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之管见

许全兴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儒学复兴”思潮甚为复杂，主要可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绝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也有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但它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儒学复兴”思潮发展的方向

20世纪的中国，儒学复兴思潮时显时隐、时起时伏，从未中断。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竭力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借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学术界，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孔子批得“羞不能出口”时，梁漱溟继杜亚泉的东方文化救世论后逆势而起，为孔子辩护，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哲学上论证中国及世界未来之走向应是孔家的道路，开当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先河。随后，熊十力提出“新唯识论”，冯友兰提出“新理学”。贺麟虽未能像熊、冯那样构造出“新心学”的逻辑体系，但他明确提出“儒家文化的复兴”，力倡“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20世纪上半期，以上四位哲学家在中西哲学融合、传统儒学现代化方面有所成就，但从总的看，儒学的复兴未成气候，也无多大社会效果，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却在文化“围剿”中成了时代哲学的主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引领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极少数学者仍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学术界也对孔子及儒家进行研究，但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则中断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否定“批孔运动”，学术界恢复了对孔子及儒学的研究，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象征的历史地位重新得到肯定。时任新成立的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的张岱年指出：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别人不能比拟的深远影响”。基于历史经验，他指出：“尊孔的封建时代已过去，十年动乱时期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过去。”又说：“孔子评价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自由讨论。过去有一段时间，总把孔子问题当成一个政治问题，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1]张岱年的这一总结很平实，也很深刻。学术界应从政治情结中摆脱出来，从学术上对孔子进行研究与评价，发掘和阐释其精华。但由于孔子的特殊地位，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与大陆情况不同，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依旧力倡孔孟之道，但岛内依然儒门淡泊，门可罗雀，仍不敌西方意识形态。一些台港及海外华人学者面对儒学的衰颓，痛心疾首，竭力复兴儒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1958年元旦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复兴新儒学的纲领。《宣言》反映了流亡海外新儒家们的四顾茫茫、飘零孤寂、悲愤凄凉的心境情调与学术诉求。《宣言》“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苍白无力的道德空想，只能是在上一代梦幻破灭的废墟之上又重新编织的另一个美丽的梦”。^[2]

真正的海外儒学复兴热起于上世纪80年代，它与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精神、价值方面的危机及部分西方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有关。

大陆的儒学复兴思潮是由海外输入的，其中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的作用尤为突出。他明确地说：儒学的复兴，“儒学在21世纪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他对儒学在国内的复兴充满希望，持乐观态度。他说：“如果儒学在大陆没有发展，那么我相信它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将都是散离的、浮光掠影的，大的动力肯定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国内这方面问题的讨论的原因。”^[3]他在大陆通过讲学、各种学术会议、访谈、发表文章等形式，大力推行儒学第三期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港和海外新儒家们鼓吹的儒学复兴思潮对国内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由小到大，并逐渐形成了大陆的新儒家，其进程远比杜维明预计的要快得多。1989年，有位大陆学者在台湾《鹅湖》月刊8、9两期上发表长达3.5万言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长篇文章。该文明确提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该文是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当时大陆学术界公开响应“复兴儒学”论者不能说没有，但为数寥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儒学复兴渐成潮流。海内外极少数学者甚至发出“21世纪是儒学世纪”、“21世纪儒学必然在全世界复兴”的呼喊。有学者提出：“着眼于摆脱困境，重建民族精神，则儒学复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问题是不证自明。”该论者指出，中国文化的“中和精神”对调整个体与群体、人与人的关系大有好处。^[4]也有学者对儒学复兴持保留、否定的态度，认为：“儒学已死”，“‘儒学复兴’说是误用词汇和幻象。”^[5]从1994年10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年与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儒学与21世纪》看，相当多的学者虽然重视对儒学的研究，肯定儒学在当代的价值，提倡要继承和弘扬儒学中的优秀传统和积极成果，但并不赞成儒学复兴说。有的学者明确地说：“儒家的积极精神肯定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而古老的原生儒学理论形态不可能再次复兴”。“说21世纪会出现‘新的儒学’，无异于说21世纪会出现‘新的封建社会’。”^[6]也有学者从正面肯定“儒学复兴”的意义，认为它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文化危机的反映。“它对建立民族文化信心，抗拒西方颓废文化入侵，提高民族道德意识，矫治各种‘现代病’，或许是不无裨益的。”论者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儒学复兴只能定位在学术研究和行为方式层面。^[7]针对“儒学复兴”思潮大有滋长蔓延之势，方克立对某些大陆新儒家进行了评析，指出他们的矛头是直指“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儒学复兴”思潮产生的背景，论说了儒学在21世纪发展的前景。他认为，“作为前现代的意识形态的儒学，决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全面复兴，重新取得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正统或‘独尊’地位。”放弃了重新取得正统地位的儒学，经过创造性的自我变革，“将成为21世纪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的一元，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为合理的人类文化建构作出其他文明所不可替代的贡献”。^[8]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读经”四起，祭孔盛行，《论语》的世俗化，“儒学复兴”的思潮益发高涨。就连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报刊也以《“儒学复兴”论：新儒家的呼喊》、《当前复兴儒学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的醒目标题刊登文章。可以说，报刊、电视、广播、出版等传媒无不竞相为“儒学复兴”尽力、助威，并以此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有关“儒学复兴”的思考、评论不时见诸报刊。有学者认为，现在的“国学热”、“儒学复兴”，“虽热还是点点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势不可挡”。“在中国大陆上复兴儒学，任重道远。”^[9]

