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及时有效的宣传教育引导

导向的正确，只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码要求。要真正做到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除了要重视舆论引导的正确性外，还要重视舆论引导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舆论的引导能力，达到引导效果。离开了有效性，任何正确的舆论引导都是“放空炮”，都是在做“无用功”，引导本身也就毫无意义。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采取了正确、及时、有效的多项措施，全方位加强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引导。

一、强化阵地建设，多渠道、大范围培训干部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展开，新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一些大城市的解放，干部数量严重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为此，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关于夺取全国政权所需的干部的准备工作。10月28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又对干部工作进行了重点讨论，加快了干部队伍建设的步伐，为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建立培训机构

为了更好地培养合格干部，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利用现有学校培养的大批干部，并创办中央马列学院以更好地完成培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务。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提出了“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的要求：一是“各区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两级，应即开办党校，或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党校，抽调各级的各类的适当的干部到党校学习”；二是“各大军区开办军政学校，或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军政学校，培养军区、军分区及地方部队所需要的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三是“创办中等学校，并办好已有的中等学校，培养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准备补充各级各项工作的干部”；四是“在可能开设大学的地区，应即开办正规大学，以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五是“创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并强调“上述中学、大学及专门学校中，均可大量地附设短期的速成学校或训练班，以应急需”^[2]。

1.创办中央马列学院

按照《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和《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要求，1948年6月，中共中央委托华北局在平山县高村成立华北局党校，要求华北各区党委向党校选送学员，由中央或中宣部选派人员授课。

为了推进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促进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1948年7月2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决定》指出“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任务为“比较有系统的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当时的课程主要分为中外史地的普通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三大类。9月15日，中共中央又专门下发文件，将课程扩展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时局与任务、国际形势、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职工运动与城市政策、新区工作政策、对外国及外侨的政策等八大类10门课程^[3]。

马列学院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强调要有目的有头脑地读书，不是从外国和古代出发，而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通过学习，比较系统地培养了党的领导和宣传干部，大大提高了受训干部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推动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2.成立华北大学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1937年7月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和1946年1月成立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其主要任务是录取新解放区和国民党区的大、中学生，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结业后分配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工作，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建设骨干。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华北大学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一年多时间，共培养16928人，为解放战争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二）多渠道培训干部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对一些大城市的占领，要求更多的干部不但能够熟练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且要在短期内学会在城市中进行城市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1948年7月3日的《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中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4]按照这一要求，各类学校和党的各级行政机构开办了大量的干部训练班，着重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启发学员分清敌我，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干部素质。

1.培养大批军事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之中，需要大批军事人才；特别是西柏坡时期面临着全国解放后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全新任务，要巩固新生的新中国，抵御国内外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侵扰，也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需要有大批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军事人才。为加强军事人才培养，1948年5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石家庄成立了由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和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合并而来的华北军政大学。1950年9月，改建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军政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后来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大力训练和提拔使用产业工人干部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大城市及其工业、运输业、银行、对外贸易等，已归人民政府所有，亟待管理。因此，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能够接管各大城市及工商业的干部，以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根据沈阳、郑州等解放城市工作的经验，大量使用和提拔懂得工商业技术的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对于接管城市和工商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1948年12月21日的《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否则，决不能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除必须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农村工作干部及缺少工商业知识的干部外，“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的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5]。党中央要求各城市党委及工会组织，从产业工人和职员中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组织才能和办事才能的优秀分子，作为培养对象，通过以开办职工学校或速成的训练班的形式，对他们实行政治训练及组织纪律训练，训练结束后，分派到新解放区去做干部管理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各个已解放的城市，都吸收了大批优秀产业工人，经过培训后，提拔任用为工人干部，依靠他们管理城市和生产，担任各方面的领导工作，这反映了党在革命转变时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并使其真正发挥了重要作用。

