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政策性别平等缺失的历史原因

传统的性别分工和长期的父权制度是导致性别不平等参政、就业政策的历史文化根源。

1．传统性别分工隔离了男女世界

（1）性别分工的历史由来

男女两性由于生理构造相异，从而导致两性分工的不同。纵观人类历史，男性统治地位的形成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在原始社会，由于女性主要担负着养育孩子的任务，因而不能去狩猎，男人利用女性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交换在生产和生活中日显重要，逐渐形成了男性的重要地位，即统治地位。男女两性由于分工的不同从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平等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原始社会的家庭是一个生活、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单位，两性分工是基于两性的生理差异而进行的一种生产组织分工，这种分工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并把两性归属于两大不同的生产集团。这种性别分工在关注性别差异时并没有赋予这种差异以不同的价值，这种性别分工的前提是平等的，没有一性对另一性的控制，所以原始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并没有导致对女性的压迫。”^[13]此后，伴随着金属的发明，铁器开始用于农业生产，由于男性较之女性而言有更多的力气，因此，他们开始使用铁器广泛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另外，原始社会后期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战争，男性成为领兵打仗的英雄，女性则成为战争失败时可以交换的俘虏，女性地位骤然下降。促使女性地位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专偶制婚姻的出现。专偶制婚姻确立后，婚姻与家庭合一，社会与家庭分离，社会成为公共领域，家庭成为私人领域。为了确保专偶制婚姻功能的实现，生产合法的继承人，女性被封闭在家庭内，其生存不再是为“人类”繁衍后代，而是为某一个男人传宗接代，女性生育从此失去了社会价值，成了私人领域里的私事，人类自身再生产就这样从人类的基本生产劳动中被剔除了，女性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价值从此被抹杀了。当社会与家庭分离后，两性分工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观念形成。“男主外”意味着男性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负责与“外”有关的家务事；“女主内”，意味着女性的职能已经不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只是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而已，“女主内”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家中具有权威，而是意味着女性的活动范围只能在家里，她无权过问公共事务。这样的两性分工从活动领域看，内外有别；从权力关系上看，其实是男性内外皆“主”。无论家庭还是社会事务，都由男性掌控，女性除了家务劳动权外没有其他的特权，虽然家务劳动也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劳动，但是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被剥夺。两性分工的不平等之处在于把两性的生理差异赋予不同的价值，形成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同时又把两性的劳动赋予不同的价值，剥夺女性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这时两性的差异已经由生理差异扩展到社会性别差异，并逐渐形成对女性歧视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14]所谓“社会性别制度”是女性主义者盖尔·卢宾在描述和分析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时提出的概念。即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15]这一概念进一步指出了女性受岐视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可以避免和改变的。

