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曾言：“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绝对地死亡，都有自己的复活节”。虽然在俄罗斯本土被迫沉寂30多年，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被西方理论界“发现”以来，巴赫金的许多思想就不断汇入西方学术界主流，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文本主义、符号学等吸纳，从而以不同的姿态一再“复活”。“西方正试图用巴赫金的思想来拯救当代思想文化（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内部枯竭的危机。”[10]就如戴维·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中所说：“解构之后还有什么?……借助于米哈伊尔·巴赫金，活路还是有的。”
（一）延续性对话
在巴赫金之后，一场“保卫对话性”的战役在理论界打响。科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从巴赫金处得到启发，肯定文本间的对话，拥护文本间性；随后，热拉尔·热奈特提出“跨文本性”，认为文本与包围文本的宏大文化语境之间存在连续性与历时性的关系。总而言之，对话性提供的与结构主义相决裂又不拒绝结构主义成果的范式影响甚广，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二）从“杂语”到“杂语沟通”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很多后现代理论有相通之处，它包含的“颠覆等级、消除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的精神，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描述的“无中心化”有共通性。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对话理论在取消中心之后还有一个理想化的“构建”过程——求同，它希冀建立一座“相互理解”的巴别塔。为了洗掉“对话”的乌托邦色彩，以“主体非中心化和零散化”（杰姆逊语）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在对话理论中找到了一个更符合自己要求的替身——杂语。在“杂语”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杂语沟通”“杂语共鸣”等概念。
“杂语（heteroglossia）”是巴赫金在研究小说话语时创造的，他指出史诗与小说的一个原则性区别在于：史诗建立在统一的言语体系上，而小说却以社会的“杂语”为前提。杂语，就是社会语音的多样化、多元化，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后现代理论把杂语这个语音范畴改造成了文化范畴，以它来表征后现代文化的“取消中心、瓦解总体性、多元共存”的状况。
然而，在这个“杂语”时代，在多元化的一派繁荣景象中有多少泡沫呢?看似平等民主的表面之下又隐藏了多少“各说各话，只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他人的意见不置可否、充耳不闻”的“伪宽容”呢?一元化的确被打破了，但人类不可能就此停留在“打破”这个状态上，因为一旦没有对话和交流，对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和消失。所以人们一再梦回巴别塔，在“杂语”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杂语沟通”“杂语共鸣”等概念。即使完全的相互理解不可能实现，但人类仍忍不住去追寻。巴别塔倒了，但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生活在它的废墟之上。于是，“对话”借着“杂语沟通”“杂语共鸣”复活了。在“杂语沟通”中，孕育着未来“对话”的希望和再次通向携手歌唱的宏图。
巴别塔的倒掉是个大悲剧也是大喜剧，就如这个世界上的隔膜永远不可能消失，却可以被不断打破。在追求对话奇迹的过程中，人类就如同西西弗斯，反复地把巨石推向山顶但却永远不能到达顶端。绝对平等、无碍的对话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乌托邦，但作为美好的理想，它能激起我们改变现状的要求，并赋予我们不断打破隔膜的勇气。因此，被看重的不应该是：巴别塔到底是不是乌托邦，而应该是：即使巴别塔会一再倒塌，在塔倒掉之后我们还有重建它的勇气和力量。美好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死的，对话的复活节还将持续下去。
【注释】
[1]本文删节版刊载于《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9期，P107-108。
[2]［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 Paris： Payot，1986：126．
[3]［苏］米哈伊尔·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顾亚铃，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42．
[4]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A］//话语创作美学［C］．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9：309．转引自：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7．
[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344．
[6]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80．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2．
[8]巴赫金．人文科学方法论［A］//话语创作美学［C］．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6：393． 转引自：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1．
[9]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0-51．
[10]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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