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和优秀传统。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虽然正处于战争年代，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十分艰苦，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党始终坚持思想建设的原则，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把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与政策水平，提高干部战士思想觉悟视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础，从而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支撑。
一、西柏坡时期党的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内容。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斗争策略，决不是靠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它要在实践中才能产生。西柏坡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党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建设活动，为我们党领导革命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西柏坡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以“十大军事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的新发展
1947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集中体现了西柏坡时期党的军事理论的新发展。十大军事原则即：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④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⑧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战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新贡献。它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其精神实质是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原则和人民解放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对全局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就充分显现出以“十大军事原则”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军事理论的巨大威力。
（二）关于政策策略理论的新发展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充实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1947年12月，我们党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4]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5]根据这个总路线和总政策，党制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以及土地改革方面、工商业方面、统一战线方面等一系列正确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放战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策略思想丰富和发展的时期，又是党运用政策和策略最为成功和取得光辉成就的时期。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
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不失时机地提出革命转变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6]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会议进一步阐述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首先，指出中国工业异常落后，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分析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国情基础。其次，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双重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再次，指出必须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把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指出，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要求城乡工作密切配合，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从而开始由革命到建设、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的历史新时期。
（四）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任务，但绝不是革命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的在于要建立一个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频频胜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已经紧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对于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理论思考开始走向成熟和具体化，系统地、完整地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7]是年12月，他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正式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即要“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8]。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进一步明确化，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力量做了界定，他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9]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新的内容和中国特色，主要是：在阶级关系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范围；在政党制度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组织形式上，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时间跨度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衔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表述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准确鲜明，说明了我国的国家政权具有民主和专政的双重含义，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创造，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政策依据。
（五）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与任务
西柏坡时期，全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全国执政。根据形势变化对党提出的历史要求，我们党前瞻性地提出了执政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主要课题与任务，并提出了解决的方向和重点。
首先，明确提出克服“四种情绪”，这是执政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首要课题与任务。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注重党员的思想作风教育，革命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则会出现失误，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在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一方面为党给人民谋福利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放松警惕、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党内、军队内一些错误的思想情绪便逐渐暴露出来。党的领导人及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如果不加以及时克服，就会后患无穷。1948年12月，刘少奇在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中，就针对整党期间尤其是整党初期出现的乱抓、乱打、乱斗、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某些工商业者的经营，凭借地位和职权勒索强征，吞没或盗卖公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军阀作风以及脱离人民甚至打骂群众等现象，十分尖锐地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10]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七届二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要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等“四种情绪”。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革命的一个短的序幕，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修地基，但是要建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的工夫。“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1]克服“四种情绪”，防止革命精神消退，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和执政考验。这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强烈的自省和自律意识。
其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这是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方向和重点。“两个务必”所强调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是从党处于执政地位后如何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先进性的高度，从如何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高度提出来的。“两个务必”和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有关规定，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顺利执政、执好政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两个务必”既是执政条件下党的精神建设的价值指向和要求，更是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两个务必”的思想精髓就是要居安思危、永不懈怠，这是“两个务必”最突出的特征。居安思危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周易》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安身而国家可保也。乐而忘忧，不思进取，就有失败的危险。一项事业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处于患难之中，产生忧患意识是很自然的；在辉煌业绩面前，在巨大成功面前，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很不容易。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亡则存。“两个务必”的可贵之处就是其中蕴含的在巨大成功面前所需要的那种冷静和清醒，那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完全可以用“胜券在握”这四个字来形容。人们已经可以大声地欢庆胜利了。人们在这个时候不会再提井冈山时期“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一反过去在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和延安时期经常鼓励人们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的态度，提醒人们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且只是一小步，只是一出大戏的序幕，好戏还在后面。我们要把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下去，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必须谦虚谨慎，这就是辩证法。我们既看到成绩的一面，也要看到困难的一面。既看到胜利的目标鼓舞人心，也要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只有做到既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又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就不会坚持“两个务必”，就不会再艰苦奋斗，就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思想上解除第二卷武装，在行动上停顿起来，不思进取。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会愈加突出。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为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种优良作风和宝贵财富。“两个务必”执政理念的确立，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正确思路与方向，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理论建设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进行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积累了理论智慧。这些重大理论创新，不仅为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西柏坡时期党员精神信仰建设