提倡“儒学复兴”的学者，对“儒学复兴”的内涵、途径、方式和目标也各有所见，甚至有着根本的对立。粗略的分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竭力把儒学政治化、宗教化，公开主张“儒教立国”，“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提倡中小学“读经”，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排斥西方学说。这种极端主张，公开赞成者不多，公开反对者不少。^[10]

一类是认为儒学经过吸取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实现现代化，希冀重新取得昔日独尊地位，以他们阐释的新儒学救中国、救世界。这类学者崇信孔子及儒学，竭力全面复兴儒学。其中公开标榜自己为新儒家者不多，但思想上认同者不少，其社会影响日增。如有的论者所言，“今天主张儒学作为指导思想的人大有人在”。^[11]

一类是主张把儒学作为一个学派加以复兴，从学术层面上继承和发扬儒学中的积极内容，为振兴中华民族服务，但不赞成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认为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复兴儒学”论者中的多数人持此类观点。

当今学术界，有许多学者依然反对“复兴儒学”，或对“复兴儒学”持质疑或保留态度。但总的看，在多种社会力量和思潮的作用下，儒学复兴的思潮确实有不可阻挡之势，淹没了反对者的声浪。

儒学复兴思潮的发展方向如何，值得国人和学界关注。

二、中华民族复兴与儒学的衰兴

儒学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所有主张或赞成“儒学复兴”论者都承认的。究竟有何联系？不同的论者，则有不同的见解，有的甚至根本相对立。

有的论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取决于中国固有道德的复兴，儒学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血脉之所在，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传统儒学的复兴。

有的论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全面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政治的复兴，而且包括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也有的论者认为，儒学的复兴有赖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儒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继承和发展包括儒家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不同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更不等同于儒学的复兴。

这些不同的见解，都值得我们思考。

为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复兴与儒学复兴的关系，有必要简略回顾下一下儒学的兴衰。

