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亚古代史上，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代”，最先由12世纪朝鲜学者金富轼的第一部史书《三国史记》的著述而得名。从考古学上看，主要指高句丽于313年攻陷朝鲜半岛汉魏西晋时代的“乐浪郡”，进入大同江流域，与大同江以南的百济和新罗三国在半岛并存时代开始。而其主要强势标志，应是从4世纪末（391）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即位后，向辽东、北扶余和朝鲜半岛三个方向实施的开拓政策。396年，好太王即位第五年，即入侵百济，迫近其都城汉城。三年后（399），海上“倭国”侵新罗，新罗请日益强大的高句丽援助，高句丽遂乘势南进朝鲜半岛北部。由此在朝鲜半岛上，真正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427年，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将首都由集安“国内城”正式迁都平壤，则标志高句丽民族从发源、兴起于中国东北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的近500年后的民族政权，最后定都于大同江流域的平壤[132]。至此朝鲜半岛上“三国时代”的历史格局和交通布局形成。
“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上的古代交通，从以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和百济首都“汉城”为中心的大同江和汉江下游为中心，是建立在汉魏以来的“乐浪”“真番”和“临屯”（苍海）三郡交通的基础上。两晋南北朝时期仍主要有东西两个方向。
西行：这是汉魏时代，由乐浪郡治平壤向西行汉代辽东郡和乐浪郡界河“浿水”（今清川江）后，通向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和“玄菟故府”（今辽宁新宾永陵南二道河子古城）的古代陆路。其具体交通走向和重要地点，已见于汉魏时代的乐浪—辽东之古代交通。
东行：在进入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前期，即从313年（西晋永嘉七年）高句丽攻陷“乐浪郡”后。这一古道东行由平壤至汉城（见下节）。
而西行古道上的交通城站，以高句丽的诸名城为标志。它们依次为（由东至西）：平壤大城山山城—黄龙山城（平安南道龙冈郡玉桃里）—纥骨山城（平安南道成川郡成川邑）—安州城（平安南道安州郡安州邑）—龙吾里山城（平安北道来川郡龙祥里）—凌寒山城（平安北道郭山郡郭山邑）—白马山城（鸭绿江左岸平安北道义州郡白马山南）。由白马山城以西15公里，即渡鸭绿江到达辽宁省丹东虎山山城，即高句丽时代的“泊汋城”。由此西行，过凤城市凤凰山城（乌骨城）和“连山关”，可到达“辽东城”（今辽阳）。而由平壤东行或南行的古道，则见于下节的朝鲜半岛平壤至汉城南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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