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越文化”与陕西“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1.浙江“越文化”的基本特征

浙江“越文化”海派文化特征显著。海派文化是一种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文化，具有敢闯敢干、开放求新和冒险的创新精神。浙江“越文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浙江的政治文化特征

浙江人偏重于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官本位”的思想在这里没有市场，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像有些地区高高在上。在这里，政府是为经济服务的，这也是浙江打造服务型政府能走在全国前列的文化解释。这种文化的产生是因为浙江自古是天下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重视这一区域的经济功能，相对就弱化了它的政治功能。再加上这里物产丰富，人们读书经商是一条很好的出路，这和内地省份读书当官是唯一出路不同。“官本位”思想的弱化并不是说浙江人不注重政治生活的参与，相反，浙江的人们很早就具有“民主”意识。早在明末清初，浙江余姚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就曾系统地批判了封建宗法君主制度，主张废除名为国家实为君主的“一家之法”，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设置相权，建立议会，限制君权，建立真正服务于万民的“天下之法”。他还提出了以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律上的平等诉求为主要特征的法制观念。现在，浙江省的民主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9年，全省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村民的参选率高达96%，高于全国水平。同时，浙江省的政务公开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近100%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一些地方在制度方面又有新的创新，形成了“民主评议制度”、“村务大事村民票决制度”等。

（2）浙江的经济文化特征

在经济文化上，江南水乡孕育出的越文化具有海洋文明的特征，是一种富有开放性、融合性和进取性的创新型文化，其特点有：第一，功利主义特征。浙江地处江南，这里适合精耕细作，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高，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就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加上这里物产丰富，使得这里商品经济发达。有一部分人从田地里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工商业，而工商业要求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于是就形成了记功算利的文化传统和一批倡导功利主义的学派，如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第二，冒险文化特征。古代越人在同陌生恶劣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勇于冒险和不断迁徙的移民性格。在商品经济竞争中的浙江人是风险偏好者，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往往不在乎风险。第三，开放包容特征。自春秋陶朱公开启浙商的先河，商品经济发达的“越地”就积极开拓这个市场。浙江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浙江人的足迹从唐、宋就遍布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活跃在全国各个地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也崭露头角。浙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创新，无论是技术革新还是制度创新，都是是极具风险的活动，失败率很高，可为什么浙江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冒着巨大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去创新呢，就是因为浙江文化具有包容性。如果失败，没有人会嘲笑你，有人会帮助你，有时还会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如果成功，没有人妒忌你，很多人会以你为榜样，学习效仿你。创新需要勇气，更需要背后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来支撑。

（3）浙江的伦理文化特征

“义利并重”是浙江伦理文化的主要特征。浙江人做事讲究实效，不慕虚名，具有明显的功利文化特征。浙江人注重对“利”的追求，但更注重对“义”的追求。如永嘉学派的代表人叶适认为：“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但这并不是纯粹的个人功利主义，而是主张德行和事功的统一。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今浙江文成县人刘基，也强调“义”与“利”的统一，主张“以义为利”，追求功利应适度，要在“义”的范围内，反对为利害义。2004年，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办法》，将企业进行信用分类，由高到低共分为AAA、AA、A、B、C、D 6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竞争环境。2007年，在已纳入浙江省信用评价体系的79.2万家企业中，信用等级在B类以上企业就占到了749050家。

（4）浙江的宗教文化特征

在各大宗教中，浙江人信奉基督教的人数最多。基督教于鸦片战争以后传入浙江各地。到1949年前，传入浙江省的有25个教派，男、女青年会两个教会团体、5个教会培训机构，有教堂1714所，牧师143人，传道人员465人，教徒27万余人。2010年，据《宗教蓝皮书》估算，我国有基督徒23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而浙江省在2000年就有基督教徒有120多万，约占浙江人口总数的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督教义肯定世俗生活的道德价值，主张在世俗生活中通过劳动来获得救赎。认为当一个教徒有一种获得巨大财富的机缘时，那是上帝赐给他的，他必须接受，如果不接受，那他将会违背职业的目的，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当然这种获利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其目的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地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面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可见，基督教在一定范围内鼓励追求物质财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浙江人们的经营、效益意识，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2.陕西“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陕西“秦文化”是典型的中原农耕文化，在性质上属于保守型文化。中原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是一种因循守旧的保守文化和盲目自大的自满文化。这种文化由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造成。陕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秦岭和中条山脉将之与中原地区割裂，中间只有函谷关通道，易守难攻。加上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秦人完全可以与中原地区断绝一切经济往来而自我发展(历史也是这样的)。历史上这里产生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曾经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了陕西人对“秦文化”充满自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信形成了保守和盲目自大的文化类型。陕西“秦文化”具有因循守旧、消极无为、盲目自大和“官本位”等特征。

