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和辽代初年的东北陆路交通中，见于宋人的著录，除前节由燕京出古北口和喜峰口之松亭关路北行辽中京和上京道，以及《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东京至中京道以外，推其时代较早者，当属《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记载的后晋太后李氏与末帝石重贵于天福八年（辽太宗会同六年，943）被契丹掠而北行的行程路线。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这条晋帝北迁路线，正是隋唐以后的五代时（辽初）由幽州（今北京）东北行，傍海路出榆关，经由辽西锦州，东行辽代乾、显二州，再东出辽阳府北行的东北陆路干道。它有别于汉、唐以来出卢龙古塞北行营州的大凌河古道。开辟了继汉魏海浸平复以后，从辽代开始近千年来，经辽西走廊傍海，至辽阳东京和东北北部的新的陆路干线。
宋薛居正著《旧五代史·少帝纪第五》：“癸卯（943）帝与皇太后李氏……俱北行……过蓟州、平州至榆关沙塞之地。……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十数程。渡辽水至黄龙府。”[62]
另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后晋高后李氏传》记载，晋天福八年（辽会同六年，943），后晋末帝石重贵偕后妃被契丹掳而北迁，其行程：“自幽州北行十余日，过平州，出榆关，行砂碛中……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63]
上述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这段行程，南起于幽州，北止于“黄龙府”。但据1998年朝阳博物馆征得出土于朝阳黄道营子村的《石重贵墓志铭》记载，“遂迁王（石重贵）于辽左之东京，暨天授皇上，帝徙居建州而居之”（墓志原石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当年后晋石重贵并未到达黄龙府，而是辽太宗时先抵“东京”（今辽阳），后至辽世宗（天授皇帝）时被西迁至“建州”（今朝阳西南黄花滩古城）。其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亦误记：“契丹以晋主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64]
司马光考定晋帝北迁之辽代黄龙府为慕容氏之和龙城，难免亦有千虑一失。从《五代史》记行的路线看，说晋帝北徙之黄龙府有误，说“黄龙府”为慕容氏之“和龙城”显然更有误，如指后来的“建州”靠近“和龙”则大体相合。对此，元代胡三省注《通鉴》时已指出：“今晋主陷蕃，渡辽水而后至黄龙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龙城。”胡三省的注疏是有见地的。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不仅辽代“建州”可以确指，就是由幽州北行辽东京之间的平州、榆关、锦州、海北州、显州、铁州、南海府诸地，也可以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的角度依次考列如下。
（一）平州
唐代于平州设卢龙军。《旧唐书·地理志》载，平卢节度使“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65]。平卢军治下的“营州”即今朝阳。卢龙军即治“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故《旧唐书》注云：“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唐书中的治于平州的卢龙军，即今河北卢龙镇。前已考古今亦为幽州东北傍海出榆关的交通重镇之一。
（二）榆关
榆关史书中又称“临榆（渝）关”，以东汉以后南迁今山海关附近的辽西临渝县得名，辽代沿用之。《契丹国志》记载：“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其后《千顷堂书目》引《大元混一舆地要览》亦记载：“离营州东行六十里至渝（榆）关……三百八十里至锦州。”这里的营州指唐万岁通天元年因契丹攻陷辽西营州（今朝阳）而迁州治于今河北昌黎县的新“营州”。由河北昌黎“东行六十里”的渝关，其位置应在今抚宁县之榆关镇。今学术界有人把唐代及辽代榆关定于今山海关，与上述史籍记载的实际道里有差，因今山海关应是明代重修蓟州和辽东长城衔接处的关城。至于欧阳修《五代史》中所记“出榆关，行砂碛中”，正是指这条傍海之道行抵渤海西岸的沙碛之路。此道所以在辽代仍是沙碛盈途，可能是自汉末海浸以后，重新逐渐恢复沿海交通而留下的退海之沙砾地区（详见第四章）。这条榆关道上的榆关地名，自隋唐以后，古今相沿，直至明代方迁关城于今山海关，古榆关之地仅存旧名。
