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政策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主张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和文艺工作也成为民族政策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新中国诞生的当月,即1949年10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创刊,茅盾在创刊号《发刊词》中第一次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并且发出了“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运动”的号召,由此衍生的“少数民族的文艺”也开始广受重视。这是在中国的文艺词典上,最早出现了“少数民族文艺”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严肃的称谓!

也就是这一时期,远在美国的老舍先生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激动万分。他感慨良久,毅然决定舍弃自己在美国已然富足安定的生活,当即回国,希冀成为推行满族文化的先行者。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茶馆》就是老舍先生在回国后写出的一部戏剧作品。

就在老舍先生在国内积极推行国内文艺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在为实现平等的民族政策做着更进一步的工作!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十七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化解民族隔阂,使国内民族关系平稳地进入了“黄金时期”的历史。

“十七年”中,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正确处理各民族的关系,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探索中稳步推进。通过执行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给予各民族以充分的权利,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参政权,规定他们不仅可以平等地参加选举,而且还在选举中享有特殊的优待,以便保证他们能选出自己最期望的代表,在民主政府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一时期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切实尊重少数民族,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外,诸如“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同时,还要“发扬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在各方面认真的帮助少数民族的进步”^[4]。这些民族政策也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着。

这些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实施,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权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同胞从实际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从而自觉地在党和人民政权的周围团结起来。至1957年,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和完善的政策成功地化解了民族隔阂,赋予各民族以真正平等的地位,依靠慎重稳妥的社会改革,将滞留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成功地带入了新社会。这是现代政党和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上的杰作,它将中国的民族关系推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也奠定了未来我国民族工作的良好基础。由此,“十七年”被公认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

正如1964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中参加演出的一位湖北土家族代表所感慨的:“解放前我们不敢讲自己是少数民族,连本民族的语言也不敢讲,头不敢抬,手也不敢摆,现在我们抬起头来了,不仅敢摆手,而且还要跳到北京去,把土家族的心意带给毛主席。”^[5]

这不仅仅是一句为了适时顺势而发出的口号,也是被重新认识的53个民族共同发出的真真切切的心声,更是那一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