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关注贯穿了巴赫金的整个学术生涯，具体表现为对对话关系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关于对话的认识不断深入。从最初的作者-主人公、主人公-主人公，到作者-读者，再到说者-听者，巴赫金在这一组组关系中逐渐找出了对话的一个本质因素——对话性。忽略对话的具体内容，能发现一切对话者之间都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纯粹的对话关系”。这种“纯粹的对话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文本的对白中，在独白中、在意识与意识之间都会出现这种“纯粹的对话关系”，这就是对话性。“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4]。具有了对话性，不论对话还是非对话都具有“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不需要对话体，不需要对白，哪怕只是独白陈述，也可以存在对话。构成对话的本质因素是对话性，使对话成其为对话的是对话性。
对话性是对话向非对话形式的渗透现象，它使巴赫金的研究超越了文学文本，上升到哲学本体论高度。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生命和思想的本质和前提条件。他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5]自我和主体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未完成的进程，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中，自我和主体的进程才能实现。自我存在于他人之中，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现出来，并且自我要通过他人来意识到自身。存在之所以是生机勃勃的进程，必须依靠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对话关系是生存的基本前提，思想的存在也以对话为前提。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形成和存在，孤立的个人意识只能导致思想的退化僵死。巴赫金对对话的本体论表述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说，而说的本质在于听，这样，说就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交谈，“交谈及其结合支撑着我们的此在”[6]。巴赫金与海德格尔殊途同归，共同代表了西方哲学、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中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方向——对话主义。
以对话性为核心，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差异性。差异性是真正的对话关系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必须具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如果对话的各方都持一种声音、一种意见，这实际上等同于单方独白。相反，如果一个人身上存在着分裂和差异，这个人的个人意识内部也可以出现对话。这也是巴赫金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之一：“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复杂了，有了多种成分。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7]
（二）平等性和独立性。在真正的对话中，每个声音都以相互平等、各自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没有哪一种声音主宰对话，没有哪一种声音垄断发言权，没有哪一种声音淹没其他声音，也没有哪一种声音被迫沉默。在真正的对话中，每个声音都得到充分尊重，没有中心、边缘、优等、劣等之分。虽然巴赫金本人没有用“主体间性”这个概念，但对话性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交流中的主体间性。
（三）交互应答。对话是主体之间的一种双方或多方的交互言说和倾听关系。只有说没有听或者只有听没有说，都不是对话。对话是在说与听的交替中发生的各种声音、思想之间的交流。巴赫金认为，自我与他人、与异己世界相联系，每个人都“在存在中无可回避”，必须对他人、对世界履行责任，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出应答（负责）。他强调要积极地参与（积极应答），反对逃避责任（消极应答）。
（四）狂欢化场域。巴赫金特别重视个案研究，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另一个贯穿了他的美学研究的个案是以狂欢节为代表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在狂欢节中，巴赫金找到了对话所需要的理想语境——全民参与、乞丐变帝王的等级颠覆、不分等级的交流和沟通、加冕与脱冕的更替精神、庄谐兼容和雅俗结合的包容精神等。这种狂欢化氛围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的理想场域。
（五）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巴赫金还指出，对话不同于静止和封闭的独白，它永远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运动过程。“从对话语境来说，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且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含义，即以往世纪的对话中所产生的含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他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含义，但在对话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他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了的面貌（在新语境中）获得新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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