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导致古希腊悲剧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思维取代了酒神精神、消解了神话思维。苏格拉底丑陋的外表揭下了日神的面纱，他所代表的理性思维驱走了酒神精神。于是，就在古希腊悲剧倒下的地方，一个新的悲剧产生了——它与传统的古希腊悲剧一样震撼人心，它的主人公与悲剧英雄一样令人心生敬畏。这就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的“苏格拉底新悲剧”[6]。在传统的古希腊悲剧中，个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显现出高贵的尊严，但个体终敌不过命运而被毁灭。而在“苏格拉底新悲剧”中，作为个体的苏格拉底虽然慷慨赴死，但他借助理性的力量达到了“灵魂的不朽”。古希腊人在传统的古希腊悲剧中提出的问题，在“苏格拉底新悲剧”里得到了解答，当然也是理智的古希腊式的解答。
苏格拉底是活出来的。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生活就是对其思想的最好阐述。苏格拉底的人生由始至终都遵从理性，就像他自己说的：“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是对“苏格拉底新悲剧”的高度概括。苏格拉底就是那个挣脱了束缚走出洞穴的人，他看到了阳光下真实的一切，感到无上的幸福。但他并没有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而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洞穴，把洞外真实的世界告诉自己的同胞，希望能拯救他们。但他却被同胞们嘲笑，并在关于幻觉和真理的激烈辩论中，激怒了自己的同胞，最终被他们打死。这个寓言明显影射着苏格拉底的命运。苏格拉底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神圣使命：作为叮咬雅典这匹战马的牛虻，揭露自满者的无知，打碎昏昏沉沉者的美梦。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苏格拉底不是本能地求生，而是保持着和平时一样的理智与冷静，为维护理性而从容赴死。肉体之生并不是真正的生，为保全肉体之生而损害理性，这在苏格拉底看来还不如死。
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1787）
所以，苏格拉底又是死而方生的。“赴死的苏格拉底成了高贵的希腊青年前所未见的新理想，典型的希腊青年柏拉图首先就心醉神迷、五体投地拜倒在这个形象面前了。”苏格拉底之死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思想事件。正是他的死将他毕生之追求化为不朽。研究苏格拉底不可能绕过他的死。致使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罪名是：不相信城邦所信奉的神，而引进了新神。虽然色诺芬说苏格拉底“从未说过渎神的话，从未做过渎神的事”[7]，但苏格拉底的理智活动的确推翻了城邦传统的神祇，引进了新的神——理性。“苏格拉底的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史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转折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8]在苏格拉底看来，“个人精神”的本质或者说人的本性，是理性。“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要认识自己的理性，人的美好本性（德性）之所在就是理性，认识它、拥有它，那么人就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就有知识，也就有了美德；反之，如果失掉了它，那么人就无知，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美德，就会行恶。所以，苏格拉底说“德性就是知识”。苏格拉底为人的行为在神明之外找到了另一个支柱——人可以依据理性自主思考、自主决定。这样，他把理性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然而，苏格拉底的“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后人那里变成了“思本身即是最高之生命”[9]。作为支柱的理性，变成了生命本身。把理智放在人类的其他功能之上，这种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绵延了几千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都是西方的这种文化特征的体现和深化。在这几千年里，理性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索取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人性的完整。随着理性的逐渐崛起，人的完整性淡化成了理性的背景。
长久以来，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理性致力于将一切纳入可以控制的体系之中，然而它自己却失去了控制。“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0]
当理性企图越过自己的界限，去主宰那些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物，理性的僭越就产生了。理性的僭越是继古希腊悲剧、“苏格拉底新悲剧”之后的第三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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