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演进总体特点

第三章　长三角产业发展演进与宁波产业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为龙头、江苏和浙江为两翼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具活力、潜力和竞争力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产业发展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最直接、最主要的推动力。地区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地区间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的竞争，基础在于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研究地区产业竞争力，目的在于从比较优势出发，寻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并以此为主导重点发展，营造产业竞争优势，获取竞争收益。本章立足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演进宏观轨迹，客观分析宁波产业竞争力在长三角地区动态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提升宁波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我国现阶段产业规模最大、结构最佳、配套能力最强和综合效益最好的地区之一。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已整体进入了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

（一）产业发展历程

长三角地区开发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核心区，是吴越文化、民族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祥地。根据区域合作过程和产业发展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探索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下，私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上海原有的金融服务功能严重衰退，以“上海制造”闻名的国有经济实力较强，但因每年要上缴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对周边地区的产业带动作用不强，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被压抑的产业发展活力逐渐迸发出来，在计划经济相对宽松的江浙农村，抓住了市场短缺的机会，利用为上海大工业配套、与企业联营、外贸订单、聘用“星期日工程师”等技术力量，蓬勃发展了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通过运用非常灵活的生产、销售模式，甚至一些苏、浙企业也挂牌上海企业或产地进行生产经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占据了长三角经济的半壁江山，并占领了较大比重的国内消费品市场。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风靡全国。

2.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阶段

1990年，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巨大的经济变革，促进该区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上海浦东开发战略实施，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充分利用浦东开发的机遇和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分别设立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市级开发区等各级开发区，以优惠政策和新成长空间吸引外资进入。如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都成为集聚外资的典型。长三角也因此成功实现了乡镇企业与外资的嫁接，并在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促进国有、集体、私营、外资等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将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开发区建设，推动了大中城市的新区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城市发展由小而分散向大而集中方式过渡，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区域发展极化明显，城市间的竞争日益显现。

3.21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加速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城市间的发展联动关系日益深入。原有的上海以国资为主、江苏以外资为主、浙江以民资为主的特色发展模式，正在彼此间的相互借鉴中日益趋同，向国资、民资、外资相互渗透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两省一市已进入到共同探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政府领导间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都表示了相互学习、相互服务、相互接轨的较高姿态。2001年5月起，沪苏浙三省市每年召开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同时还有每两年一次的长三角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长三角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长三角15城市市长论坛等定期和不定期的对话与交流。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地区间发展竞争型协作、在竞争中提升。尤其是伴随沿路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沿江开发战略和环杭州湾开发战略的实施，长三角进入重工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共同加速发展时期，通过港口物流发展与重化工业基地建设，长三角正在形成强大的基础产业带；通过吸引有技术竞争力的世界500强及其研发机构集聚，形成了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迅速形成我国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地区竞争优势。但是，粗放、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耕地资源急剧减少、水环境恶化、生态空间缩减等，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产业发展竞争优势

综合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产业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为未来产业经济的加快发展和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呈现出十分强劲的高速增长势头，其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龙头地位彰显。2010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6313亿元，2000—2010年名义年均增长率为16.1%，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9.6%提高为2010年的21.7%。2010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5840元，是全国平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1.86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0669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4.6%，2000—2010年名义年均增长19.6%；完成地方财政收入95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3.5%，2000—2010年名义年均增长22.3%；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10883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27.0%提高到2010年的36.6%，2000—2010年名义年均增长23.8%。

2.产业结构渐趋优化

长三角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先行区域。截止2010年末，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4.7∶50.1∶45.2，就业构成为16.1∶45.7∶38.2，均明显优于全国同期10.1∶46.8∶43.1和36.7∶28.7∶34.6的平均水平，表现为“二三一”的产业发展格局，呈现出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三产比重稳步攀升，且成为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源的鲜明特征（2000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1∶52.1∶40.8）。与此同时，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第一产业内部，传统的粮食作物、棉花、桑蚕等比重迅速缩小，蔬菜、园艺等城郊型农业发展迅速；在第二产业内部，以电子、电气、汽车、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其势头超过了本区的传统支柱行业——纺织、服装业。信息通信、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正在成为长三角地区重点扶持的先导性产业；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物流、旅游、会展、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等均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3.特色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彰显

