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屯田政策的实行与效果
军屯是明代前期辽东农田开发和屯守的主要形式。明政府根据在辽东地区的统治特点，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制定屯田：“储支动计数千艘，供费浩繁，冒涉险阻，始制屯田法。”[7]经过10多年的试行，从洪武二十八年开始，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屯田自食[8]。洪武初年，以戍卒十分之三屯田，七分戍边[9]。随着东北各地逐渐稳定，屯田的比例逐年增多。一般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10]。到正统年间辽东、广宁等五屯卫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11]。
种地的军士称为“屯田军”，父死子继，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屯田上，身份类似农奴。每名屯军限田50亩，纳粮15石，分夏、秋两季缴纳[12]。屯田军一般是官给耕牛和农具。洪武十八年从朝鲜购入耕牛500头，二十年又购入5700头，供屯田军耕种。屯田军虽然分散，但是采取军事组织管理，命卫所指挥、千百户为田官，指挥和都指挥为总田官，统一管理。
除了军屯，还有商屯和民屯，是军屯的补充形式。商屯是商人自行招募无地农民到卫所边地去垦荒，主要在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屯卫、宁远卫等地。民屯是移民，或招募、或徙罪囚到辽东屯田，多集中在铁岭卫。
实行屯田制的结果，人口和耕地面积逐渐增加，粮食产量空前提高，带动了辽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当时“以四方之民，来实兹土”[13]，“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而高丽、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处”[14]。其中辽东都司管辖境内，汉人占七成，高丽土著、归附女真人占三成[15]。辽东二十五卫，二州，“户口二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五”，“寄籍民七千一百零九名”，“马步额军、招集军、屯田军、煎盐军、炒铁军，共十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九名”[16]，军队所占比例很大。
辽东地区的土地得到广泛开发，“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大兴屯田，到正统初期上升为三万一千六百二十顷[17]。到洪武三十年辽东全体官军的粮食已经自给，“颇有盈余，今后不须转运”[18]。“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积储之饶，国无运响之费，诚足食足兵之要道也”[19]。
军民屯田的结果，使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屯田前辽东官兵的粮食由朝廷用海运供应，动以数千艘。屯田后，自给自足，朝廷不再运粮到辽东，粮食充足，洪武二十四年收粮53万余石，永乐十年达到71万石。辽东10余万军丁全靠屯田自足[20]。农业的发展，使区域实力增强，人民生活安定，带动了其他行业。冶铁业得到发展，辽东每年额贡铁达39万5700斤。辽阳、盖平、金县、宁远是当时煮盐业发达的地区，辽东每年额盐达377.473万斤。贸易的发达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振兴，辽东地区正德年间“海运复通，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也”[21]。
永乐末年辽东军屯出现了衰弱的迹象，而宣德到正德年间开始走向衰弱，而到成化至正德年间军事屯田大量转化为民屯。
（二）东北地区的交通漕运
洪武初年，辽东军队的粮饷从江南、山东登莱由海路运到东北，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22]。明朝初期东北地区政治尚未稳定，经济条件薄弱，军队需要的粮食、布匹、棉花、武器等绝大部分从山东登州和长江下游运至辽东地区，运输船的规模相当大。洪武年间仅《明实录》记载的海运粮饷次数计有9次，包括粮食、布匹、棉花、军服、钱钞等物品。粮食的规模最少一次有10万石，一般在60万石，布匹也有30多万匹。今海城西牛庄镇之西四乡“布花堡”，就是当时停泊处之一。
辽东军屯发展，粮食基本能够自给，所以永乐以后运往辽东的粮食数量大减，只是在遇灾之年运粮赈济。但是山东供应的布花等仍然大多从登州运送给辽东军士[23]。正德初年前往辽东的海船大多损坏，山东布花“不能转运”，遂“暂解折色”。
明洪武时期辽东军队所需要的粮饷取自太湖流域，所以运粮海船多自长江口附近的刘家港（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等地出发，北上进入渤海湾。为便于辽东各卫就近领取和转运，分三处停卸，即“定辽、三万、沈阳、海、盖诸卫于牛庄（布花堡），广宁、义州诸卫于凌河，金、复二卫于旅顺口”[24]。其中在海州“牛庄港”还采取了海河联运方式。如在海州牛庄北“布花堡”开凿50余公里的“路河”，直通“广宁”（今北镇）的二十里堡，由三岔河直通广宁重镇，将海上漕运与内河漕运结合起来，这种现象直到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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