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舒
“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类学研究正在指向人类文明的那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关键紧要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教育、法律、人口、卫生和营养体系……人类学研究前沿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就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人类学必须得像其他科学一样，显示出本学科的实用性，不然就会降格成为一种慵懒者的心智游戏。”①
“国际人类学界正在发生的一次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学科关注的对象正在转向当代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和欧美各国等等。这一动向显示出人类学家们正转向对影响当代社区的重点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还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论、项目实施和普通传媒所用的意愿。”②
本文开篇引用的是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和当代医学人类学权威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有关人类学学科动向和趋势的两段预见性表述。尽管两者所处的时代相隔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寥寥数语却清晰无误地对人类学从业者传递如下讯息：强化学科的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特征，是在“大国崛起”语境中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专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本前提。作为呼应，本文将通过重新审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人类学黄金时代的几个“辉煌瞬间”，力图辨识出将学科洞见运用于政策研究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进而解析一个令当代学人颇为诧异的疑团，即：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人类学学科尚未成型之时，学科的开拓者却能提出影响深远的社会进化论学说，成为“大国崛起”语境中国际和国内政策制定的学理依据。在“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以米德（Mead）和本尼迪克特（Benedict）为代表的人类学者，不失时机地以民族志为研究手段，为解决棘手社会问题（如：“代沟”和青少年问题）和处理国际事务（如：二战之后对日本的管制和重建），提供服务公共政策以及面向普通大众的专业洞见。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中，日益成熟的英美人类学学科却失去原有的蓬勃朝气，在专业化、细分化和产业化的合力作用之下，为特定理论话语所主导的无休止探讨与政策实践之间产生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得该学科不幸沦落成为费孝通所说的那种“表演才华的戏台”和“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③，进而渐渐失去了对公共领域，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大众媒体乃至普通民众应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人类学者除了在大学或博物馆从事教研本业之外还能做什么工作？这是笔者在哈佛任研究生助教（1995—2002年）以及此后在乔治城大学、霍普金斯国际研究生院（SAIS）和复旦大学教研过程（2002—2015年）中，常常与学生和同道探讨的话题。要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恐怕要从当代人类学学科的公众想象、认知度和在国内外学界中所占据实际地位入手。限于篇幅，本文将以回溯学科发展历程中的几个值得回味的片断，重点探讨人类学者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中如何以自身的能力和志趣，适时运用本学科的知识和经验来服务于象牙塔外的现实社会。笔者尝试跳出人类学学科自我限定的范围，更换思维模式，将处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英美人类学学科和实践者作为“他者，”站在“局外人”立场上对国际经验进行冷静和客观的评析，以期获得不同以往的洞见与启示。
本文用“公共性”一词来描述当代人类学的特征，以表示对最近十年间国际人类学“公共转向”趋势的关注和认同，同时展望人类学专家主动参与政策议题讨论的前景。④在20世纪人类学学科构建的“黄金岁月”，博厄斯（Boas）、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的学术作品对于引导公众意见，尤其是纠正学界外对于种族、性别以及国际关系问题的种种偏见和谬误，起到了令今人难以想象的作用。而基于政策实践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一旦受到公众关注，成为公共话题，也有助于人类学者将目光投向象牙塔之外真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而不是拘泥于对理论范式或者某一学派的反复研究。同时，英美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凡是超越经院藩篱和摆脱精英意识的人类学家，常常具有前瞻性的视野，不但能够使学科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而且能及时甚至超前地调整研究思路和目标。作为人类学公共性和前瞻性特征的方法论基础，植根性则是田野研究为政策实践服务的催化剂。
一、“大国崛起”语境中人类学的公众认知度与政策实践
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类学学科创始人之一泰勒爵士（Sir E．B．Tylor）就认定人类学作为研究文化的科学，是一门改革者的科学。⑤泰勒所倡导的社会进化论是早期人类学在学界内外最具冲击力的理论流派。社会进化论以探索人类发展规律、开启民智并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其宗旨的思想学说。带有明显社会进化论标记的社会类型分类法则和发展阶段论，因其科学话语所传导出的工具理性意识，也就自然成为了正处在高速发展和扩展阶段的欧美大国执政者求之不得的决策依据。可以说，“大国崛起”的语境在客观上使得现代人类学学科在专业成型之初，不可能出现那种纯粹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之间脱钩的尴尬情形。