（三）锦州
锦州自辽代以来，一直为辽西傍海重要关城，古今地名无异，不赘考。
（四）海北州与东丹王墓
辽代海北州治开义县。《辽史·地理志》记载，海北州“地在闾山之西，南海之北，初隶宜州，后属乾州”。此条中之闾山即今医巫闾山，南海即今渤海。根据考古调查，在今辽宁义县南20公里的七里河镇开州城村，确有一座辽金古城址。城址正位于大凌河西岸和医巫闾山之西、渤海湾之北。今村名开州城，应缘以辽代海北州治开义县得名。早年在开州城村一古祠中仍保存一座金代章宗泰和元年（1201）的“开义县净胜寺碑”。其碑文记载开州屯有古钟一口，“得之于宣和玉宇之间，诚寺之镇也”。由此证明，开州城村古钟，应为北宋宣和年间徽、钦二帝被掳北行经由该地而留下的遗物。可见海北州所治的今开州城村不仅为晋帝重贵北行所经之地，也是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北迁黄龙府的经由之地。二者离榆关东渡，被掠所行为同一条交通路线。
在这段行程中，过海北州后，再东行即有“东丹王墓”。这是指由海北州东行渡大凌河后，所至今北镇市东南的医巫闾山中的辽代东丹王耶律倍之显陵。《辽史·地理志》“显州”条：“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66]因为当后晋末帝重贵北行路过此地时为辽太宗会同六年，当时在闾山之南只有东丹王墓，既无世宗时所立之显州，也无“显陵”之称，所以《旧五代史》中亦记载，过海北州后“至东丹王墓”，这证明《五代史》中记载的辽代早期史料是可信的。从当时交通路线的实际情况看，从锦州出发，东经海北州至东丹王墓所在的“显陵”，即今北镇市西医巫闾山中被称为“三道沟”的桃园乡董家坟地一带（显陵）。其行程约二百里，共行五日。这与当时重贵携眷属同行并逼留于海北州，又拜东丹王墓，以至平均每日行约四十里的道途里距基本相合。
（五）铁州
欧阳修记载，晋帝过海北州和东丹王墓，“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铁州”。明确指明铁州应在辽水（今辽河）之东。《辽史·地理志》“铁州”条：“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统县一：汤池县。”[67]
重贵所行之辽水东铁州，从方位排定，应指辽代初年统有渤海国旧地的“东丹王”耶律倍所迁建的辽东铁州，州既非唐渤海之境，也非渤海之州，而是由渤海南迁的铁州。从《辽史·地理志》记载的情况看，辽代铁州为汉安市县地，应在襄平（今辽阳）之南无疑。以往考铁州主要有两说：一谓在今辽宁省大石桥市（旧营口县）之汤池堡，以《明一统志》为代表：“安市县，在盖州东北七十里，故（辽）铁州，金为汤池县。”[68]一谓在今鞍山南驿堡古城，以《辽宁史迹资料》等为代表[69]。
综合考察应以前说为确、后说为误。辽南之汤池堡地名，应源于辽代铁州之汤池县。1980年夏，笔者专程赴辽南考古调查，在今盖州（明盖州卫）东北35公里的汤池堡确有一辽金古城遗址。经当地乡民介绍，当地还曾出土一方带有“铁州”字样的刻石（可惜失传），在汤池堡以东早年亦产铁矿。故在1990年所著《东北古代交通》时，已考定辽初之铁州，在今大石桥市（营口县）北汤池堡，其附郭为“汤池县”。于汤池堡北2.5公里的英守沟又有汉城发现，或即汉代之平郭“铁官城”（详见第四章）。说明汤池堡自古以来，已是辽东南部的交通冲要之地。
（六）南海府
欧（阳修）史中所记晋帝由铁州北行的“南海府”，非渤海南海府。从交通路线的方向看，应指辽代东京道所属的“海州南海军节度使”的治所今海城市。以往论史者有的认为是渤海之南海府，实因《辽史》之误以讹传讹。按《辽史·地理志》“海州南，海军……渤海号南京南海府”[70]。由于《辽史》中记载的混淆，后代的方志中多误以为今海城即唐渤海之南海府。这不仅被今日考古发现所纠正，而且渤海之南京南海府，已经确知在今朝鲜半岛北部之北青一带。从《五代史》记载的行程路线也可以看出，晋帝过铁州北行所经“南海府”然后去黄龙府，显然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朝鲜半岛北部。所以《五代史》中的“南海府”，应是“南海军”之误，即辽代之“海州南海军节度使”治所今海城市。直至明以前，这里一直称海州，为辽阳以南海、盖间一重要都会和交通城市。
（七）建州
晋末帝北迁的行程路线，在新、旧《五代史》中，于“海州南海军”至“东京”以后转行建州的西行里之道，史文有缺佚。今据其墓志记载应是一条继汉魏，至少是隋唐以来的“东征三道”中的一路，即纵贯东北南部辽、海腹地的东西干道。参证考古发现和实地调查，辽代建州有前后二处：前期建州在今大凌河右岸朝阳南木头城子古城；后期建州则迁至今朝阳西南大凌河左岸，今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古城。石重贵墓志的发现地证明，今朝阳县乌兰和硕蒙古族乡黄道营子村，正在辽代古“建州”南，此地应是石重贵的终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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