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发源于生产生活之中,并为生产生活所用,且都包含着一种生存、生活的理论与方式、观念与认识。西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西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产生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
包括西部在内的华夏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家庭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并辅以周边的游牧经济。自距今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农业开始,农耕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但在农耕文明出现以前,还存在过狩猎经济和渔捞经济。西部文化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先应是狩猎经济,之后才是农耕经济、农牧混合经济、游牧经济等。
(1)狩猎经济
狩猎经济大约从200万或300万年前开始,直到大约1万或2万年前结束,历时几百万年。在这期间,人类过着以狩猎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仅学会了使用石器与火,而且学会了如何制作石器和创造明火。树上生活也逐渐改为洞穴定居生活。共同的狩猎活动要求他们的组织实行的是集体经营、集体劳动、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等。与此同时,狩猎活动导致按年龄分工,两性关系趋于同辈群婚,上下辈之间的性行为也逐渐受到禁止,这样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经济组织——血缘家族公社。此时,语言的产生也成为可能,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实证数据。
虽然关于语言产生的史料很少,但总体来讲狩猎时代的考古资料是比较丰富、具体的。考古资料显示,在狩猎经济时代,西部的人类活动比较著名的有大约17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元谋猿人和80万年前生活在陕西的蓝田猿人。他们都已经学会了制造简单的石器工具,并学会了用火和狩猎,同时也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狩猎文化。
狩猎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习俗,它曾经在西部文明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人们曾经为了解决食物不足问题,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改进工作方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与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产生了习俗、禁忌、规范等,并不断地传承下来。
(2)农耕经济
西部几千年来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主导产业仍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对西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西部农业发达。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是陕西关中农业区和巴蜀农业区。其中关中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历史悠久,在距今六千多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公社就有村落分布在关中的很多地区,最为著名的就是临漳姜寨遗址和半坡遗址。先民从那时起就在这里从事原始的制陶、捻线、农耕等生产,再加上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关中地区成为人口密集的富庶之地,曾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八百里米粮川”。与关中农业经济相比,巴蜀农业起源相对滞后,但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的蜀侯蚕丛时期。蚕丛氏被公认为是蜀人的祖先,他擅长养蚕缫丝,劝农耕桑,并以其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农业,铸就了古蜀农耕文化的辉煌。历史上曾出现九个“天府之国”,但只有成都平原一直享有这个称号。成都平原地区不仅资源丰富、农业发达,而且山川俊美、风景宜人、文学繁茂、人才辈出,孕育出内涵丰富、独具一格的天府文化。
除了关中和巴蜀农业区外,西部还有西南山地的农业经济和青藏高原的农牧混合经济等,它们都对各自地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3)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从农业经济中分离出来的,但它对农耕社会仍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它是一种高度专业化、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并要求已存在相对较先进的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它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依靠肉和奶解决大部分食品,然后用毛皮、肉食和奶制品与农耕民族交换日常用品以及一些谷物。
内蒙古自治区是西部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的主要承载地。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内蒙古的经济只能以畜牧业为主,而畜牧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游牧生产活动中,牧民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不仅生活艰苦,还经常会遭遇一些难以预测的风险,再加上生产的不稳定,古代游牧民往往会面临生存的危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去掠夺,不得不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斗争。这就造就了游牧民族粗犷、豪放、骁勇善战的性格。当然游牧生产还影响着牧民的房屋建筑、饮食习惯、婚丧礼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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