3.加大妇女干部培训力度

与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并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一形势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抛弃几千年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把妇女从社会歧视和家庭禁锢中解放出来。因此，培养妇女干部自然也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194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对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1948年8月，中共中央妇委下发了《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给华东局的指示》；1948年12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根据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大胆培养、放手使用和提拔大批的党与非党的女干部，按照女干部的能力，分配她们能胜任的工作……对农村新起的劳动妇女干部，特别要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加强教育，耐心培养，逐步提拔，并注意发展女党员……而女干部本身，则应在党的领导教育之下，自觉地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加强团结，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学习理论、政策、文化知识、生产业务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妇女的弱点，力求进步，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提高自己成为党的优秀干部的基本条件”^[6]。

在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妇女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后，各地都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在土改、生产、支援前线等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妇女工作政策、方针和实践，也为建国后党的妇女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4.大力培养知识分子干部

为了解决干部来源不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扩大吸收范围，培训大批大、中学生，有步骤、有重点地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194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入伍后改变成分的规定》，《规定》指出：“知识分子一年，表现好的，即可改为革命军人成分。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入伍后，其本人原有阶级地位已发生变化，即由剥削者的地位变为替被剥削者流血或服务了。”^[7]因此，在培养与提拔干部时要反对唯成分论，不能认为工农出身者一律都是好的，地富出身者一律都是坏的，而主要看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不断加强我们党的力量。1949年3月9日，中央在《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的指示》中进一步要求：“各大学对于投考的学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并且不要怕特务分子，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8]这充分表明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正是因为我们党采取灵活多样的干部提拔任用政策，才使党的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广大新解放区顺利地建立并巩固人民政权，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整合传播机构，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尤其重视党报的宣传、鼓舞和推动作用。西柏坡时期，为了进一步壮大党的新闻舆论阵地，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党中央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一方面根据发展形势对新闻机构进行整合，使新闻报道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另一方面致力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素质高的新闻宣传队伍，在新闻研究、宣传报道、对外宣传、业务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分工细密、职责明确的组织体系，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宣传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

中共中央宣传部随同中央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于1948年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北庄村。在这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按照中央的部署，紧紧围绕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利用报纸、书刊、杂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按照中央的政策、法规，加强对各地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并通过创办高等学校，恢复中等和初等教育等措施发展教育事业和文化出版事业，深化党的文化教育思想，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文化干部，为建国后促进文化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为我党在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正规化、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加强对各地宣传工作的领导

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宣传工作主要由地方党委和部队的政治部门领导，中宣部管得不多。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状态，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责成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新华总社负主要责任，并将结果用自己的名义写一个政策性的报告给中央宣传部”^[9]。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除每两个月应向中央宣传部作一次政策性的报告外，并应从本年七月份起，每半年作一次系统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应简述：党与非党的报纸种类、发行数、编辑、记者、通讯员的数目；党与非党的书籍、杂志出版发行状况，书店工作状况与经济状况；党与非党的学校数目状况，教员与学生的约数；广播播送与收听情况，如广播电台和收音机的数目分布作用等；文艺活动情况与城乡群众中的宣传情况，如戏剧、墙报、夜校等活动的动向；主要宣传干部姓名和情况。”“除报纸和报刊合订本，继续送中央外，各地出版的书籍、杂志、教材和重要的传单布告，均应经常送中央宣传部两份。”^[10]此后，中央连续发文，对地方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给予了具体指导，仅1948年就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公开赛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在普通学校中停止三查三整和健全制度提高教学质量问题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导中右倾偏向的指示》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请示与报告制度的确立，加强了中央宣传部与各地的广泛联系，通过各地的汇报来了解各地宣传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而加强了中央对各地宣传工作的指导与领导，为宣传党的主张和西柏坡精神形成提供了组织保证。

2.加强对学校思想教育的指导，培养合格建设人才

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深刻体会到对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因此，非常重视学校对能够肩负起领导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等各方面人才的培养。而学校是培养社会发展所需各方面人才的主阵地。因此，1948年7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全国几十万大、中学生争取其中多数能先后经过我们的政治训练，再在工作中去锻炼。我们目前在各地所办的大学都应具备此旨。”“收复城市后对于原有大学的方针应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11]按照这样的办学方针，中央宣传部先后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党校、华北大学、中央马列学院等旨在提高思想理论素质的高级干部培训机构，并在各解放区开办了大量的各级各类干部学校。

