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个中的缘由，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根依附在他人皮上的无足轻重的杂毛，连独立的名分都没有，何来独立的历史？这一情形，到80年代有所改变，在文化热之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反思。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

算起来，研究知识分子历史的，在80年代笔者算比较早的一个。笔者个人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谈论兴趣），起因纯属偶然。1982年笔者在华东师大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其成立之初，绝大多数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党派的历史，也不妨读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笔者试尝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当时，笔者采用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样一个中心理念，而且将这一理念作为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一理念在当时的知识圈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回应，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这一理念在当时具有反思现实的充足理由，但其学理和历史上的论证依然是不充分的。何况，学术研究在起初可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热忱所引发，但其持久的生命力应该是自恰的、独立的，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学术体现。而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史，就不仅仅是一部独立人格的转型史，它还具有社会学、知识学等多种蕴涵，应该通过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心态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独立的、冷静的、与现实有距离的客观研究。

为了替以后的知识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础，从90年代初开始，笔者暂别这一课题，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历史，来观察知识分子所凭借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期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知识背景下来理解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这一调整完成后，笔者重新从宏观回到微观，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回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课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20世纪刚刚结束，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大时代之中，书写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等于在书写我们自身。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20世纪毕竟太宏观了。这短短的一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波澜曲折，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几乎等于过去十个世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更确切地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以及“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无论是前三代还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对历史中轴的理解，成为理解前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五四”和“文革”，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的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代沟，也往往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现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从骨子里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第一代，是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三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30—4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变学术观点，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1949—1966）一代知识分子唱的主角。这代人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联共（布）党史》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样，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对于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后，在他们的心灵之中，“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担纲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幸运的是，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在上两辈学者的指导下，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21世纪，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

透过上述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极为粗略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三代与后三代之中，有一种有趣的历史轮回现象，或者说某种可比拟性。以新知识结构为例，第一代是过渡，第二代是开拓，第三代是陈述。类似的可比拟性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然而，因为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致说来，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

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每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值得历史学家去书写。不过，笔者以为，目前真正进入“历史”的还只是前三代知识分子，而后三代知识分子仍然参与着当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还继续处于流变之中。他们尚未构成“历史”，仍是“当下”的一部分。后三代知识分子，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们只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而非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或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总是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定的时空距离为前提，而这样的前提，暂时只有前三代知识分子已经具备。

所以，作为一个史学中人，笔者的下一步工作，仍然将围绕着前三代知识分子展开。尤其是“五四”与“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成为笔者个人特别关注的课题。文学史、思想史或学术史所处理的主要是研究对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但一个知识分子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他的心态人格、行为模式、个人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又岂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读得了的！这就需要用心态史的方法加以阐释，将表层的文本表述与深层的心理意识、内在的思想活动与外部的行为方式综合起来研究，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有一个现代的阐释。这样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于挑战性，笔者愿意继续尝试着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