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提出仁学，以此来维护周礼，从而创立“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儒家学派。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儒学在春秋战国时代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孔子一生很不得志，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孟子称在他所处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因而他竭力辟杨墨，复孔学。经过孟子等后儒努力，儒墨并称为“显学”。荀子在儒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诸子学说，集先秦思想之大成，建立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他的两个弟子韩非、李斯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秦始皇崇法反儒，以至发生“焚书坑儒”，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否定儒学在统一中国方面起的巨大作用。政治上，汉承秦制，但在学术上，汉初黄老之学颇有影响。汉武帝为了巩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政治思想领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儒学被神学化、神圣化，取得了新的形式，由先秦儒学转变成为两汉“经学”。在尔后的漫长的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孔子逐渐被神圣化，成为“文宣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从学术层面讲，情况要复杂些。中国文化始终是多元的，儒学在与佛学、道家等其他学术流派的互动中发展，有时受到佛道两家的压抑、冲击。最明显的是在汉朝以后，儒学受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挤压，失去过学术上的主导优势，失去了多数士人对它的崇信，连许多儒者都出入佛老，儒学出现危机。唐朝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中断。他把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荀子、董仲舒(及两汉经学)排除在儒家之外，这是他“道统”的偏见。但他的儒家“道统”中断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儒学危机的严重性。韩愈以孟子自居，激烈排佛老，倡道统，力图复兴儒学。不过，他和当时其他卫道者的学术思想新意不多，比较贫乏，因而影响不大，儒学未能实现复兴，佛学的影响和价值明显盖过儒学。只是到宋明时期，经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努力，以儒学为主，兼综佛道，从而融合形成新的儒学(内分理学、心学和气学)，实现了儒学的复兴，将儒学推进到又一个新的形态。由宋明至清末，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学术思想上，儒学都居统治地位，儒学被绝对化、神圣化、僵硬化，“非圣即违法”，“以理杀人”，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

中国封建社会在明朝中期达到高峰，此后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滋长和发展，反映新社会因素的新思想也在社会内部萌芽、生长，其中以李贽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批判、黄宗羲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戴震对“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的批判最为代表。这是从中国社会内部、从儒学内部的批判。这种启蒙批判表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开始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逐渐由维护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即使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传入，中国社会内部同样会发生犹如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区别在于西方批判的是中世纪占绝对统治的神学和宗教，而中国批判的则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学和专制君权。儒学的衰颓由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现代新儒家把20世纪儒学的中断主要归结为“五四”批孔，这是一种只见表象的肤浅之见。

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灭亡前的回光返照，犹如曹雪芹笔下描述的大观园，表面繁华而内囊却已腐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以至到亡国灭种的地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共和名存实亡，复辟势力一度猖獗，而复辟者无不尊孔卫道，复辟与尊孔相随。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靠孔夫子的一套救不了中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振兴中华，他们热心向西方学习，寻找真理。陈独秀们之所以激烈批孔，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就是为了反对复辟，提高国民觉悟，振兴中华民族。“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是20世纪中华民族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有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新儒家中除个别的开明者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积极意义外，多数人则全盘否定批孔运动。在他们看来，只有传统的儒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而陈独秀们倡导和创建的“五四”新文化不算中国文化，“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建设的新文化也不算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旧文化确实是一场革命，要说中断，是发展过程中的中断，是中国封建旧文化的终结，然而它又是中国民主主义新文化的诞生。

中国古代文化从夏商时代起就是多元的，儒家文化不等于中国文化，批孔不等于批全部中国文化。对此，陈独秀们是清楚的。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功底，明确承认孔子在历史上的价值，他们只是认为孔子之道已不适合现代社会。他们激烈批孔，实质是批尊孔、批三纲、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他们犯有形式主义的缺点。他们只看到新旧文化之间的对立，没有看到它们之间还有继承的一面；只看到东西文化之间的对立，没有看到它们之间还有相通、互补的一面；只见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12]

儒家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主体，这是毋庸置疑的。儒家文化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兴盛和发展方面，在形成和传承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文化，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它在总体上已不适应中国现代社会；但就它内涵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民族灵魂而言，就它的精华和优秀传统而言，仍有其价值，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的作用、地位和现代意义是道家、佛家等其他诸家文化所不能相比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讲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时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不说从老子或墨子到孙中山。他承认孔子是中国古代圣人，也熟悉《论语》。他在抗大讲话中甚至提出要学习孔夫子，要出几个孔夫子。毛泽东一生中引用古今中外名人的话，以孔子的为最多。^[13]在20世纪上半期，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继承和弘扬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但由此能否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或本质上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呢？笔者以为不能。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大致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三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4]文化是不可缺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文化在社会发展的作用与时俱增，不可忽视。但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政治决定的。对旧文化的革命离不开对旧政治、旧经济的革命，对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对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