以美国人类学先行者摩尔根的名作《古代社会》为载体的社会进化论主张，对于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寻找社会进步催化剂所提供的框架并且催生包括现代化理论在内20世纪西方学界的发展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⑥就预设前提、观察角度、话语表达和意识形态导向而言，从经济增产阶段论到经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的蔓延，都无法脱胎于社会进化论的基本信条。在普及人类学学科常识的实践中，包括博厄斯在内的美国人类学者在早期世博会和奥运会（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所主办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上，以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向公众普及科学和人文地理常识，介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西方学界中将“跨文明对话”引入公众视界的最早的实验者。⑦更值得一提的是，博厄斯所提出的以“历史特殊论”为基础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和范式，从根本否定了曾经盛行多时的种族主义“科学论”。⑧在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成了学者和公众最可依赖的理论和道义武器，为他们在与主张种族隔离的政客及其宣扬种族优越论的纳粹民族学家作战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和伦理依据。
到了20世纪，一度曾主导英国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者在学术层面上对社会进化论持否定态度，然而却也基本认同以学术成果服务于政府和社会发展的理念。马林诺斯基在他的《文化动态论》（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反对当时在人类学界刚开始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应用人类学与以理论探索为主的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应该有所分别，使得二者各得其所。针对这一片面的二元论观点，马林诺斯基主张人类学同仁对二者一视同仁。⑨笔者认为：马林诺斯基的看法代表了他对人类学学科本质的一种基本认识，即：同任何科学一样，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应用研究为出发点；因而人类学理论的实用价值，也就只能是在田野工作者对实证现实有绝对把握之时，才能得以充分体现。⑩应该说，马林诺斯基的这种极具前瞻性的见解，不但使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僚们难以望其项背，还大大地鼓舞了其中国弟子费孝通和其他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和年轻学者。马林诺斯基对人类学整个学科的贡献，主要还在于他丰富和完善了田野研究这一核心方法。这是当代人类学界的一致共识。遗憾的是，他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他在《文化动态论》一书中表露无遗的心愿，即：将应用人类学发展成一门成熟和权威的分支学科。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学学科一旦为欧美研究型高校和文理学院接受，纳入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体系之后，也如社会学和哲学等相关科目一样，变得高度专业化。学术研究（尤其是田野考察）开始满足于为“智力体操”提供比赛场地，渐渐远离其为促进社会变革服务并实现其应用价值的初衷。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杰出的应用人类学家当属米德（Mead）及其师出同门的挚友本尼迪克特（Benedict）。作为博厄斯成就最为卓著的两位女弟子，她们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类学公共性、前瞻性和植根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将学科的公众认知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她们几乎成了公共领域内人类学专业人士的面孔。她们的形象还上了美国邮票。人类学家得到如此高的关注度，迄今为止无人企及。
米德始终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自觉主动地与学科外的各色人等进行沟通，让象牙塔外的芸芸众生感受人类学的魅力。早在20世纪20年代，米德以她在萨姆瓦（Samoa）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完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一夜成名。
此后她在各种场合以她在萨姆瓦的研究结论，来解释当时令美国社会各界颇感棘手的发育期青少年难题。米德以人类学家最擅长使用的跨文化视角，指出逆反行为和急躁心理未必是青春期的本质特征。对于研究者来说，生长发育不是简单的生理和心理变化过程，更是一个充满文化意味的社会现象。从她声名鹊起的1928年到1978年离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米德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的视线。可以说，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公共知识分子，她是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和研究所之外的代言人。她以自然历史博物馆专家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身份，频频出现在出席在公共讲坛、记者招待会、电台和电视台专访等众多学者刻意回避的场合。她也许是著名电视主持人卡森的晚间娱乐节目唯一邀请过的学者型嘉宾。有意思的是，米德的著作还深深地影响了为她女儿定期体检和看病的儿科专家斯伯克（Spock）。斯伯克的育儿理论明显带有米德文化与心理发展学说的烙印。而他撰写的各种指南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生儿父母的必读书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与本尼迪克特等一大批人类学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各种战时宣传活动，并设计了一整套旨在鼓舞国内民众和前线将士士气的策略。在1943年米德赴英国讲演并做客BBC广播公司。她在对驻英美军官兵与当地妇女恋爱过程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以人类学的视角和没有任何学术术语和套话的风格，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有意思的是，米德还以此为契机，写出一部名为《美国驻军和英国社区》的微型民族志，成为一段佳话。
