半岛古交通，从其追击高句丽位宫，“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118]。当为日本海西岸的南北陆路。
从当年王欣追高句丽赴“玄菟千里”而“铭不耐城”看，汉代不而县（不耐城），应在今咸兴北之咸镜南道北青古城南北一带。
（三）华丽县
华丽县原属临屯郡，后并入乐浪郡，属“东部都尉”的“岭东七县”。所以其地境应在狼林山脉以东、“玄菟”（沃沮县）以南的日本海西岸。《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记载，昭帝内徙玄菟郡合并临屯于乐浪后，“汉光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是知“华丽县”亦应属“东濊”沃沮故地的“县侯”之一。以其居“沃沮”以南的故“临屯郡”属县推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箭内亘等在《满洲历史地理》中，定临屯郡华丽县在今咸镜南道永兴一带[119]。它是由汉武帝时的第一“玄菟郡”连接“临屯郡”和“乐浪”“真番”四郡间的重要交通城站之一。
（四）夫租县
夫租县，一称“沃沮”，为汉武帝元封年间“第一玄菟郡”治。是汉代在东北亚大陆最东北部族地区建立的边郡。其地当为设郡前“沃沮”部族的聚居地。其部族分布应在朝鲜半岛东北、狼林山脉以东和日本海西岸频海。这既符合《三国志》中“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东，分置东部都尉”的条件，也符合乐浪“东部都尉”在“单单大岭”（狼林山）以东的方位。唯沃沮故地汉城设置短暂，且部族聚邑之间久远，郡县城址颇难索证。自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推“沃沮城”为朝鲜咸镜南道之咸兴东北以后，日本东洋学派的白鸟库吉等，亦在《满洲历史地理》中等多沿袭咸兴说[120]。笔者在《高句丽古城研究》第五章中，提出今朝鲜半岛东北日本海西岸的重要古城——咸镜南道之“北青古城”，亦极可能为古“沃沮城”[121]。这一系列朝鲜半岛东北沿纵向狼林山脉与日本海西岸之间南北纵行千余公里的山海间东北亚交通道，自两汉以来，贯通“乐浪”“东濊”和“沃沮”，北接“肃慎”（挹娄）南界。其后又正为渤海“五京”中，由“上京龙泉”、“中京显德府”至“南京南海府”的故道。由这一濒海古道出日本海上，便有水路浮海通向今日本列岛上的诸“倭国”。20世纪30年代王辑五先生著《中国日本交通史》称：“盖日本海海流，缘由间宫海峡寒流与对马海峡暖流两者。由间宫海峡发源之寒流，沿俄领东海滨省东岸及朝鲜半岛南下，适与由南而北之暖流冲突于对马海峡……这种具有左旋之日本海流，遂为中华民族由（朝鲜）半岛东渡之最古海流。”[122]从汉和汉以前开辟的这条“对马海峡航道”，数千年经久不衰。从前一章记战国前后的中国式青铜剑出土在与朝鲜半岛南部隔对马海峡可至的日本北九州佐贺等地看，由对马海峡海路通日本，应是开辟于先秦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的滥觞期。但限于古代的航海技术，其真正的开拓期在汉魏以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在日本九州之志贺岛“筑前”出土有金质“汉委（倭）奴国王印”[123]。其阴刻白文篆体，与汉代对方国、属国颁赐的冠以“汉”字头的部族王国印信形制皆同。是《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赐予“倭奴国”印信的直接物证，也是志贺岛为汉魏时由汉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北九州的交通史迹的圭皋标志。而以日本学者福冈人青柳种麻吕考证，“倭奴国王”金印发现时在“田中巨石”，“其下有三石侧立，似围绕一物”。由此其出土地并非随意不慎弃之，而很可能为日本早期“支石墓”一类的重要贵族墓葬。如是，则筑前在东北亚交通史和“倭国”早期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将尤为重要。
其详述见本书以下晋、唐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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