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游戏

康德把艺术视为“单纯的游戏”，指出“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这一观点不论在康德的美学思想中还是在整个美学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游戏与艺术的相通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游戏带来的愉快不涉及实际利害，它本身即是愉快的；在游戏中，人们自己制定规则，规则可以随时修改也并不严格执行，游戏是自由的；人们从事游戏不是为了获得认识、改造世界、道德教育或别的目的，游戏没有目的；但游戏能给人带来身心上的愉悦，因而游戏又是合目的的。正是在愉快、自由、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几方面，游戏与艺术相似。艺术像游戏一样不受任何利害、规律、概念、目的的约束。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分析康德的美学思想时写道：“康德把自由看作艺术的精髓，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艺术与游戏是相通的。”

康德在提出艺术是一种游戏的同时，把手工艺看作是被迫的、不愉快的劳动，把游戏和劳动、艺术和劳动相对立。康德注意到在阶级社会里，劳动是不自由的，是痛苦的，这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有共同之处，但他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反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艺术是劳动。康德在这里误把异化劳动当作是劳动的普遍本质，所以把劳动同艺术相对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康德无法认识到在消灭了剥削和阶级的未来社会里，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本身也包含了一定的艺术因素。“游戏说”在康德这里还处于草创阶段，他并没有对其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探讨。在他之后，席勒、斯宾塞、谷鲁斯、弗洛伊德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游戏说”进行了发挥，尽管他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抓住了游戏不涉利害的自由特点，来说明艺术的自由和无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