在书中，米德以美国大兵和英国女子间发生的情感纠纷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英美两个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国度中普通人对于浪漫爱情的表达方式以及求偶约会策略方面截然不同的观点，进而展现了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文化特征。
在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之后，以本尼迪克特为首的美国人类学学者开始协助政府和盟军制定促使日本投降后社会平稳过渡的有关方针和政策。《菊花与刀》一书就是本尼迪克特接受政府指令，为了真正了解当时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具威胁性的敌国而进行的一项远离日本国土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力作。《菊花与刀》在人类学界之外取得空前成功，其脍炙人口的程度竟然大大超过了本尼迪克特的学术代表作《文化模式》。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菊花与刀》可能是被译为汉语的人类学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有意思的是，该书在战后译成日语，在日本也成为畅销书。并非所有的日本读者都认可本尼迪克特的看法，尤其是书中对日本文化、人格以及国民性的观察和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对该书之所以受到中日美读者追捧的缘由，不再加以赘述。本文只想就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手段，以及这一应用人类学经典案例在学界外产生的轰动效应，作为讨论和反思的重点。首先，由于在战争期间，本尼迪克特无法亲历日本，体验风土人情，一如她先前深入印第安人居住地进行马林诺斯基式的田野研究。除了依靠大量的档案、纪录影片和极少数日本研究的英语专著，她的主要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就是通过和被拘禁的美裔日本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在日本出生的移民）面对面的交谈。就是这种在战时特殊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似乎无可厚非的田野调查模式，引发了当代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对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间权力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问题的全面思考。
尽管《菊花与刀》在研究方法和伦理方面存在着与前者同样的谬误，日本读者却对此书表示出相当的大度和宽容。《菊花与刀》法语版前言中特别提到这一事实：相当多的日本人至今对本尼迪克特以专家身份帮助麦克阿瑟在占领和管理日本期间同当地人友好相处，同时坚持保留日本皇室制度的努力心存感激之情。
这一来自人类学家的善意建言，使得那位不可一世的美国“凯撒”（即麦克阿瑟将军）改变初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的文化传统避免了一般战败国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可以说，本尼迪克特涉足决策研究，原本是一件偶发事件。然而她却为日后应用人类学成为专业化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起到了示范作用。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傲视全球的大国真正崛起之时，其实也是美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是如何因应时势，在应用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极具公共性、前瞻性和植根性的一系列议题：英美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能否帮助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在战后治理德国和日本？美俄中三国在冷战中该如何共存？什么是可行的育儿模式？身处社会剧变之中的青少年为何高兴不起来？有无可能发展性科学的研究？人为何要被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权和经济增长，孰重孰轻？不难看出，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与她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以致用原则是分不开的。她们从来不会忘记以自己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源自对于“他者”或“异域风情”的研究）来帮助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正如克利福德在《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所讲述的民族志故事总是明白无误地与任何多元价值发生争斗的文化情形，与为时已久的传统面临崩溃的表象，与有关人类可塑性的乌托邦式识见，以及对于分离解体的恐惧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象牙塔与现实世界的隔离：以“发展人类学”与“针对发展的人类学”为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重返大学校园的人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开始拘泥于人类学理论的细节末梢，而非挖掘其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文化、考古和生物人类学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过度清晰。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内部的细分化程度也十分严重。总的来说，多数人类学家（尤其是那些给自己贴上后结构和后现代标签的理论精英），似乎更乐于将研究重点放在观察、描述、分析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希冀能创造所谓的范式，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成果来改造世界，直接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学科结构不断完善、学科特征日益鲜明之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却变得缓慢，甚至于停滞不前。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女权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对欧美人类学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于执政当局的不信任态度，使人类学家更为关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用于决策所产生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与二战期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态度相反，人类学家开始同大学校园的反战运动合流，成为学科反思和改革教学内容的先锋。
