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历来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它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7]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积极培育和传扬西柏坡精神。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我党总结出了“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这一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的方法，坚持“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的辩证统一，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以“情”为基础，以“理”为导向，寓情于理，以真情换真心，以真理明是非，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和创造精神，对于取得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以理服人，明辨是非
以理服人，核心是“理”。这里的“理”，就是要坚持真理、宣传真理，就是要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去教育人、武装人，提高人的觉悟，塑造人的灵魂，激发人的热情。而这个“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的理论灌输思想。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阶级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8]为此，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特别强调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并要求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29]刘少奇则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普通的同志，今天诚然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那样渊博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深和渊博。但是，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那末，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30]这里明确指出了“理”的重要性和可学性，从而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自己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只有如此，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
（一）“存人失地”与“存地失人”
1947年3月，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的25万军队以飞机、大炮疯狂进攻延安之时，我们党在延安的部队还不到两万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又有黄河与华北解放区阻隔，兵员补充、物资供给均极困难。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危急情况下，我们党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考虑，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中央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策。
然而，在党内和军队中有一些人对撤离延安这一决策很不理解，认为撤离是一种羞耻、是失败，因此，广大军民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战士们的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决他们在撤离延安上的思想问题，我们的党和军队必然招致重大伤亡，甚至影响战争的全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及时跟进，中央领导耐心地做了解释和动员，且收到了实效。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毛泽东十分坚定地告诉同志们：“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1]听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大家心中豁然开朗，原来的顾虑一扫而光。后来的战争进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时隔一年多，1948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收复延安。
（二）搬师请贤培养高级人才
1948年春，解放战争硝烟滚滚，我军战略反攻节节胜利。新的战争形势，使军队补充更多精干军政干部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于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决定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个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以解决急需的军政人才问题。1948年5月12日，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点将，由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兼政委，并提出了“要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办学要求。
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后，“教材荒”、“教员荒”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两大难。如果说“教材荒”相对容易解决，可以由教员编写，那么“教员荒”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培养500名军事教员、第一期招收近5000名学员的指示。然而此时的华北军政大学，全校能上课的教员仅有36人，缺额高达75%。与此同时，叶剑英的办学理念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意思是说，让没有经过军事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学员去打仗，就等于让他们白白送死，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不注重自身的学习、不具备高深的学问就去教学，就等于误人子弟，害人误国。为了能够找到“具备高深学问”的教员，遵照要“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的指示精神[32]，叶剑英果断提出了“搬师请贤”的想法，即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叶剑英校长的这一决定刚一传出，就在全校教员和学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发出了“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是给自己抹黑”这样的感叹。面对这种情况，朱德总司令也和叶剑英一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讲列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曾经利用旧军官作教员来创办陆军大学的例子，另一方面讲这些旧军官身上的军事理论和技术知识是我们缺乏的、甚至是我们没有的，我们应当在改造他们的同时，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这样，经过多方努力和大量的思想工作，先后有二、三百名曾经就读于武备学堂、陆军大学、保定军校以及留学国外，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技术专长，被我军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各级军官成为华北军政大学的教员。
二、以情感人，换取真心
以情感人，核心是“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但更需要有一定的感情作基础。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而人是有感情的。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有共同语言，达成共识，产生共鸣。脱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一味地去讲私情，那么这种感情只能是狭隘的江湖义气。因此“情”必须符合“理”，是“大情大义”，更重要的是，“情”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理”。
（一）带着对人民的一片真情，提出“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
西柏坡时期，伴随着干部队伍的急剧扩大，贪图安逸、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逐渐蔓延开来。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因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33]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4]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毛泽东的这种情感抒发，完全来自于对人民的感情，来自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之情。毛泽东“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成为取得全国胜利之前和之后，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带着对革命同志的一片真情，区别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犯错误但可以教育的同志，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采取教育的方针，并限期改正，体现了对待革命的一片真情。
针对当时不少地方出现的不讲原则、乱打乱杀的情况，一些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擅自规定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倾向，以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事前不请示和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毛泽东于1948年4月在给华东局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35]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针对有些地方存在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36]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会议讨论了三项战略性议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毛泽东就此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方针。
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指示的同时，更注意对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及时对那些违反纪律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予以纠正。1948年4月10日，针对山东某兵团未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擅自向昌潍地区之敌发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这样重大原则性的政策，中央强调：“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区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37]
自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后，中共中央因为林彪和东北局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于5月和8月两次对林彪进行严肃批评，随后林彪向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在22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脱出被动状态，取得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克服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部门各党委（首先是军队）同样存在着的这种不良现象。”[38]此后，为了界定中央与下级的权限，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三）带着对革命大业的一片真情，真诚对待被俘人员
西柏坡时期，随着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新解放区不断建立，军队如何做好接管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并进行部队改编是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1947年10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同时宣布“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39]。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又再次强调了“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并要求各部队对俘虏伤兵积极进行治疗并给予比普通俘虏更好的待遇，对国民党军官的家属采取不歧视政策，重点是进行教育、团结和改造。1948年7月17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的兵源问题》中进一步指出：“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40]而对于被俘的士兵，由于他们大都是因为抓壮丁或者为生活所迫等原因迫不得已加入到国民党军中，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思想动员，使他们得到感化并快速融入到我军中来。
对被俘人员的真诚与情感关爱，使他们解除了顾虑，消除了恐惧，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加快了思想转变的进程。这些俘虏经过思想改造后加入了解放军，一方面扩充了我军的兵源，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1949年4月，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41]7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在这三年当中……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我们就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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