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

一九二七年纽约“国际书店”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为人，思想家，革命家》(Karl Marx:Man，Thinker，and Revolutionist)一共汇集了十七篇文字，对于马克思的为人、思想与活动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其中有两篇，我们下面准备译出，即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和恩格斯报告马克思病况及逝世的一封信。第二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日对他的历史地位的经典论断。

两篇文字前我们各加引论，第二篇有几处也附加注释。

一、达尔文致马克思书

达尔文生于一八○九年，比马克思年长九岁，两个人是同时代并且同辈分的人。达尔文死于一八八二年，次年马克思逝世。自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失败之后，由一八四九年起，马克思就长久地流亡于伦敦，此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马克思写他的最重要的有全部历史意义及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作品的时候，同时也是达尔文在他自己局部的范围之内，在生物科学的领域之内，写他的带有革命性的作品的时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于同一年(一八五九年)问世。《资本论》第一册出版的时候(一八六七年)，达尔文正在准备他的第二本经典《人类原始》，此书四年后(一八七一年)也与世人相见。五年之后(一八七六年)恩格斯写《从猿到人》，主要的就是根据这本书中的资料。马克思无书不读，并且都能取其精华，他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达尔文，他显然是曾经读了达尔文的全部著作。

自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第一本经典一出，立刻在英国以及全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引起翻天覆地的论辩。马克思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他对于论战的发展必定密切注意，所以达尔文在他的心中必定印象很深，然而他们两人似乎向未见过一面。他们只有过一次人与人间的接触。当一八七三年，《人类原始》出版后的两年，《资本论》第二版印出时，马克思曾赠予达尔文一本。达尔文收到赠书后立即写信致谢，这封信是我们今天所仅有的两人之间直接交往的一篇历史文件。下面是原信的译文:

一八七三年十月一日。

阁下:承你惠赠你的大著《资本论》，谢谢;我衷心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政治经济学这一深奥重要的科目，使我更有资格接受你的赠书。虽然我们所研究的是如此的不同，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烈地希望知识领域的扩展，长久看来，这是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的。

查理·达尔文

这本必有马克思亲自署名的《资本论》，今天应当还在人间，但我们向未听说达尔文的子孙或英国任何方面提到过这有种种不同的历史意义的整整八十年前的一册经典。

二、恩格斯致索盖书

腓德烈·阿·索盖(Frederick A.Sorge)是一个由德国移植美国的人，在纽约组织了美国一个早期的革命团体“共产主义俱乐部”(一八五二年)，自第一国际成立后(一八六七年)，他就领导美国方面的支部。第一国际总部移到美国后，索盖任总部的书记。索盖生年待考，他大概比马克思、恩格斯都要年轻，他死于一九○六年。马克思、恩格斯对索盖都很重视，双方时常通信。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索盖非常关心，有时认为写信太慢，甚至打电报讯问病况。马克思逝世的次日，恩格斯就给索盖去了一封长信，把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的前后经过与逝世时的情况，详细报告一番，在信中并对马克思在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枢纽地位，予以透彻的说明，同时在信的末尾对于马克思死后工人运动可能发生的错误路线，他也有一针见血的预见。恩格斯尽力抑制自己心中的沉重感，不因个人的悲痛而忘劳动人民的大事，然而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体会到恩格斯沉痛万分的心情。我们下面把这封信译出，其中纯讲病况的一长段从略:

伦敦。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亲爱的索盖:

你的电报已于今日晚间收到。

多谢你。

我过去无法寄给你马克思病况的经常报告。病势忽好忽坏，不可能经常报告。现在把全部经过的要点告诉你。

(以下讲一八八一年十月至马克思逝世前的一年半期间的病况一段，从略。)

所以在过去的六周，每日清晨当我转弯踏上他所住的那条街道时，我总是心怀恐怖，唯恐看到外窗拉下。^[1]昨日下午(下午是看望他最合适的时候)，当我二时半到他家时，我发现大家都在哭，认为最后的时限已到。我问病情如何，并想叫他们多注意有希望的方面。他只有一次轻微的冲血，^[2]但病势恶化的很厉害。我们那位忠诚的老伦姗^[3]——她曾一直像慈母维护生病的子女那样无微不至地维护马克思——走上楼去，下来告诉我，他已入睡，但是我可以上去看看。我上去看见他靠在那里，的确是入睡了，是那个永不再醒的入睡。他的脉搏已停，呼吸已停。在伦姗离开他的两分钟内，他已安安静静地，并且没有痛苦地逝去了。

凡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事，不管是如何不幸的事，都带有令人慰藉的因素。现在也是这样。医学的技巧可能叫他再度几年拖生的生活;可能——为提高医生们的威名——叫他一寸一寸地死去，而不是一下从他们的手中溜去。但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会愿意忍受这样的一个结局。继续生活而望着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老在无望地想着完成它们，那对他将远比安然地急速地死去为痛苦。他很欣赏伊比鸿鲁^[4]的一句名言:“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们怎能希望这个巨人，这个天才，作为一个废人去生活下去，成为医学的一个点缀，但是也成为庸俗之辈的一个讥笑对象，这些庸俗之辈是在他强健的日子里他曾经时常无情地打击过的呢?不!结局如此是再好不过的;两天后我们就把他送到他的夫人长眠的墓中，是再好不过的。

的确，由于已往全部的经过(对这些，我比医生们知道地还要清楚)，我确信其中只有一死与残生之间的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人类从此短了一头，丧失了我们这一世代最伟大的头脑。

无产阶级的运动仍要继续进展，然而我们已经不再有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到紧要关头不知其然而然地要请教的那位中心人物，并且是从而总可获得清楚的和无可置辩的见解的那位中心人物，这种见解是只有天才和全学才能提供的。

各地的头目，那些小有才的次等角色——更不必提那些招摇撞骗的人了——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是确有把握的，但是弯路的现象，暂时的和地方性的错误(在此前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今后就更要屡见不鲜了。

咳，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努力就是了!否则，我们活着是作什么呢?当然我们不会灰心。

佛·恩格斯。

(原载《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

【注释】

[1]西洋风俗，宅中死人，外窗即拉下。

[2]马克思因肺部冲血致死。

[3]伦姗，德文Lenchen，为女名Helene(海伦娜)的昵称，海伦娜·德慕特(Helene Demuth)为马克思家女仆人，人极忠诚，等于家庭的一员。

[4]伊比鸠鲁(Epicurus)，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间希腊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