而当代应用人类学能在象牙塔外再度受到青睐，结出以发展人类学为特色的奇葩，则是以田野研究位为核心特色的人类学方法与国际发展实践相融合的必然产物。冷战以后的几十年间，在象征美国经济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框架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开始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国际开发（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领域，从最初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博弈较量的一张王牌，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的一种以发展来摆脱贫穷落后命运的途径。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和资金来源的国际开发组织相继成立，使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实践（growth-oriented development），逐步演变为一种特殊的跨国产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高等教育产业化（院系膨胀和学生数量过度增加）等因素，北美地区人类学系毕业的博士生对于大专院系和研究所来说已经供过于求，得到正式教职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真正认识到学有专长的人类学者在国际发展实践中的作用。这在客观上也促使应用人类学家以参与者的角色积极投身于国际开发，在项目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发挥其重视地方性知识积累和善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扮演沟通和中介者（或者说是斡旋者）角色的作用，从而形成以应用实践和促进第三世界地方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人类学”。
在21世纪的今天，以发展人类学为典型代表的应用人类学已从一度被行内人士视为偏重于实用性的“非学术性”的技术工种，成为美国人类学学会所认定并推崇的专业分支学科。同经济学家一样，应用人类学家以顾问或正式雇员的身份在政府部门、咨询公司、企业、公共卫生组织、律师事务所、包括社区发展和慈善机构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和其他跨国集团大展身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就有相当数量的应用人类学家在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担任顾问或专职研究人员。近年来应用人类学家开始在北美商业部门担任对从事国际贸易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公司人员的培训任务，使受训员工始终保持对异文化的敏感性，并以平等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在日常工作中所遭遇的文化差异问题。同时应用人类学家还以参与观察的研究手段，对公司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决策和管理层及时协调与其他各部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和参考意见。
作为一门熔理论批评和应用实践为一炉的学问，就其涉及的内容和论题而言，发展人类学体现了当代美国学界中从事发展研究的两种相关却不尽相同的思路、模式和风格。在专用化的层次，发展人类学已然是应用人类学的一大分支。发展人类学家发挥其田野工作的拿手本领，判断、确认和分析不同场景中的文化与发展的关联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获取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从而提供可资决策者参考和借鉴的依据、信息和建议。这种强调“学以致用”的发展人类学，在英语语言中表述为“development anthropology”。发展人类学家受雇于包括欧美各国的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通过发挥自身的学科专长，来研究和探讨社会和文化因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制约性，从而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解决在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然而，置身于象牙塔内的发展人类学还可表述为“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在英语语言有“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之意）。这种带有浓重学究气和后现代烙印的人类学是以发展领域本身、特定的发展项目、国际发展组织、甚至从事发展的专家作为观察、研究和批判对象的人类学。与常规发展人类学不同的是，“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力求通过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发展过程的剖析，提供旨在对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思考的批评性文本。在欧美高校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中，以学理探讨为导向的发展人类学家大多有进行过长时间田野工作的经历。他（她）们以撰写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式，借助具体的案例分析，揭示出发展项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如何演变成为具有工具理性功能的官僚管理机器，使代表政府和国际组织利益的权力，得以随心所欲地渗透和干预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对本土文化、社会结构和关系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和影响。与受雇于特定组织和部门的发展人类学家不同，从事“针对发展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以著书立说和教授课程为主业，具有独立观察家和批评者的身份。他（她）们一般是以本学科的专业期刊和专著出版为学术争鸣的媒介，来扩大在同行和学生中的影响力，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应用价值，似乎并不特别在意。也就是说，他们一般视制造学术精英话语为己任，尤其是在得到自己已经拿到终身教职（tenure）之后。