一是优势产业及其产品的集中度高，规模效应明显。2010年江浙沪的电子通讯、纺织、化工、电气机械、通用设备、钢铁和交通运输等七大支柱产业产值已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的集中度（区位商）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和2倍，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文教用品制造业则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5倍。2010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中，江浙沪生产的化学纤维和微型计算机等2种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家用洗衣机和集成电路等2种产品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化学农药原药和布等2种产品产量占全国40%以上，初级形态塑料、金属切削机床和大中型拖拉机等3种产品产量占全国30%以上，还有7种产品产量占全国20%以上（见表3-1）。

表3-1　2010年江浙沪三省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

二是依托园区经济和块状经济，产业集聚的地域特色鲜明。如上海以汽车、造船、大型成套设备制造、航空航天为主体的现代装备业，以及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芯片设计、生产、封装、测试产业链，苏州、无锡的电子信息产业，南京的石化工业，泰州的家用电器业，杭州的软件业，绍兴的纺织业、袜业和领带业，嘉兴的服装及皮革制品业，湖州的童装、竹制品，宁波的石化产业，台州的汽摩配件业等；三是依托黄金海岸、黄金水道和主要交通干线，初步形成三大巨型产业带。包括以沪宁、沪杭、杭甬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众多中心城市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带；沿长江下游及河口两岸地区集中分布的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产业带；以及环杭州湾两岸地区的临港工业及加工制造产业带。

4.开放型经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四个中心”发展目标的确立，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长三角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政策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开放型经济也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其表现，一是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集中布局的鲜明倾向。据初步统计，截至2010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抢滩长三角，长三角已成为跨国公司在我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均处于相当高的规模与水平，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载体。2010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103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的比重为38.1%；注册资本外资部分4790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占全国的比重为38.1%；三是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近年来，长三角对外贸易的增长态势十分强劲。2010年实现进出口商品总额10883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占全国的比重为36.6%，其中出口商品总额6317亿美元，同比增长33.3%，占全国的比重为40.0%；外贸依存度也连年攀升，2010年达到78.2%，并且与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3-2　2010年江浙沪三省市外商投资企业情况

5.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全国领先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成效突出，外向型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一个以股份制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框架业已基本形成。其中，江苏省苏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集体经济迅猛崛起的基础上，90年代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同时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从而形成了“公有制经济＋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新苏南模式”；浙江省则是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发展迅猛，不仅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创汇总额和全国民企500强企业户数等5项指标均居全国各省市第一，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个市场体制和机制全国最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设全国最好、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活力全国最大的“新浙江现象”；在上海，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原来以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成分一统天下的单一经济格局得到了彻底改观，非公所有制已占全部经济成分的70%以上。特别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以后，以及国务院正式批准的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成立等，更是给长三角地区经济的未来发展插上了高飞的翅膀。

在区域制度创新方面，长三角地区也已远远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前列。一方面，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长三角正在成为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与区域组织形式、先进的市场观念与意识、国际惯例引入中国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重要的引进中心、集聚中心和制度创新中心；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新一轮区域合作与发展热潮的兴起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长三角地区在区域发展模式选择与制度安排、国有企业改革与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管理职能转变，以及区域性法规制度调整、市场调控方式、经济主体行为规范改进和效率提高等方面的自我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必将对全国性微观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6.产业分布泛长三角化趋势明显

