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世纪

隋唐两代是东北亚和我国中古时期历史疆域和交通地理进一步开拓发展时期。隋初结束了东晋以来250多年的分裂局面，恢复了南北交通因政权分立而阻隔的状况。至唐代统一全国以后，从唐太宗时开始，又在全国完善了“道、府、州、县”四级中央集权的行政建置。交通制度的完善，亦有逾于前代。此外，在盛唐200年间，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和日本诸地并列的中国东北，又有靺鞨族建立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的水陆交通道，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古代交通上最新开拓的环日本海和渤海北岸的重要交通道，它开启了东北亚地区交通地理的新阶段。唐代交通制度和交通文化的臻于完善，是建立在8—10世纪盛唐文化处于当时世界文化格局高峰的历史背景下。如贾耽所说“殷周以降……声教所及，惟唐为大”。特别在东北亚地区的唐代中前期，高丽、百济、新罗乃至日本，其文化实际上均在盛唐文化的覆盖或影响之下。直至10世纪的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时代，在太祖王建的《训要十条》中，仍昭告“唯我东方，旧慕唐风”。这一真确的记载仅就交通文化看，主要是两《唐书》（《旧唐书》和《新唐书》）。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诸道节度使下各设馆驿巡官四人；诸州都督、刺史亦各置分掌邮驿交通的官员。按唐制，腹里州县和边州所辖之地，“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1]。在唐代广袤的蕃夷边州之地，亦“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2]。唐代之交通驿制，在当时著名学者和政治家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有更明确记载：“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3]

地处东北亚中心的今东北地区，为唐代属地处边州的“安东都护府”以及辽西“营州上都督府”所辖。安东都护府为唐代“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北庭”“单于”等六大边镇都护府之首。其境内驿道的通达亦称边域之盛。所以唐代东北亚大区域范围的水陆交通道，则真正实现了跨海交通的发展。据唐代著名地理家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的《边州入四夷》之七道中，头两道首先涉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其一为“营州入安东道”，其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4]。这两道亦称“长岭营州道”和“鸭绿朝贡道”。

上述两条“边州入四夷”之道，为唐代东北陆路交通的主要干线。除此之外，隋唐两代由中原北出室韦、契丹和历次东征辽东时，军旅发幽蓟诸地，北出临渝关，越营州，东渡“辽泽”而至“辽东城”，进而直达鸭绿水以东的“平壤城”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数条干道，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亦素为史家瞩目。比如《新唐书·渤海传》中又称，“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这是指当时渤海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八连城）东南去往日本和由渤海南京南海府（今北青）南去往新罗的两条东北亚古代交通。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逸闻轶事，不仅见于中国文献，而且在著名的朝鲜史籍《三国史记》中亦有生动记载。仅举与唐代新罗有关的《三国史记·列传六》“强首”条：“（新罗）斌王曰：‘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两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新罗古记》曰：‘文章则强首，帝文、守真、良图、风训、骨番。’帝文以下事逸，不得立传。”^[5]这段文字记述了新罗斌王（661—681）追述先王联合唐军征灭高丽、百济时强首的文功。而且其传文所引《新罗古记》，当为信史有据。据考证，强首也是671年新罗斌王《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的作者，在唐与高丽、新罗的关系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亦可称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唐与高丽和新罗关系史中的著名人物之一。尤其在7世纪的中国盛唐与新罗交通史上，此诚为点碧成辉之篇，故追记数言如上。本章以下将隋唐东北亚的主要交通记述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