为改变党校不读书或很少读书的不良风气，克服已经产生的忽视革命理论的倾向，提高全党理论与政策和策略观点的学习效果，1948年9月15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规定了党校教学的具体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时局与任务、国际形势、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职工运动与城市政策、新区工作政策、对外国及外侨的政策等八方面10门课程^[12]。作为干部教育的主要领导部门，中宣部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仅从1948年7月至9月，就为马列学院和各地党校提供了书籍18种，约180万字。此外，还对各地出版的党员课本、政治性小册子、通俗读物、文艺作品进行审查。

除为干部教育编写和提供教材之外，中宣部还指定由华北局宣传部和徐特立同志负责初级中学和高小教科书编写。据当事人徐佩秋回忆，“1947年8月，徐老调阅了晋察冀和山东等老解放区的中小学教材、课本，选调了一批优秀的教学人员来做教材编写工作，全室连行政事务工作人员在内，共约30多人。这时还调来几个青年学生，做文书、抄写工作，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3]

3.加强编译出版工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14]西柏坡时期，为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强调要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因此，中宣部按照中央的这一要求，编辑、翻译、出版了大量马、恩、列、斯的著作，对于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体人民，培育和弘扬西柏坡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整合新闻传播机构，加大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力度

西柏坡时期，为了更好地配合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加强党对舆论导向的正确引导，中央对现有的新闻传播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合，从而使新闻传播机构牢牢掌握在了党的手中，为西柏坡精神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改组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作为党的“耳目”和“喉舌”，在西柏坡精神的培育与宣传中发挥了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的队伍不断扩充。根据形势需要，1946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全党办通讯社”的重要决策，并于5月批准了由新华社、解放日报编委会制订的《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进行了重大改组，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决定“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社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之直接指挥”^[15]，从此，两社编委会的领导重心和主要编辑业务也由原来的以《解放日报》为主变为以新华社为主，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新华社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1948年4月，跟随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新华社工作队（四大队）与地处河北涉县的新华总社会合。1948年5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至平山播音。自此，中央重新恢复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由刘少奇主管新华社工作，并任命胡乔木为总编辑。此时的新华社，组织规模和业务范围都有了较大发展。这个昔日的“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成为集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三重任务于一身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通讯社。

2.创办人民日报

西柏坡时期，随着战争的推进和解放区的扩大，众多的新闻媒体应运而生。全国性的《工人日报》、《解放军画报》、《中国青年》、《人民邮电报》等行业报和专业报刊也陆续创办，但由于国民党向延安解放区发动进攻，从1946年11月起，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开始疏散并于1947年3月27日终刊。1948年6月15日，中央决定将原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代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始使用毛泽东第二次题写的“人民日报”报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民众的呼声，报道前线战事，传播典型经验，为取得全国性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加强新闻理论研究，明确新闻工作的作用和任务

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非常重视新闻理论研究并用以指导新闻实践。西柏坡时期，我党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有了重要飞跃。1948年4月，毛泽东在前往晋察冀边区途中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从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提出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作用和任务，指明了办报的路线、方针和风格等基本问题。

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在西柏坡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进行学习。10月2日，刘少奇亲自到学习班，重点围绕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即如何保持党报与群众的关系、党报如何才能成为巩固和扩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报纸的性质和作用、记者的职责和记者应有的素养作了一次理论性的总结，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刘少奇指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16]“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17]他强调指出：“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18]为此，他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4条要求：一是要有正确的态度；二是要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三是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四是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此外，他还对新闻报道提出了“真实、全面、深刻、精彩”四项基本要求。这种理论上的阐述与概括，更加强调了党报在紧密联系群众、下情上传方面的重要作用，那就是通过新闻工作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向人民群众传播党的路线、政策和任务，使之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三、丰富宣传方法，提高宣传效果

西柏坡时期，为了更好地培育和传播西柏坡精神，一方面根据已有经验，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台、传单、标语等传统媒体有效宣传载体，运用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卓有成效地开展宣传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对宣传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极大地推动了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进程。