（1）陕西的政治文化特征

首先，官本位思想严重。陕西自古政府的权利过大，对人们的经济生活管制非常严格，造成商品经济很落后。人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走读书为官的这一条道路。因此，价值取向的单一化使官员被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它是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人们把做官看得非常重要。做官以后就会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官僚作风严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其次，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弱。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神圣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但陕西省很多农村村民对公共决策活动和选举活动缺少积极性，对基层选举反应冷漠，不愿意参加选举，即使参加了，对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利也不重视，在选举过程中甚至有人故意作废或出卖选票等。还有很多村民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表现冷漠，对村官贪污、贿选等现象听之任之，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有时也表现无所谓。一项针对陕西省西乡县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村民中，只有33.7%的村民认为选举具有重大意义，而有38%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对于村里实行的村务公开信息，50%的村民表示偶尔会去看看，21.7%的村民表示无所谓。对村委会的工作，有13%的村民表示自己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16.3%的村民则认为没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47.8%的村民表示不好说。这一系列数字表明，当地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政治冷漠现象，缺乏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且对自身拥有权利的认知度存在严重不足，更谈不上正确行使和依法维护了。

（2）陕西的经济文化特征

陕西省的经济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关中平原农业生产水平并不低，但人们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就无所事事，惰性文化也由此产生。这种惰性文化对外部环境变化视而不见，对风险深恶痛绝。在这里，人们对传统的畏惧，使人们不敢求新求变，创新精神被泯灭。人们普遍都有这种观念，不管过得怎么样，只要大家都一样就是好的。如果有人过得富裕一点，无论是诚实劳动还是投机，都会得到大家异样的眼光，更有甚者，会待不下去。如果稍微有些不公平，人们就会很敏感，会对社会不满。久而久之，就很少出现出头的人，很少有人进行创新，因为枪打出头鸟。第二，盲目自大。“秦文化”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长达千年。因此，陕西人没有理由不具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了人们不思进取，长期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得不到改变和提高，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无动于衷，总是认为自己的经济制度能够适应一切变化。然而，时过境迁，人们生活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生产技术提高了很多，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保守的“秦文化”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依然维持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对外部变化不理解，不认同，因此也就不能接受外界，自己依然故我。

3、陕西的伦理文化特征

陕西省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很多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设在此处，因此，陕西的伦理文化也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烙印：陕西人认为道德修养是第一位的。他们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崇尚重义轻利，为人诚恳。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孟子的以“为利”还是“为义”作为区分小人与君子的唯一价值标准在这里依然很有市场。此外，陕西很多地方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人的权利、地位、价值、尊严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正统意识、家长式独断、依附心理等盛行。个人只有谦卑忍让，唯命是从，作恭顺的臣民，才符合这种伦理文化关于做人的要求。如果斗胆直言犯上，提出反对意见，捍卫自己的权益、尊严和人格，则是大逆不道。陕西有些地方基本上没有主体意识，充其量只有履行纲常名教维护家族宗法统治的自觉性主动性。

（4）陕西的宗教文化特征

陕西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是全国宗教工作的重点省份。陕西省佛教历史悠久，历史上陕西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中心，汉传佛教八个宗派中，有六个宗派的发源祖庭在陕西。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玄奘、不空、义净都曾在陕西常住译经弘法。截至2009年，陕西省共有批准登记的佛教寺庙460处，其中列为国家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及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20多处，全省佛教信众60万余人，为五大宗教中教众最多的宗教，占总人数的37%。佛教倡导人们多方行善，反对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陕西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