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地域政治和经济地理概念，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长三角核心区主要包括沪苏锡常，以及杭嘉湖宁绍等，长三角外围区主要包括除沪苏锡常，以及杭嘉湖宁绍以外的江浙全境。后来长三角核心区又加上南京、镇江、扬州、南通、泰州及台州、舟山等区域，长三角外围区又加上皖赣两省。目前，长三角地区基本形成了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等16个城市作为核心区，苏北、浙西南和皖赣作为外围区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泛长三角地区的这种“核心—外围”的联动发展格局，具有区域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特征。长三角核心区经长期高速集聚发展，其综合商务成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了76%，并出现产业同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核心区落后产能“挤出效应”加快显现，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向外转移，从而形成“核心—外围”的扩散发展趋势。高密度网格化交通体系的形成，极大地缩减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2010年泛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网密度达275.2公里/万平方公里，是2000年高速公路网密度的5.2倍，也是同时期全国高速公路网密度的3.6倍。交通条件的改善，方便了皖赣地区与长三角核心区的交往联系。其中，安徽马鞍山、滁州、黄山、宣城等多市（县）与苏浙相接，形成密集陆上交通网络。江西通过长江通道和浙赣通道，与长三角以及安徽紧密联系。因此，长三角向外扩展过程中，通过长江、高速和高铁等通道，向西与皖赣地区相连，构成了泛长三角区小尺度网格化交通格局。江浙沪地区是皖赣两省外出人口主要集聚地区，两个区块间基本形成了以人员流动为纽带的亲情血缘联系网。以安徽人口为例，2009年，安徽外出半年以上人口中，前3位集聚地分别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占其外出总人口的3/4以上，且这一比重比2005和2002年，分别提高了3.3和4.5个百分点。2009年，浙江省外来人口来源统计中，安徽和江西是浙江外来人口最多的2个省份，分别占17%和11%。2010年，上海近900万外来人口中，有超过30%是来自安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江浙沪和皖赣地区已具有密切血缘联系。总体而言，皖赣两省与江浙沪地区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近，各方面的交往源远流长，苏北、浙南地区与长三角核心区联系则更加紧密。这些长三角核心区发展的腹地与“福”地，在多个领域具有区域互补特性，形成了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十分有利于泛长三角地区经济由核心区向外围区扩散，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三）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产业大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急需解决的若干瓶颈。

1.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依然薄弱

主要表现，一是在企业层面上，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实力，众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处在较低的以量的扩张为主要方式的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小，技术层次低，企业管理落后，需要整体提升。在企业技术引进工作中，普遍存在着低水平分散重复引进，重设备引进轻技术引进，重引进轻消化、吸收、扩散和再创新的倾向与问题。企业技术引进活动仍然停留在分散引进和简单使用的层次，还没有达到对引进技术与设备的复制、再设计进而再创新的更高层次的能力。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真正确立，从而严重制约了长三角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升级。二是在产品层面上，由于众多产品长期施行“低成本生产扩张战略”，致使产品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也大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中外合资企业产品大都沿袭国外品牌而缺乏自主品牌，内资企业产品大都缺乏国际知名度，出口产品大都贴牌生产。三是在产业层面上，长三角在积极承接世界制造业向我国及亚太地区转移的进程中，只是一个主要承担加工的制造业生产中心，还远没有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和研发中心，致使大部分关键技术仍然依赖从国外进口，装备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成套能力薄弱，先进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与工业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四是在制度层面上，国有企业普遍缺乏适合技术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产业组织内部与不同地区的同一产业之间普遍缺乏分工合作与共享机制，不利于高新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很难形成足够的经济规模；在新产品的研制、开发与生产之间，普遍缺乏高效、健全的转化机制。长三角地区在上游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但中游的应用研究相对薄弱，产学研之间缺乏彼此结合的链条与平台，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脱节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现在的转化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的联动，科技、经济等各项资源的配置也不合理，致使高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水平低下，既不能适应国内市场的发展变化，更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

