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动荡和变革的世纪，社会的剧烈变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上的激变。20世纪的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姿态经历着冲突、断裂、对抗和矛盾，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大流派争奇斗艳。在20世纪众声喧哗的理论界，有一个声音我们无法忽视，这就是——对话理论。围绕“对话”这个概念，苏联美学家巴赫金建构了被称为“对话主义”的对话理论，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学批评“由内而外”转型的大趋势中，找到了一个“兼顾内外”的研究方向。虽然，巴赫金的“对话”有着乌托邦式色彩，但其理论价值不容置疑。在后现代阶段，对话以杂语或杂语沟通的形式复活，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沟通、交流活动，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然而，语言与对话之间的关联在索绪尔那里发生了断裂。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把语言同其安身立命的环境隔离开来：“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了解自己的秩序。”[2]结构主义者继承了索绪尔的衣钵，将其思想发扬光大，于是被视为“漂浮之物”的主体、作者等都被赶出了最初由索绪尔建立起来的体系。就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之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必须在一种交流情境或语境中加以分析。这其中，有一个人的声音虽然一开始被忽视，但却异常坚定，他就是巴赫金。他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3]巴赫金把作为日常交流活动的对话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建立起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对话哲学。日后蔚为大观的对话主义从巴赫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同巴赫金本人坎坷的生命历程一样，对话理论也命运多舛。早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就开始了对对话及对话关系的研究，但直到70年代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后，对话理论才开始产生广泛影响。对话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屡遭打击而在理论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巴赫金要求与理论中心“对话”的发自内心的呐喊。亚当斯曾说，评判一个人学术地位的标准是时间。时间最终带给巴赫金迟来的关注与荣誉，使这位苏联著名美学家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晚年的时候成为整个理论界公认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他毕生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相互联系贯通的、令世界瞩目的理论：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时空体理论等。在巴赫金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体系中，对话理论处于重要的核心地位，它被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流派接纳吸收，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辉，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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