从历史上讲，近代以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衰颓是同整个中华民族的衰颓相联的。一个备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国家，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谈不到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亦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就谈不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无所谓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取决于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只有中国强盛了，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华留学，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学习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中国的长处和经验，才能破除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才会真正平等地同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对话。今天，我国大学的哲学系普遍设有西方哲学课程及教研机构，而西方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甚少，只是个别的。

现代新儒家普遍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在历史观上，他们是文化决定论者。贺麟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15]今天新儒家们依然持类似的观点，有的甚至更为极端，认为亡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亡文化。他们说，“五四”以来，最大的危机是因儒家文化中断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是儒学的复兴。为此他们竭力鼓吹立儒教为国教。只要稍有一点我国近现代历史知识的人，就可知道，这种观点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现代新儒家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旗号下鼓吹复兴儒学。他们大力宣传，复兴民族文化就是复兴传统文化，就是复兴儒学。这种观点，乍一听似乎有理，因而赢得相当多的人的赞同。其实，这一观点是大可商榷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全面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复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6]在今天，中华民族政治和经济的复兴，决不是指中华民族传统的旧政治、旧经济的复兴，而是指在革除旧政治、旧经济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同样，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决不是指中华民族传统的旧文化的复兴，而是指在革除旧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和繁荣适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政治、新经济的新文化。把民族文化复兴理解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一种误解，应予以澄清。

有人会说：难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就同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没有关系？当然不是，两者大有关系，而且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尽管是中华民族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但它决不能从空地上建立起来，它必须利用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历史不能割断，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新文化的建设，需要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继承精华，从而必然会出现一个研究历史文化的热潮，出现一个向包括儒家在内的古代诸子百家学习的热潮。这就有当今的盛世修典，国学热，儒学热。然而笔者以为，盛世修典，国学热，儒学热，都不能算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算是儒学的复兴，它只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三、意识形态“儒学复兴”与学术流派“儒学复兴”

在当代，儒学能否复兴？笔者以为要具体分析，要区分是意识形态上的“儒学复兴”，还是学术流派上的“儒学复兴”。

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多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终结，已不可能复兴。道理很简单，时代变了，经济基础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必然随着改变。这一层道理，“五四”时期的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17]

有人说，历史上不是曾有宋明儒学的复兴吗，为什么今天不能有第三期的发展呢？道理同样很简单，两千余年，直至20世纪，中国始终是农业社会，孔子之道大体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相一致。进入20世纪，更不用说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家依赖的经济基础和家族制度已不复存在，要再想复兴儒学，犹如痴人说梦。袁世凯、张勋、蒋介石都主张尊孔读经，结果如何，历史早已有结论。就是竭力鼓吹“复兴儒学”的现代新儒家所在的台港地区，儒学复兴了吗？恐怕没有，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思潮。在那里，儒学的复兴恐怕只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书本上和书斋里。至于大学的课堂里，儒学有多少地位，现代新儒家们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不好说出来而已。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执政者曾想以儒家价值观之优点去补救西方价值观之弊病，大力提倡儒学，从1984年起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选修课。现代新儒家们热情相助，纷纷应邀赴新加坡讲学，一度备受鼓舞，兴奋不已。我国某些人在访问新加坡后也颇受影响，发表感言，认为看来得儒家立国。结果如何？新加坡儒学复兴了吗？没有。1989年儒家伦理课中止。新加坡治国理念和价值观中无疑吸取了儒家的一些积极因素，但其起主导作用的显然不是儒家价值观。连台港地区和新加坡都无法复兴儒学，难道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还能复兴儒学吗？答案是不证自明的。

儒家文化远播海外，对人类文明发展有重大影响。在当代，学界普遍认为，儒家价值观对西方文化能有某种补偏救弊之功用。但儒家对西方文化能否有补偏救弊之功用是一回事，儒学能否复兴则是又一回事。在西方社会，经过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洗礼后的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社会生活仍起着重要作用，但在意识形态上，它们不占主导地位，在调节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方面也只起辅助作用。由此可以推定，在现代社会，儒学在经过自我变革后，在处理和调整人伦关系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绝无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恢复昔日的独尊地位。

