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

耶稣会的反时代工作，把基本上属于封建社会的一个教廷与大一统教会拖入近代社会的一项工作，可分两方面来讲。一、正式成立后不久，耶稣会就公开地与秘密地为开一次宗教大会奔走，最后一个由耶稣会暗中把持之下的大会就建立了近代教廷与教会的基础。二、除了十六世纪中期的这件大事外，耶稣会此后又经常地、无孔不入地在欧洲与全世界为教廷做各种各式的活动，使教廷的地位逐渐稳定，并且尽量利用一切可能被利用的落后条件使教廷的地位在个别的地方或个别的时期能够发扬与提高。

特利腾公议会

无论按过去的习惯，或按当时的历史，宗教大会都是解决宗教改革问题的当然场合与唯一场合。但由于内部的腐化与外来的打击，教廷已呈显半死的状态，以致拖了二十多年，宗教大会也未开成。耶稣会的成立，为教廷打了一剂强心针，又酝酿了五年，于一五四五年正式召开宗教大会，地点在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特利腾城(古名Tridentum)。教廷本来希望新教徒也派代表到会，使分裂的教会再度归一，但新教徒拒绝赴会。大会到一五六三年才正式结束，在耶稣会的操持之下，共作了四大类的决议。

第一类决议，是关于信条的。罗马教会在过去并无明文规定的信条，信仰的内容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现在大会把封建时代头绪纷繁的信仰条目加以整理与系统化，定出一成不变的明文信条。新教各派也有明文信条，但新教基本上是属于新的时代的，随着新时代的要求，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对立与分化，新教极富于流动性，内部不断的在互争与分化。罗马教则大不相同，它在基本上的的确确是自此就一成不变，任何新的潮流它也不再接受，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敷衍应付而已。近四百年罗马教如有改变的话，只是有开倒车的改变:每当历史前进一步时，它必进一步强调或发挥最落后的思想与信仰，表示它与近代文明绝不妥协。所以就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而论，新教的落后是相对的，旧教的落后是绝对的。这种绝对落后的精神就是耶稣会的精神。

第二类决议是属于内部改良条款的。教士地位(所谓“神职”)的买卖，教士的兼差，教士对于教民的各种过度无耻的经济剥削……诸如此类的事，使教会丧尽了人心。现在这些都被禁止，以便使一般比较落后的人仍继续安心于教会的统治。在历史上，改良主义往往是统治阶级手中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耶稣会恐怕也是改良主义“成功”的一个典型的与最可怕的例证。

第三类决议，主要的只有一条，就是决定编辑禁书与抽禁书目。一五五九年，大会尚未闭幕时，教会已经编出第一个禁书书目。会后，一五七一年，教廷机构中正式添设了一个禁书部，专门查禁欧洲以及全世界一切不合乎罗马教教义的出版品，公布禁止阅读。几百年来，一直到今天，凡是稍有进步意义的比较重要的著作，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也好，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也好，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曾经一时、长期或永久被列入这个书目。社会主义阶段不必说，专就十六至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而论，在无聊的出版品特别多的这三四百年，我们若要找一个既完备而又纯粹的有历史价值作品的总书目，最方便的办法恐怕是把教廷的禁书书目一项不漏的照抄一遍。教廷的目的，也就是耶稣会的目的，是把信徒的头脑严密的封锁，不容他们接触任何新的事物，使他们在精神上仍然生活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这种企图虽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三四百年来它所获得的部分成功已够使人认识有组织的落后势力是如何的可怕了。

第四类决议也只有一条，就是恢复宗教裁判部(Inquisito)。这是中古时代教会的一个特别刑庭，专门审理所谓“异端者”，就是自有思想而不肯接受教会全部信仰的人。这个特刑庭，对“犯者”轻则处以徒刑，重则处以死刑，死刑的方式是火焚。到中古末期，在文艺复兴新潮流的影响之下，这个惨无人道的特刑庭本已无形趋于消灭。在耶稣会的鼓动之下，现在又恢复了这个中世纪最黑暗的制度。一六三三年强迫历史上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声明否认太阳系说并把他囚禁起来的，就是教廷的这个“圣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

以上是耶稣会主持下特利腾宗教大会的决议案及各决议案所引起的后果，下面再谈一谈耶稣会的经常工作。十六、十七世纪间，耶稣会士的活动无孔不入，我们现在只集中讨论两点，就是耶稣会士的教育策略与“告解”策略。