（2）传统性别分工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

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性别角色、性别分工的认同。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证实，认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被访者占31%；对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37%的调查对象持肯定态度；两性断然否定“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角色规范定型的比重均比10年前减少了10个百分点，而非常同意者则分别上升了13和12个百分点。^[16]在2011年进行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在中国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有所改变，相反出现了“回潮”的态势。如认同“男性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男女比例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7．7和4．4个百分点。加之我们知道男性和女性先天在能力方面几乎没有差别，但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很多人习得了“男性能力更强”的观念，不但男人认可此观念，很多女性也从内心深处支持此观点。在这样一个两性能力存在差异的前提下，男人成为女人的依靠，女人退至家庭的私人空间，男人被推到具有更多公共意义的社会空间，女人成为了男人的附庸。我们从男女两性家务劳动的时间进一步加以佐证。即以男女两性家务劳动时间为例，说明男女两性在性别分工上的不同。2000年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女性日均在家务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从1990年的5．01小时减少到4．01小时，但是女性人均家务费时比男性多2．7个小时。^[17]尽管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一些，但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还是家务劳动的主力。由此可知，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还在现代的家庭中延续着。家务劳动时间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妇女的发展，也就是说家务劳动占去了妇女大量的时间，剥夺了她们学习、晋升等机会，进一步导致妇女在与男性竞争中由于妇女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3）传统性别分工进一步导致当今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传统的社会分工是如何造成了性别不平等，这是深入研究参政、就业政策中性别平等缺失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性别不平等根源的研究，从目前看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归纳起来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女性主义的视角；另一个是社会性别的视角。本研究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说明，也就是说我们从性别间的不平等是如何发展的横向视角来进行分析。即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形成的原因是男性的优势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中产生并得到巩固，使之不断积累形成优势。即“优势积累”造成了今天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关于优势积累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学家默顿做了如下解释:“个人的社会选择与制度性的社会选择的互动过程，影响着在一定活动领域中不断获得机会结构的可能性。当个人的角色表现符合所要求的制度标准，尤其是当大大地超过了所要求的标准时，便开始了优势积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将不断地获得进一步扩展工作的机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奖励）。因为精英制度相比较而言拥有促进其领域中工作的大量资源，所以适合于这类制度要求，在不断获取积累优势方面有极大的潜力。”^[18]把默顿的理论引入性别平等研究中，本研究认为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使得男性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男性越强女性越弱的思想影响下，得以不断积累放大，在这种优势积累中使得男性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最终形成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并使这种不平等延续至今。关于优势积累理论对于性别不平等作用，女性主义理论家珍特·查夫茨给予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性别不平等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强制性因素；二是个人的自愿性行动。强制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体系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和性别隔离。主要有以下三种性别观念:^[19]有关男性与女性本质差异的性别观；②有关男性和女性行为的适当方式性别规范或期望；③有关男性和女性不同表现的刻板印象。从上述查夫茨的分析中，可以解释为，人们最早的宏观社会分工主要是在劳动中进行的，而这种分工又是基于性别，因而导致男性比女性（妻子）在资源和权力上拥有更多的优势，进一步造成的是男性家庭地位的权威性，女性的弱势服从地位。当男性在宏观的社会分工中占有优势时，就意味着男性有可能占有精英性的社会地位，精英性社会地位的优势使得男性占有更多的话语权，进而使得男性在政治和经济等主要领域机会的获得要大大多于女性。这也就进一步巩固了男性的优势，男性优势的放大意味着女性价值的削弱甚至是贬低。如妇女参政的层次低；妇女就业中的报酬少及家务劳动的无偿化等，都是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根源，主要是指在劳动分工中，男性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越突出，社会性别偏见越深，那么，将会在工作和家务劳动方面存在着更多的性别差异。结果是为后来的人树立起角色模式，使他们“自愿地”按照所限定的道路去做。①为此，查夫茨进一步提出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制度，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改变劳动的性别分工；二是改变男性在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三是改变社会性别观念、规范和刻板印象；四是改变导致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取向和期望的性别化过程。

2．父权制度根深蒂固

父权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制度。一个是性别分工制度；另一个是男权家庭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导致女性置于从属男性地位的根本制度。关于性别分工制度在前一个问题中已经进行了论证，下面只就男权家庭制度进行分析。

（1）男权家庭制度的内容

周礼从制度上确立了父权制。西周时期中国的周礼以一套严格的规定明确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及地位。嫡长子继承制可以说是周礼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外婚制的婚姻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对性别分工作了严格区分，将社会与家庭工作范围分为“公”“私”“内”“外”四个领域，并且使之产生一定的联系。

“公”的领域:包括国家大事的祭祀与军事以及内政外交等国家事务，一般是由男性贵族或者男性精英主宰的。男性平民可以通过所谓的“仕途”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女性被完全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人们甚至认为如果女人介入朝政的话，就会家国不宁。中国历史在评价女性掌权的年代时总是批判多于肯定，讽刺多于褒扬。

“私”的领域指家庭事务，一般是男性平民（进入仕途前）和女性活动的空间。学者杜芳琴指出，由于从夫居，虽然这个活动空间是女性主要活动的场所，但是却并不一定是一个女性主宰的空间。在私领域中还存在内外之分。“外”的领域指读书、做官、经商、种田、对外交往、养家糊口等，是男人的职责所在；“内”的领域指生育和养育孩子、照顾老人和丈夫、纺线织布（家庭副业）、洗衣做饭等琐碎家事，是女人的职责所在。

