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话理论

巴赫金对话理论在“语音学转向”之后形成，虽不能说它与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胡塞尔以及巴特有直接联系，但其大背景无疑是语音学转向浪潮。而它也构成了这股潮流中富于独特魅力的一支，并且有别于语言论美学的主流，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一）巴赫金对话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从笛卡儿为近代西方哲学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就不断得到张扬，客体沦为主体的单纯认识对象。而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尤其是结构主义浪潮兴起之后，作者死了（巴特）、主体死了（福科）、人死了（弗洛姆），无所不能的主体逐渐被压抑为可有可无的主体，近代高高在上的主体土崩瓦解。无论高扬主体还是压抑主体，都是非此即彼的、非辩证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兼顾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新方向。朱丽娅·科里斯蒂娃把巴赫金的对话性概念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才发掘出“主体间性”这个范畴，从而缓解了结构主义的“主体困境”。而“主体间性”的精髓就在巴赫金对话理论之中。

（二）巴赫金开辟了一条“兼顾内外的综合研究”道路。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向：文学研究从修辞式的“内部研究”到广义的“人类科学”的“外部研究”，在这一“由内向外”的转向过程中，巴赫金起到了关键作用。巴赫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致力于寻找一条“兼顾内外的综合研究”的道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对话，他找到了自己的立场——文学既按照“自律”运动，也受“他律”制约，所以要在“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中去解释文学的发展变化。他将目光投向文本或人本之外的对话领域，认为文学文本之间、体裁之间、风格之间都存在对话关系，即“互文性”，主张文学批评应注重互文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强调要将“互文性”与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基于这种立场，巴赫金既没有陷入结构主义的把语言抽象化、割裂其交往功能的牢笼，也没有因强调语言的流动而导致否定意义；既没有像庸俗社会学派那样简单地把政治经济学原理生搬硬套到文学研究中，也没有像极端形式主义者那样只关注文本、语言、结构，而完全忽视城堡上飘扬的旗帜的颜色。所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以看作是从结构到解构、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论转向的过渡，同时又在结构和解构、语言学和泛文化论之外开辟了一种综合、辨证的视野。

（三）对话理论指向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性状态。巴赫金所言说的对话者是积极参与、积极应答的，这实际上把对话者理性化了，而没有考虑对话者的实际能力。现实中，对话者不但有身份、地位差别，其交流、表达能力也有强弱之分，这些都将制约他们在对话中能否发出声音、其声音能否被人听到。此外，对话的各方带着千差万别的意愿和目的参与对话，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看似众声喧哗、热闹非凡，实际上各持己见、对他者话语不进行积极理解，而任由自身思绪发展，直到对话的结束。这其实是“伪对话”，或者说是“无效的对话”。再者，不分等级的、具有包容精神的狂欢化场域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很多时候，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会影响甚至妨碍对话的进行。总之，无碍的、积极的对话很难实现，“只有说没有听”或者“只有听没有说”的状况普遍存在，“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

综上所述，巴赫金有理由把自己的研究称为“超语言学”的，即超出了语言学和词汇语义学范围，做话语主体以及交谈对象的活动研究。其“对话”也是一个超语言的范畴，不仅仅是主体之间、文本之间、意识之间的交流，也是文化之间、制度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论体现了一种“存异求同”的民主的文化意识，倡导在保持差异和特殊性的状态下，相互作用、多元共存。它反对机械地一分为二或者合二为一，也反对“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对抗，主张对话和在对话中相互理解。而且，“每一种理解只不过是对话链环上的一个环节。每一种理解都具有未完成的性质，而凭借他的‘未完成性’可以将人们引向更广阔的天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