耶稣会之垄断教育

耶稣会很早的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决定变教育为达到宗教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罗马城中设有耶稣会的师资训练学校，这个学校出来的人到各国去活动，企图包办教育。在旧教国或一国之内的旧教区，到十六世纪末，几乎只有耶稣会的学校，其他的学校本来不多，有的学校因无力与耶稣会的学校竞争而停滞或消灭。耶稣会有由小学到大学一整套的教育体系，并且在表面上办理的相当认真，短视的父母往往不经深思而把子弟送入耶稣会的学校，本来信新教或根本不信教的父母时常发现他们的子弟已因受了耶稣会的教育而成为狂热的罗马教徒，因而引起家庭纠纷与家庭惨剧。耶稣会的学校一般的是为世家与富家的子弟而设，不甚欢迎平民的子弟入学。这一方面是由于耶稣会的封建本性，一方面是因为耶稣会士要利用富贵之家去影响与操持整个社会。在耶稣会的影响之下，整个的罗马教渐渐认识了教育的作用，渐渐有了抓教育权的政策。今日罗马教到处广设学校，作为传教与吸收青年的一个主要手段，这些学校无不反对当地政府的管理与监查，它们是想要完全不受约束的。进入十九世纪后，这是各国时常与罗马教会发生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

“告解”职务与政治阴谋

在吸收青年的教育工作以外，耶稣会特别感到兴趣的一种任务就是“听告”。罗马教所谓“七圣事”中，有一种为“告解”，就是信徒把言行思想的一切要按时向神父忏悔告罪，神父一方面用神的名义为信徒“解”罪，一方面又对补偿及善后的办法加以指导。这是神父对信徒个人生活最入微的一种控制的办法。有身份的人，特别像王公大臣一类的人，普通是特别认定一位神父为他的“听告神师”(Cònfessor)，这位“神师”当然就知道了这位“大人”的一切隐私，成了他的心腹知己与私人顾问，任何的事都可同他商量。耶稣会士看准这一点，专门钻营去作大人物的听告神师，为得容易成功，他们在“解”罪时特别从宽，不似一般神师对于一般信徒那样咬文嚼字地留难。这对个人生活大多不可告人的王公贵妇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十六七世纪间宫廷官邸中的“听告神师”职位几乎为耶稣会士所包办，他们借此影响政治，帝王或大诸侯的“神师”往往权比首相，甚或超过首相。在十六七世纪间耶稣会士完成他们的“护教”任务，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靠这种假借“听告”而影响政治的方法的。

耶稣会士这一类的作风，很早就引起外人的反感，并且所谓“外人”远不限于“外教”的人，连罗马教内部比较老实的人也对他们不无怀疑。所以早在一五五二年，法国就有人造出Jesuite一字来称耶稣会士，这个字是含有恶意的，就是一个“做事奸滑说话诡辩”的人。这个字很快的就进入所有欧洲文字的字典中，渐渐取得双关的意义:一方面成了“会士”的非正式名称，除会中人以外，今日一般人都称“耶稣会士”为Jesuite;另一方面这个字又可不必把第一个字母大写，成为“奸滑者”的代名词。这个字在法文中又进一步演化，变出一个抽象词Jesuitisme。这个抽象词也是意义双关:或指耶稣会的一切办法，或径指“诡术”。这个抽象词也进入所有的欧洲文字中，用法也都与法文完全一样。形容词式的Jesuitique，也是传遍全欧，也是当然的意义双关。

外人对于耶稣会的这种“恶名相加”，是否诬蔑呢?这个问题很难干脆地回答;若详细回答，非写一本大书不可。我们现在只简单列举欧洲近代史上几件无可置疑的大事为例，作为对此的解释。十六七世纪间，耶稣会士对于改信新教的英国不断地发动阴谋，包括刺杀英王的阴谋在内;一六○五年，在耶稣会士的鼓动下，有人在英国国会的地窟中埋藏炸药，准备在国会开会时一举“解决”英国的政府。十七世纪初期的三十年战争，是德国旧教势力对已改信新教的波希米亚(今捷克)所发动的战争，对于这个战争的爆发，耶稣会士要负很大的鼓动责任。十七世纪末，耶稣会士依赖作法王路易第十四的“听告神师”的地位，最后竟使路易对法国的新教徒发动了极为残暴的迫害，使这些人大批流亡国外。一六四○年，耶稣会与西班牙政府发生冲突，会士于是为当时受西班牙统治的葡萄牙大事活动，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耶稣会就半公开地操纵葡萄牙的政府。进入十八世纪以后，不只新教国家，连罗马教国家也对耶稣会感到头痛，纷纷驱逐会士出境，并要求教皇解散耶稣会。在这种压迫之下，教皇于一七七三年正式下令把耶稣会解散。但解散自解散，会士仍然暗中活动，并极力谋求恢复，到一八一四年竟然奔走成功，教皇又下令准许耶稣会复活。恢复之后，作风仍旧。一八三○年，有如二百年前的葡萄牙事件，耶稣会士协助在荷兰统治下的比利时取得独立，自此耶稣会就控制比利时的整个教会，间接地影响比利时的政治。在第二次大战后西欧各罗马教国的罗马教政党中，比利时的政党是最反动的，对于一九五○年使第二次大战时期投降纳粹的反动比王复辟，使比利时共产党领袖拉欧(Julien Iahaut)被刺死的，都是比利时的这个反动政党。今日世界上反共反苏反进步的最大的有组织的势力，除美帝外，就是教廷，而耶稣会由成立到如今都是教廷最顽固的别动队。

(原载《大公报》1951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