（一）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增强宣传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于宣传的方法和手段曾经做过许多探索。毛泽东曾经强调，宣传要注意形式，只有采用非常丰富和多样的宣传形式，才能把宣传工作做好。毛泽东曾经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19]西柏坡时期，为了增强宣传效果，主要采取传统媒体对西柏坡精神进行了宣传。

1.以新华社为主要载体，进行广播宣传

如前所述，新华社作为党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对西柏坡精神的培育与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依托新华社，于1940年在延安创办了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随着战事的推进，1947年3月，中央决定将新华社一分为二，总社由社长廖承志率领进入河北涉县，以中外文字、口语广播作为主要业务；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番号为“四分队”的新华社部分人员随毛泽东等转战陕北。1948年4月，新华总社与“四分队”在平山会合。为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并成立了由其任编委会主任委员的编委会，加大宣传力度，把握宣传方向和报道方针，加强对编辑工作的业务领导。在此期间，广播内容紧密配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的发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节目以新闻和评论为主，先后办有“解放区介绍”、“人民呼声”和“对国民党军广播”等专题节目。曾被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称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

2.以《人民日报》为主要载体，进行报刊宣传

除广播以外，当时的新华社还有一个重要阵地，即《人民日报》。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解放区党报，在中国培育和传扬西柏坡精神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在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满腔热情地深入采访报道，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充分反映和见证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最后战胜敌人的战斗历程。当时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被人们看作是子弟兵在前线打仗的喜报，对鼓舞军民斗志，恢复和发展生产，踊跃报名参军，大力支援前线，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出色的宣传鼓动作用，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

3.以标语、传单、壁报为主要载体，进行大众宣传

西柏坡时期，我党继承了抗战时期对干部群众进行宣传的手段和方式，因时、因地制宜，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宣传技术相结合，灵活多变的宣传方法与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品内容相结合。从整个过程来看，主要运用了如下简便易行、收效明显的宣传方法：

标语宣传。标语宣传是最简易的宣传办法。其优点是条件限制少，不易被破坏，无孔不入，感染性强。

发送传单。其优点是文体活泼，形式多样，内容集中，没有固定时间和篇幅。如叙事、议论、诗歌、歌曲、散文和书信等都可制成传单。

画刊、画报。1948年5月25日，人民画报社和晋察冀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华北画报社以原晋察冀画报社的原班人马为主，于1948年6月10日出版了第1期《华北画刊》，以部队战士为主要服务对象，紧密结合形势，及时报道解放战争的情况和华北部队的各种活动。在出版画刊的同时，还不定期出版综合报道重大事件、记录革命战争历史的《华北画报》，这些画刊、画报除发给部队以外，还兼顾地方，并通过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二）把军队变成工作队

早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在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20]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日益迫近，军队的职能也将由“破坏旧世界”转变为“建设新世界”，军人也将由战场上的战士转变为建设时期的骨干。因此，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提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并对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21]。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军队的工作队性质，他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22]

军队的这种工作队性质，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新式整军运动期间，通过诉苦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宣传了党的主张，培养了广大官兵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把群众热情引向练兵和立功运动中去。

四、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思想统一

为保证党对新闻媒体的坚强领导，强化对西柏坡精神的培育和宣传，党中央还着重从制度建设入手，保证了媒体宣传与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

（一）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为消除地方主义、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等不良作风和现象，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全党全军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一步统一起来，缩小各地方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的自治权。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规定不论在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还是在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都应及时向中央报告。毛泽东指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23]2月21日，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宣传中的问题，专门起草了党内指示，指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24]。6月5日，中共中央专门做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以“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25]，加强了对宣传报道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党内指示，极大地改变了党内军内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使党内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认真落实党委制制度

为在各行业、各部门加强党的领导，宣传和践行党的主张，1948年9月20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规定“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26]。并强调个别商谈应作为解决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的重要方法。这里，不仅包括了党政机关，同时也包括了民间团体和通讯社、报社的党组。这一制度的制订，意在强调党的集体领导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领导，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它与1949年3月毛泽东就如何切实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提出的关于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一起，对于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发挥各地、各级党组织的民主作用，有效强化党委的集体领导；对于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党的战斗力；对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宣传工作向正确方向发展，都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