私领域中内外的区分意味着男性和公领域发生关系，而女性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女性由于被封闭在私领域内，使得女性失去了可以从公领域中获得权力、金钱、知识、资源等的可能性，也使得女性必须依赖丈夫或者其他的家庭男性成员才能和外界发生联系。今天，“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继续盛行也说明了这种性别分工依然具有市场。^[20]西周时期产生的父权制紧紧地束缚着那时人们的思想及行为。不仅如此，时至今日，周礼所作的公、私、内、外之区分仍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些国家人们行为的准绳。考察各国的公领域，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国的军事、外交等领域几乎被男性占据着，而干家务、带孩子等私领域的事情则主要由女性来担当。在有些国家，一旦有人逾越了此界限，便会被社会上的人视为“另类”，尤其是女性因为在事业上付出了更多精力，并且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时，便会被人们喻为“女强人”。“女强人”是被男人排斥的，也被女人所不容。由此可知，父权制作为支配男女性别关系的主流价值观在今天仍然影响颇深。这正是造成参政、就业政策性别平等缺失的又一重要原因。从以下我们所分析的父权家庭制度的特点，可以更为清晰可见。

（2）男权家庭制度的特点

从男权家庭制度的特点分析中，能更充分说明男权制对性别不平等产生的影响。男权制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父系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以父为中心的家庭体系明显突出了尊卑主从关系，传统中国家庭的主从尊卑秩序优先排序如下:

第一优先:辈份关系（即长辈优先）

第二优先:年龄关系（即长兄优先）

第三优先:性别关系（即男性优先）

从这样的优先排序关系出发，父亲的权威最大，年轻媳妇自然排在末位。这样的父权家庭表现出来的自然是强化父亲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

第二，从夫居。女性结婚要到丈夫家居住，改随夫姓，并照顾丈夫、公婆及孩子，不能赡养自己的父母。这样男性与女性对于家庭就有了不同的意义:男性对于家庭来说，是父母养老的依靠，家庭供养男孩读书，将来可以通过赡养费和生活照顾得到回报，投资与收益相一致；女性在人生过程中却出现了家庭的转移，即在需要照顾和投资时在娘家，而具备了照顾人的能力和知识时却来到了夫家，出现了投资与回报不一致的现象。娘家对女孩子的投资不能得到回报，获益的却是其丈夫的家庭，势必强化女孩子是赔钱货的意识。在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的农村，生育男性可以养老送终，更会强化重男轻女的观念。

第三，父系。以父传子、子传孙延续家世。父系家世的传递，包括姓氏、财产和名誉的传承，以及父系脉络的延续。在这个延续父系香火的意义上，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父系延续的驿站，同时又是父系家庭财产的继承人。而女性被视为不可以继承姓氏和财产，只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可以说，这种家庭制度要求男女扮演的不同角色强化了要男孩的性别偏好，女性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21]

综上可见，男权制家庭制度把男性的权力和价值推向极致。在一个家庭中，男性，尤其是父亲，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父亲的决策往往毋庸置疑，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举足轻重的，而女性，尤其是年轻媳妇在家庭之中只有遵从长者（父亲）的命令，按照长者的意愿进行活动。从夫居的特点促使女性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娘家花钱和精力培养的女孩子一旦与他人结婚，女孩便成了夫家的人，改随夫姓，孝敬公婆，却无法孝敬养育了自己多年的父母，这使得很多父母都持有“养女孩是赔钱货”、“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等观念。相比之下，男性拥有更多的支配权。男性娶回媳妇孝敬自己的父母，男性不但不用改姓，男性的妻子、孩子都将随其姓，这是促使家族兴旺、繁衍生息的标志。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传宗接代”的想法，而只有男性才可以担当此重任。男性可以完成姓氏、财产和名誉的传承，相比之下，女性在姓氏、财产和名誉的传承前则显得无能为力，姓氏只能是男性的姓，财产、名誉只可以在儿子、孙子中间得以继承，女儿、孙女因为要从夫居，是外姓，和财产、名誉没有丝毫关系。父权制的家庭制度促使男女两性之间拥有不同的权力、价值和地位。

父权制表现在性别关系上就是女性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女性只能生活在由男性所构建的政策和制度中，而政策和制度又完全是按照男性标准构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就其实质是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这种性别关系的危害性是长期的、持久的。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就分析并指出:“我们发现，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如马克思·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而且它往往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严酷，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