有人说，欧洲有“文艺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儒学复兴”？说这样话的人不明白欧洲“文艺复兴”是怎么回事。在14—16世纪的欧洲，新兴的力量弱小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强大的占绝对统治的封建教会和神学势力相抗衡，不得不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开展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欧洲“文艺复兴”绝不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运动，而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其针对的是现代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它不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后看。中国有没有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呢？有的，但绝不是“儒学复兴”。胡适曾说过，他本人比较喜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称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潮》杂志的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e”(“文艺复兴”)。^[18]以欧洲有“文艺复兴”为由而提倡“儒学复兴”，这是对“文艺复兴”的莫大误解。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终结，为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是否有复兴的可能？这可以讨论。笔者曾认为，社会主义新文化虽然有继承和发展儒学优秀成果的必要，但儒学作为一个学派已无存在的必要，也无存在的可能。但后来，我从我国社会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那里得到启发，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认为经过自我变革，儒学作为一个学派有可能复兴，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内的各种宗教都存在着、发展着，都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有适应社会主义的新佛学、新道学，为什么不可以有适应社会主义的新儒学呢？当然可以有，何况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博大精深、影响久远、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学派。

儒学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学者把它分为三个层面：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研究；行为方式。有的学者则把它分为政统、道统、学统三个方面或层面。笔者以为，儒学中作为应世、救世的具体主张和观念自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过时，失去其价值。但儒学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炼、积淀、凝聚的民族智慧、美德、精神、传统却有着普遍的、永久的价值。这方面计其大者有：(一)统一团结、独立自由；(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三)厚德载物，民胞物与；(四)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五)多思审问，知行合一；(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七)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八)内省修养，止于至善；(九)公而忘私，心忧兴亡；(十)民贵君轻，以人为本；(十一)协和万邦，爱好和平；(十二)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精神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五千余年而不中断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它们将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至于儒学在政治、教育、道德、哲学、历史、文艺、经济等具体学术领域中的思想，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发掘和继承的地方。在此仅以教育为例略加提示。如前所说，孔子是我国第一位教育家，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尔后的儒家继承了孔子办学的传统。可以说，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这是儒家对我们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总体上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其中有些传统、经验仍值得现代教育借鉴。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教育谈话中尖锐批评当时的教育界，指出现在课程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也不得法，“我们丢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向办教育的领导提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对照今天教育界的状况，我们更有理由发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的呼声。

现今的时代，与“五四”的时代根本不同了。在那时，儒学主要是被看作民族复兴的障碍，不批孔，就不能前进。在今天，虽然儒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矛盾的一面仍然存在，对其糟粕仍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但已不是主要的。儒学在今天主要是被看成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用儒学的精华、优秀成果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存在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过伟大贡献，至今仍有珍贵价值和巨大影响的儒学，决不能因社会主义而中断。

任何一种学说，一个学派，只要它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满足社会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它就有存在的理由，就不会中断；反之，任何一种学说，一个学派，只要它僵化，固守教条，不与时俱进，脱离社会，脱离生活，最终必将消亡，为历史所淘汰。在我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人崇信孔子，有人崇信老子，有人崇信释迦牟尼，有人崇信穆罕默德，有人崇信耶稣，并致力于从他所崇信学说中发掘积极因素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件好事。

儒学(不仅儒学，而且包括佛学、道学、墨学等学说)，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经过短暂中断后有可能重新复兴。复兴后的新儒学无论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还是在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

总之，应对“儒学复兴”做意识形态上与学术流派上的区分。这两者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其可能，也有其必要。

四、儒学复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任何一种学说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儒学有可能复兴是一回事，但能否真的实现复兴则是又一回事。儒学能否复兴，关键在自己。

儒学有日新变革、与时俱进的一面，这使得它在两千余年基本上保持主导地位。但儒学也有宪章文武、信而好古的一面，这使得它因僵化而终结。在当代，儒学要复兴，取决于儒学自己的自我变革、自我转化，以适应新的时代。这一点现代新儒家们也都是承认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性转化和转化成什么。每个人因政治观点、知识构成、学术倾向、个人气质、情趣爱好、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创造性转化的成果也各有特色，千姿百态。这些都是当代学人都承认的，明了的，对此不作置评。

