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研究与田野工作

二、文化人类学研究与田野工作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意识到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古埃及第19王朝的金字塔中曾绘有埃及人、亚洲人和黑种人等不同族体的图像。古代巴比伦、波斯、印度的史书都对当时不同族体情况进行过细致的描绘。公元5世纪,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历史》中,记述了西亚、北非和希腊地区许多族体的体形特征、居住环境以及不同的语言、习俗、制度等。而我国的人类学的资料记载也很丰富。如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曾居住着氐羌部落;西北部有土方、鬼方等;东南部有人方。司马迁在《史记》中包括有匈奴、东越、南越等列传。

但是,虽然远在几千年前的人们就意识到了人种和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是他们的记录却只限于对不同现象的种种描述,对于各族群之间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和本质,并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和分析。

直到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后,随着人们对自身认识的不断积累,一些西方人开始思索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由此,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出现了。这一学说以人们自行创立又深受濡染和规束的文化为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同为人类,却因不同地域而悬殊甚大的文化差别,追寻它的起源和演变规律,从而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它的产生对近代的欧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此后,许多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先驱们纷纷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和探索,通过对人类群体之间差异的探微来指导社会重大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但是,这些学者最初在研究一些不同人类族群的差异之时,并没有走出书斋,奔向田野,他们的学术报告中的很多结论都建立在对前人的记载和想象上,既没有事实的数据,也没有研究者切身的体会,所以这样做出的结论往往流于荒诞和主观。

19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专家摩尔根为了获得对美国易洛魁地区的印第安人生活状态最原始真实的记录,便来到易洛魁这个地方,对当地土著的印第安人进行实地调查。为了拿到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摩尔根长期与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与他们沟通,并参与观察当地的生产生活,研究其社会结构,了解当地人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辛苦调查后终于写成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于1851年问世,其中对印第安人的生活、风俗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剖析,一时间轰动了欧美世界。同时也对美国政府制定一系列对印第安人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后来,摩尔根这种摒弃了纸上谈兵而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被人类学者称之为“田野工作”。再后来,田野工作的方法不仅广泛地运用于人类学的各个分支,也迅速风行于其他的科学领域。

毫无疑问,文化人类学发展到此,已经不单纯只是一门社会学科,而具有非常直接的政治意义了。它的研究发展,对于政府制定一项正确的国家政策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

例如,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作为准战胜国的美国对于处理日本的战后政策深感为难,因为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民族,其思想和行动迥异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东方的弹丸小国竟有勇气和意志同时挑战世界上几个强权的大国?是什么精神让这个民族既谦恭顺从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凶狠残暴?尤其是战后是否应该保留天皇制这一被广泛视为战争罪恶根源,却在日本沿袭了几千年,并早已成为了日本国民精神归属象征的制度,是一度让美国人最感头痛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人类文化学专家鲁丝·本尼迪克特女士受命于美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一篇关于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分析报告,这就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类学学术专著———《菊花与刀》。其中,书里用“罪感文化”这一概念来总括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分析了生长于小小岛国的日本人那独特的民族心理,并多方强调应保留天皇制度,以帮助完成日本在战后的国内变革,增强其国民的凝聚力,以及促使他们对于美国感恩,避免再次成为罪恶战争的挑衅者等现实关怀。

《菊花与刀》一书,其精辟的见解让许多日本人都认为这部出自于美国妇女之手的作品是世界了解日本文化的最佳读物。

而美国政府接纳了本尼迪克特的提议,制定了相应的对日处理政策,在1945年后坚持保留了天皇制这一让大和民族拥有终极信仰和精神归属的古老制度。

在今天的北京阜成门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小小的墓园,它的四周堆砌着古典式样的雕花砖墙,墓园中种植着几株青翠的柏树。这个美丽而安静的地方就是17世纪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长眠之所。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天主教事业,受到广大中国民众的尊敬和爱戴。他并不是第一个将天主教带到中国的人,但却是将上帝福祉真正带进中国人心里的第一个人。

图1-1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之墓

在利玛窦之前,曾有许多虔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希望将天主教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但是由于东西方在人文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福音传播在中国的收效十分微小。

其中有一项规定是这样的:由于天主教的宗旨是奉上帝为唯一真神,除耶和华之外,反对崇拜一切偶像。也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天主教徒不可以对任何人跪拜,哪怕是世俗的君王。这与中国的传统大大相悖,中国历来讲求孝道,他们对于祖先极其崇拜,在祭祖的仪式上,俯着叩拜当属其中最为重要的礼仪。

而那些传教士为了教导中国教民成为真正的教徒,首先要求他们不要祭拜祖先和祭拜中国的圣人———孔子。因为祭拜显然违反了天主教徒不许拜偶像的规定。这样的要求自然惹怒了惯于崇拜祖先的中国人,他们转而视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不懂礼节的蛮人”,并且以“天下哪有不忠不孝的神仙”为由大大反驳天主教。由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陷入阻滞。

图1-2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画像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利玛窦来到中国。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是温和而渐进的,起初并不急于将所有教条强加在中国人的身上,而是与一些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学习中国人的文化和礼仪,研究中国人的习惯,并博取了很多民众和官员们的信任。后来他为了让自己更加与中国人融为一体。甚至穿上佛教僧侣的服饰,这样一来就更加博取了人们的好感。当利马窦在住所挂上圣母玛丽亚的画像时,许多官员缙绅,甚至是僧人们都前来跪拜。后来他将天主教义稍加改变,用温和的方式告诉中国人,信仰上帝的同时也可以继续祭拜祖先。他强调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就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这样一来,许多人开始接受这种“人性化”的宗教,并逐渐成为虔诚的信徒。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之始。而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也许当年的利玛窦并不谙知文化人类学,但是他却做了一件只有文化人类学者才会建议采取的宗教策略———宽容,在尊重另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对原本僵硬的教条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而将一种全新的理念真正带进人们心里。从利玛窦开始直到今天,中国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群众甚至超过了本土佛教的徒众。

19世纪初到20年代末,文化人类学这门崭新的西方科学和由摩尔根开启的“田野工作”的科学研究方法,随着西风东渐,走进了中国人的学术领域。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国家学习人类学专业的留学生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学成归国,分别在清华、燕京和中山大学任教,开设社会学这门课程,其中就包括文化人类学的专业教育,并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一批日后成为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的学生。

文化人类学,逐渐成为当时中国一些受到良好西式教育的学者们对各自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最好的工作方法,在社会和学术等多个领域广泛普及和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