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族研究的基础文献

关于宗族制度的基础文献及版本说明，本书以上各章节都已涉及，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以下几种：

《尔雅》第四《释亲》，下分“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章。

班固《白虎通》卷八《宗族》，下分“论五宗”、“论九族”二章。

《礼记》中的《郊特牲》、《曾子问》、《丧服小记》、《大传》、《丧大记》、《祭法》、《祭统》、《乡饮酒义》、《丧服四制》等。

《仪礼》中的《丧服经传》。

以上文献除班固《白虎通》属子部外，其他都在经部的“十三经”中，因此相关的经部注释注疏、经学专著，以及与经学论题直接相关的各类研究性著作，无论子部、史部和集部，都可归于基础文献之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许慎《五经异义》，郑玄《驳五经异义》，张载《经学理窟·宗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超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曾巩《公族议》，聂崇义纂辑《新定三礼图》，胡翰《与许门诸友论宗法》，毛奇龄《大小宗通绎》，万斯大《宗法论》，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胡培翚《仪礼正义》，程瑶田《宗法小记》，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等等。

族谱、祠堂、丧服自然属于宗族史研究的基础领域，其文献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相关书目及阅读要领已见于本书第五、第六、第七章，此不赘述。

地方志与宗族史研究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当某地存在大量宗族的时候，当地的地方志就成了区域性宗族研究的基础文献。其中最著名者有：

明代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王平等点校，黄山书社，2004年），该书至少参考了近八百种徽州族谱或宗谱，充分反映了徽州地区各宗族迁入和繁衍的历史，汇集了明中叶以前徽州的人文信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章学诚著《湖北通志检存稿》（郭康松点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三所收《武昌刘氏传》、《黄冈朱氏传》、《天门程氏传》、《黄安王秦氏传》、《黄安卢氏传》、《天门谭氏传》，集中记录了湖北省几个地方望族的发展过程。

《龙游县志》，近人余绍宋纂，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京城印书局刊印，共十六册。全志分正志二十三卷，丛载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该志为民国时期旧派方志代表作之一，颇负盛名，梁启超亲为之作序，称其“选辞尔雅而不诡涩，述事绵密而不枝蔓”，并誉为我国方志学中“独传之作”。其中最出色者当推“五考六卷”中的《氏族考》，在清修谱牒百余部的基础上，所收资料上自唐、宋，下至1920年代。日本学者牧野巽曾撰《民国龙游县志中的宗族与族谱（上）》（《民族学研究》第六卷第三号，1940年）详加研究，可惜只发表了上篇，全文似未完成。胡礼舟、劳乃强等新编《龙游县志》（中华书局，1991年）继承了民国县志的传统，在《社会志》下分《氏族》一类，再立“氏族表”、“主要氏族”、“谱牒”三目，极其详尽地记录了全县四百余族中三百六十族的祖居地、始迁地、迁入年代、繁衍代数、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分迁事实、谱牒存亡状况等。编撰中使用的族谱为一百三十五种一百四十部，而且对每一种族谱都详细记载了谱名、纂修时间、册数、版本、现存情况、收藏者等，实为当代新修方志所罕见者。

乡志，以及与乡志相类似的镇志、场志、里志、社志等，是始于宋代、全盛于明清的一种方志类别，比县志、府志、省志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宗族生存的实际状况，有心宗族个案史的研究者当悉心访求，不要轻易放过。日本学者牧野巽曾利用赵霈涛执笔、编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的浙江省奉化县《剡源乡志》，撰成《关于中国宗族村落分布的一项统计性资料——论剡源乡志》一文（原作发表于《家族与村落》第二辑，1942年，后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三卷，御茶の水書房，1980年），受到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家典、家训、家范、家礼、墓志等资料，是对宗族内部的实际运作过程进行研究时必须仔细阅读的基础文献。其中属于经典的有司马光《家范》（《四库全书》本）、朱熹《家礼》（《四库全书》本），本书提到过的赵鼎《家训笔录》，由学者标点整理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窦山公家议》（周绍泉、赵亚光校注，黄山书社，1993年），《茗州吴氏家典》（清吴翟编、刘梦芙点校，黄山书社，2006年）等。

注　释

〔1〕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一卷第四号，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