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日，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兄弟院校的近三十名师生在复旦大学文科楼919会议室参加了国内首次“政策人类学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合办，就人类学与政策科学这两门在现有格局中看上去相去甚远的学科如何在视角和方法论层面走出跨学科结合的第一步，并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社会和民众而展开了讨论。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赵德余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潘天舒博士。他做了题为“政策人类学缘起和研究的思考”的发言。他由人类学科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与经验出发，提出了人类学者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有着对政策“未预结局”的洞察力、通人意的潜质以及接地气的惯习，可以也应该努力扮演沟通者、斡旋者、批评者、设计者以及实施者的角色。应用人类学家也的确曾经在福克斯计划、维可思项目、和平队和反贫困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内外大学专业的设置而使得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遇到机构化合制度化造成的瓶颈。最后，他提及了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新一代掌门人——“健康伙伴”的创始人金墉与保罗法莫尔的实际行动而最终影响了国际卫生和发展政策的制定。
接下来，来自中山大学的余成普博士带来了“人类学视野下的器官捐赠政策”的发言，结合他的实际田野经历，对我国目前的器官移植政策与现状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余博士指出，在器官捐赠刚刚起步，民众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对潜在捐献者做问卷调查，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而人类学中有四种视角可以用来分析器官捐赠，分别为：家庭取向（家属的同意在实际的器官捐赠上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文化多样性取向（对死亡与身体等的跨文化比较）、批判取向（器官买卖与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礼物取向（器官是生命的礼物）。从礼物的视角对器官捐赠过程进行分析，分为四个过程：赠予、获取、分配以及回馈，这其中涉及病人、家属、外科医生、志愿者、器官获取组织等多个方面。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水土不服的政策措施和科学判定，让我们必须反思文化情境中的特殊性，思考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往何处去。相关建议：一是对中国人的身体观、死亡观以及其他相关理念（脑心双死亡）等进行针对性研究，用“脑心双死亡”标准代替“脑死亡”；二是整个器官捐赠过程中需要中间部门的分配与参与，建议建立一个多部门参与的协作系统，提高实际的器官捐赠率；三是对器官捐赠者进行的补偿应该更加制度化和透明化，防止以金钱为诱惑的捐赠；四是从血液捐赠的历史过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此外，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叶敏博士，他就其在皖南某镇的田野调查经历做了题为“新农村建设实施政策的人类社会学分析”的发言，分析了其中的村落共意、资源动员和行动组织。来自复旦人类学专业的朱剑峰博士则就其在给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的亲身经历而做了题为“精神卫生领域的政策与人类学问题”的讲演，当参与政府项目中，感到人类学家不能再作壁上观，但我们究竟能做什么，声音如何被听到，我们能否成为困难群体的代言人？在研究过程中，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牵拉：需要让政府觉得有用，以及同时保持批判性思维习惯，其中最为困扰的问题是人类学研究报告应当如何展现。而来自杭州师范大学，有着丰富基层经验的余钊飞博士作了题为“诸暨枫桥经验的观察与思考”的报告，把大家的思绪拉入治国的历史与未来中。
最后，由复旦大学社会政策系的赵德余老师做了总结性的发言。赵老师认为，在有关文化、精神、伦理、服务学科上，人类学介入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政策科学更注重系统性和变动性的话，人类学提出的建议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了。“政策”不是固化不变的概念，它首先是一套意图，包括观念、价值和目标；其次，“政策”是一套行为，即“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第三，“政策”又是一套实体，正式的制度安排，与封建式的村规民约相区别，“政策”反映了资源的配置模式，在不同人之间的流向与利益博弈关系，而与人类学最相关的则是福利的变化。人类学家通过细腻的“参与观察”方法，来发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隐蔽的问题，了解“行动者的福利关系的变化与感知”，这些也是政策科学想发掘而做不了的。但是需要注意，政策科学家在某个政策意图下有着不同的政策目标，这点需加“防备”，可以对某一政策有更多的过程感，有意识地进行倡导调整。而对于数据和资料收集，应该在经验之上稍稍关注一下定量和图式。
本次研讨会在热烈而友好的氛围下结束了，大家期待着下一次的“政策人类学研讨会”。
（复旦大学2013级人类学硕士生沈高明、2011级人类学硕士生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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