现代新儒家虽然受过现代教育，有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但他们并没摆脱儒家的根深蒂固的“道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他们不能正视历史，不愿承认儒学独尊的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不敢面对儒学已为新的学说取代的现实。他们仍致力于昔日独尊地位的恢复，而不甘愿把新儒学作为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他们并不致力于发掘和弘扬儒学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而是企图用他们编造的新儒学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他们的这种心态和主观要求，同我国的现代新佛家、新道家不同。他们的心态和主观要求，同时代相背，只能是主观的幻想。

这里实质上有一个现代新儒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儒学难以复兴。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复兴靠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而不是靠新儒学。我们在处理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首先要承认这一历史结论，否则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历史地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同包括现代新儒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中取得的。倘若有人想以复兴儒学来抗衡、取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那就忘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现代新儒家承认，儒学要复兴就必须吸取现代西方文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所说的现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现代科学技术，而不包括西方文明最先进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历史等客观条件，台港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个别人从上世纪30年代起至90年代，终其一生都在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有人扬言，第三期新儒学最大的使命，“就是使马列主义的迷雾与魔障及早在中国大陆消失”。这种人以反共、反马克思主义为荣耀，然而真正的海外学者对他们的辱骂、攻击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有失学者身份和儒雅风度。大陆学者在介绍、论析他们的学术思想时往往隐去这方面的内容，笔者以为，这样做未必恰当。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否认这种对立是错误的。但它们之间除有对立的一面外，还有互相契合、互相补充的一面。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发展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两大文化、文明相结合。”^[19]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吸取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方面讲。若从儒学方面讲，儒学要现代化，除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外，还须吸取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中也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取宽容、甚至吸取的态度。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就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以至有人把它视为唯物史观。^[20]在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梁漱溟在坚持自己原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也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美籍华人学者窦宗仪以儒学为主体，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糅合，出版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杜维明与台港的某些学者有明显差别。他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显学之一，主张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互动、对话，以找到其中的结合点。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儒学要能存在、发展，就必须使自己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顺应世界之潮流，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儒学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途径、方面是吸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吸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新儒学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并发挥积极作用。这并不是要求新儒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更不是要求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新儒学依然可保持自己的特质和气派。

在现代社会，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信仰儒学，这完全是个人信仰自由的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儒学，继承和弘扬儒学的优秀成果，还是笃信儒学，致力儒学学派的传承儒学和发展，这完全是个人学术研究的自由。对儒学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永远需要，不会中断。我们不能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儒学的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也不能把他们的成果纳入新儒学。张岱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儒学和中国哲学。他学识渊博，思想精深，成果卓著，德高望重，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当有人想把他列入当代新儒家时，他明确地说：“我不是新儒家。”^[21]确实，他是国学大师、中国哲学史家，也是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对儒学的研究完全是自由的、开放的，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百家争鸣，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无有定式。笔者以为，真正的新儒家应是笃信儒学，践行儒学，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在新时代以传承和弘扬儒学为自己生命的现代儒者。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要得到复兴，就必须有这样的新儒者、新儒家。儒学不是宗教，但新儒学家要有新佛学家、新道学家那样一种对自己所崇信学说的践履精神、献身精神和平常心态。仅仅把儒学作为研究的对象的研究者不能算现代新儒家，仅仅热心提倡“儒学复兴”的人也不一定能算得上现代新儒家，至于把儒学作为晋升、成名、发财的敲门砖的人更不能算是现代新儒家。就此而言，在大陆真正可称得起为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屈指可数，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儒学的复兴确实还仅仅是在起始阶段。

儒学作为一种学说，是最重要的国宝、国粹，需要有一些有志献身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学者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并使之得到发展和弘扬。

最后还应郑重提出的是：在国学热、尊孔热的今天，我们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两千多年封建腐朽的东西根深蒂固，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封建的任务仍很艰难。因此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时，千万不要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良传统的批判。作为学术流派儒学的复兴必须立足当代的中国和世界，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使儒学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

笔者对儒学无有专门研究，对现代新儒学也只是关注而已。本文仅是一孔之见，不妥之处，希请学界同仁指正、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