理想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支撑。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灵魂。西柏坡时期，我党唤起千百万民众的秘诀就在于，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将理想追求根植于现实实践中，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系为一体；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对党员干部提出具体化、制度化的思想道德要求，把党的思想建设落到实处，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一）严把入党关，重视从思想上入党和在革命实践中磨砺
发展党员，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础。发展什么样的人入党，对党组织纯洁性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党员的质量，把好党员入口关，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第一，对申请入党人成分的规定。1949年2月22日，中央组织部对申请入党人员成分进行了解释与规定：一是指出了“入党者的成分，系指本人成分（或社会地位）而言，并非指入党者的家庭出身”[12]。这样才能保证其品行符合预备党员的规定。二是对革命职员中具体条件不同的参照党章不同条文发展入党。同时，对有入党愿望的各类人员取得革命职员成分的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劳动者担任革命工作以后，即可取得革命职员成分。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其脱离家庭经济生活担任革命工作满一年后，即可取得革命职员成分。剥削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其脱离家庭经济生活担任革命工作满二年后，即可取得革命职员成分。剥削者本人脱离剥削生活担任革命工作满三年后，始可取得革命职员成分。”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出身或剥削者家庭出身或剥削者出身的人，虽已取得革命职员成分，在他们要求入党时，应采取较以前更为严肃的方针，应经过严格的审查，对其历史、思想觉悟、工作表现等获得真正的了解以后，如确实合乎入党条件者，方可吸收入党。”[13]
第二，对被俘人员党籍处理及其重新入党的规定。1948年10月18日，中央在《关于对被俘人员党籍问题的处理给华东军政组的指示》中指出：对于被国民党俘去的共产党员，被敌释放时，未经组织允许，便以共产党员身份向敌人写悔过书的，应予以开除党籍，不能恢复。但在放回后，如仍积极工作，经长期审查确无其他任何叛变行为者，在本人要求入党时，经过地委或师委（旅委）的同意，可准其重新入党。今后归俘人员，除地方老百姓、民兵及一般士兵外，对放回的干部党员应一律给予相当长期的严格的考察，待判明其俘后情节，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在转变后恢复为正式党员时，其处分期间之党龄亦应照算。
通过对各类要求入党人员身份的仔细甄别，对曾经犯过错误的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能够团结的同志，不但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而且确保了我们党的团结和稳定，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开展“三查、三整”教育运动，及时解决党员思想问题
结合土地改革开展整党运动，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一条重要主线。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党决定在各根据地广泛开展土地改革。搞好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要靠党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有一批先进的党的基层组织和一支先进的党员队伍。当时，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党的队伍状况总体上看是好的，特别是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47年党员已发展到270万名，新党员的人数占了一半以上。但在战争和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在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因此，在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区结合土地改革，迅速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简称“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
关于整党的步骤和方法，刘少奇指出要分三步走：一是思想打通，二是组织整顿，三是纪律制裁。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首先是经过党的支部，召开整党会议，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克服缺点和改正错误。其次，要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和干部。开门整党是基层党组织进行整党创造的新方法。毛泽东提出：“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请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14]将公开党组织，开门整党的经验推广到全党，使整党工作得到了党外积极分子和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既有助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也有利于群众的思想教育。另外，这次整党针对不同地区，确定不同政策，不搞“一刀切”。1948年5月25日，党中央指示：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在老区，阶级关系比较清楚，整党侧重于查思想、查作风，清洗变质分子；在半老区，封建制度尚有残余，阶级关系比较模糊，整党侧重于查阶级，解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新区，党的工作刚开展，主要是改进作风，深入群众，加强纪律，待条件具备时再进行整党。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整党也不一样，领导干部侧重于查工作，以提高思想，弄通政策，改进工作，一般党员则以教育和提高觉悟为主。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和内容都有区别，因地因人而异，收到了好的教育效果。土改搞好了，我们的基础就稳固，就能打垮任何敌人。同时还要搞好生产，不搞好生产，群众就反对；搞好了生产，我们就能富裕和繁荣。
在整党的过程中，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由于抓住了提高思想这一中心环节，使这次整党效果明显。
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整党开始后，在最初的一个短时间内，由于对当时党内不纯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的经验，短时间内曾出现过“左”的偏向，中央很快发现并及时对错误进行了纠正。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详尽阐明了土改和整党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强调不应重犯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1948年初，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几个重要问题》等指示中，提出要反对“左”、右倾向，纠正“左”的错误。1948年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委也先后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土改和整党工作，使“左”的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1947年至1948年的土改整党取得了巨大成效。通过整党，在思想上，肃清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使党的基层组织掌握在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手中；在作风上，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得到有效的纠正，改变了党群关系，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得以充分发动起来，他们踊跃参军参战，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前线。“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15]为土地改革深入开展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保证。
在农村开展整党运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主的新式整军运动。解放战争期间，不少国民党军的士兵在战场上被我军俘虏后，志愿留下来参加了解放军，上级规定不许侮辱人格，不许称他们为“俘虏兵”，于是就有了“解放战士”的称呼。“解放战士”在不少连队的比例占到60%以上，他们加入我军后虽然掉转了枪口，但由于多年受国民党军的欺骗宣传和旧观念的影响，一些人不十分清楚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不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有的身上沾染着不少旧军队的坏毛病。在“解放战士”已占兵员很大比例的情况下，如果不提高他们的觉悟，不把他们转变为一个自觉为人民解放而战的人民战士，提高部队战斗力就是一句空话。正是在全军开展的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上百万“解放战士”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转化成为有革命觉悟的先进战士，创造了中外战争史的奇迹。
（三）重视党内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重视理论学习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灵魂与生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离开党的理论谈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共产党员要在思想上入党，说到底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实践表明，只有牢固地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实现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奋斗；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拒腐防变，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习是首要前提。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就提出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6]。西柏坡时期，虽然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但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战争，我们党十分重视在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工作。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并且还多次亲自规定学习书目和章节，号召党员干部多读书，要在理论上提高。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作出过四次重大的学习部署。
一是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批示：全党要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目的是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二是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的理论水平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的实际，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并规定了党员必读的五本教材，其中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多读书。
三是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要求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学习马克思主义，指出：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四是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毛泽东结合党内的学习情况，要求全党干部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共同认识，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毛泽东要求3万干部3年内读完12本必读的书，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马列著作。
为了推进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促使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中央于1948年7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进一步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培训。其学习内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其任务就是比较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正如刘少奇在中央学院的讲演中所指出：“我们创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17]中央还于1948年9月制定了《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指出当时党校存在的没有提倡认真读书和部分党员中存在的不读书或很少读书、忽视革命理论、经验主义盛行的问题，要求各级党校在培训实践中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
西柏坡时期，三年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和各项革命事业的飞速发展，是与我们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并在此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一致分不开的，是理论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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