三、医学人类学与政策实践：哈佛经验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国际人类学界，医学人类学是发展最为迅猛和最深入人心的一门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作为后起之秀，在打通应用实践与理论探索方面，比发展人类学更为成功和有效。除了来自社会各界对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预防及诊疗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客观因素以外，医学人类学能在较短时间内崭露头角成为一门桥梁学科，将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以及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实践加以有机连接，离不开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凯博文（Kleinman）和他的学生及同事的勤奋耕耘。以曾经担任过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主任和人类学系主任的凯博文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医学人类学从学科形成到完善，有着与发展人类学不尽相同的经历。医学人类学的发轫动力，并非完全来自于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解决诊疗问题的需求。以凯博文为代表的一批毕业于欧美顶尖医学院的医学工作者，从担任住院医生起，就开始以其丰富的社会和人文科学素养，对医学实践的文化性以及西方医疗范式进行质疑和反思，使医学人类学从学科成型之初就具备了一种人文情怀和批评精神。
凯博文主持的医学和人类学双轨制培养计划（即MD-PHD项目），是哈佛医学人类学在教学机制上得以避免发展人类学领域学理与应用实践脱节的“后现代尴尬”。攻读医学和人类学双料博士候选人（MD-PHD）以一种令人难于想象的学术使命感，穿梭于文理研究院、医学院和教学医院之间，在完全不同的专业语境里，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跨界”工作手段，来修成一门门课程。作为医学和人类学双博士项目最富传奇色彩的学生，法默（Farmer）和金墉（Jim Kim）从担任住院医生起就尝试以社会科学理念，对医学实践的文化性以及西方决定医患关系本质的诊疗模式进行了质疑和反思。在内心人文理想的驱动下，他们两人在1987年成立了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这个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健康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在美国、海地、秘鲁和墨西哥的缺医少药的穷人。作为融学术探索与医药服务为一体的平台，健康伙伴成功地将凯博文的医患理念从精神病和慢性病引入急性流行病的救治过程，同时也为长期以来困扰当代人类学者的理论—应用二元论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国际人类学在应用研究和学科建设层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处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人类学和相关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如何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有的国内学科格局之下，有的放矢地借鉴哈佛经验，寻找出熔学理思索与应用实践为一炉、旨在打破学科界限的并具有显著的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特征的当代人类学学科构建路径，打破困扰国际应用人类学界已久的学术探索与政策实践脱节的僵局，丰富新形势下当代中国人类学学科构建的思路和手段，实现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夙愿，具有不可限量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B．Malinowski，Introduction to Law and Order in Polynesia：A Study of Primitive Legal Institutions by I．Hogbin，London：Christophers，1934，pp．xvii—lxxii（笔者译文）。
②引自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为《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总序。该丛书2008年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主编：张乐天、潘天舒）。
③费孝通：《缺席的对话》，载《费孝通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④Robert Borofsky，“Public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News 40，1999，pp．6—7．
⑤E．B．Tylor，Primitive Culture，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58（orig．1871）．
⑥L．H．Morgan，Ancient Society，New York：Holt，1877．
⑦Susan Brownell，The 1904 Anthropology Days and Olympic Game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
⑧Franz Boas，Race，Language，and Culture．New York：Free Press，1966（original 1940）．
⑨Bronislaw Malinowski，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
Bronislaw Malinowski，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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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12年5月上海哈佛中心年会期间与凯博文和法默私下交流时得知：获提名之前金墉在白宫与总统会面时，曾以奥巴马已故母亲邓纳姆（Dunham）的人类学博士论文，讨论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志研究的现实意义。
参见笔者复旦人类学新浪博客所发博文《新任世行行长在哈佛的良师益友》，链接为：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1zj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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