2.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

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地之间严重的低水平产品同构与产业同构问题。其同构现象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并且近年来还有不断加剧的迹象。其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构成逐渐趋同，各地在制造业领域超前发展和加强比拼的倾向十分明显，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大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出现了一、二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回落、第三产业逐年攀升、二、三产业共同推进的可喜态势。至2001年，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构成已从1995年的9.6∶56.9∶33.5提升到2001年的6.4∶51.4∶42.2，但迄自2002年，长三角地区除了一产比重继续回落外，二产比重开始止跌企稳并迅速回升，三产比重则持续出现滞胀甚至下滑。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基本呈现为清一色的“二三一”产业发展格局，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5%左右的平均水平。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现象的产生，既有其客观合理性，又有其现实危害性。就其合理性而言，长三角地区一是拥有共同的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二是拥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都以轻纺工业起家，如苏、锡、常三市过去的传统支柱产业都是“机、纺、化、冶、食”）；三是长三角产业同构现象的加剧，都是在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近年来大发展、大集聚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构性高的产业同时也是区域集聚程度高、占全国市场份额大的优势产业或有潜力产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三角各地紧紧抓住世界制造业转移这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纷纷争当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区域整体发展态势。就其危害性而言，一是导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较弱，跨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难以展开，区域整体产业优势难以形成；二是这种趋同的产业结构在按照行政地域统计GDP和按照地区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挥棒下，很容易导致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造成区域市场的分割与破碎，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无序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外资项目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目前各地产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自主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关联不甚紧密的情况下，更将加剧恶性竞争；三是这种趋同的产业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年来长三角各地片面追求制造业增长的倾向，致使区域制造业连年大幅持续超前、超常规的增长。这在目前仍以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为主导的总体背景下，势必造成区域产业结构的下滑和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下降，有悖于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大趋势。

3.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凸现

一是资源能源短缺，缺地、缺电、缺资源的三大瓶颈制约突出。长三角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产业、城镇密布，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巨大，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能源短缺。首先是人多地少，长三角人均土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6，加上近年来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事业与农业争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在中央宏观调控、收紧地根的情况下，用地缺口巨大。其次是电力资源紧缺。特别是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各地拉闸限电现象时有发生，给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和损失。第三是作为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的冲积平原，长三角矿产资源匮乏，煤铁铜铅锡等各类矿产均需从区外和国外调运，资源“卡脖子”状况十分严重。

二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艰巨。一方面是对资源、能源及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高，消耗大，产出低，依赖性强。如长三角地区单位GDP的能耗和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长三角的单位能耗、物耗和经济产出仍有数倍以上的差距。另一方面则是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虽然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都明显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人均三废排放量和三废的单位产值排放量仍有较大差距。

三是生态环境退化，灾害频生，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该地区环境退化日益严重。包括水质下降加速，太湖流域的富营养化日趋严重，因水质性缺水造成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十分普遍，水荒蔓延；大气污染加重，城市“三岛效应”突显，酸雨频发；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洪涝成灾，各种灾害性天气现象频生。加之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突出，长三角已成为我国人为的生态环境脆弱带，给本区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改善和优化本区环境，已成为刻不容缓、亟须解决的紧迫任务。

4.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现代化功能尚待进一步提高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在长三角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保持着经济强劲增长的发展势头，并正在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世界城市迈进。但上海作为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是产业素质有待提高。2010年上海的人均GDP为76074元，约折合11238美元，而世界城市的人均GDP大都在15000美元以上；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7.0%，而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级世界城市均在80%以上，巴黎、香港、新加坡等洲际级世界城市也均在70%以上。二是上海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态势与江浙两翼相比有所趋缓，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与核心地位有待进一步强化。上海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地域面积的狭小和人口、产业、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致使土地资源捉襟见肘、寸土寸金，土地的瓶颈制约作用十分明显，造成上海在资源、市场和拓展空间上的有限性；由于上海土地的级差地租高和厂房、设备、人员、原材料的成本高而导致的商务成本居高不下，而与高商务成本相适应的高成长性、高增值潜力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又没能有效跟进，而那些与高商务成本不相适应的传统产业部门又没能适时地转移出去，结果既造成上海与周边地区比较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又导致经济效益的低下和边际效益的递减；三是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在影响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众多领域和因素上并不占先，如市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和科技创新的能力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均不及北京、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创新能力不及广东，市场机制的培育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及浙江，企业的集群规模与核心竞争力不及苏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