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成果

五、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成果

经过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后,中国最终确立了自己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定位。

但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其各民族风俗也迥然各异,在这些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风俗下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历来被中原地区的汉族人知之甚少,既然中国的地域、疆土广阔无边,那么,这个拥有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中国,其文化疆域究竟有多大?

回溯中华历史,泱泱大中国幅员辽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绵长悠远的华夏文明闪灼其华,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在这块东方的土地上曾经诞生了多少艺术瑰宝和巅峰之作。然而,漫步在中华文化艺术的历史长廊中,就会发现在煌煌的华夏文明历史中,竟不时地闪耀着异域文化那道惊艳夺目的光芒!毋庸置疑,华夏的文明历史和艺术历史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谱写而成的!

华夏民族在与多民族不断融合和统一的过程中,几乎每个朝代都产生过汉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碰撞和激荡。比如在盛唐之下,曾有多少艺术精品的灵感来自异域?如当时的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了传统的“雅乐”和“古乐”,竟翩然生出了许多新的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唐太宗气压山河的“秦王破阵”到唐玄宗风华绝代的“霓裳舞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轻歌曼舞,无一不飘荡着那源自异域的天籁风韵……

但是由于某些朝代的统治阶层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忽视,那些少数民族的文艺成果并不受重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在艰难生存中逐渐散失,自生自灭。

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珍贵作品散落乡野?它们如同遗失在泥土中的珍宝,正在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我国著名音乐学专家杨荫浏曾多次提出:中国音乐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而且范围其广、其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具有的,因为中国的历史渊源长久,而且历史不曾断代,其艺术精华更是涵盖了方方面面。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央弘扬、提倡“少数民族文艺”的号召下,音乐理论界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田野考察亦随之展开。50年代中期,随着时代的急速变化,许多留存的少数民族社会面貌面临着巨大改变甚至湮灭的境地。鉴于此,“毛泽东亲自指示:必须抓紧时机,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以便抢救宝贵的历史资料”^[6]。

正是这次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的大调查,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调查与研究。

1956年至1958年,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第一次全国性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的大型社会科学综合调查。”^[7]也可以说是第一次集中各方面专业人员,规模庞大的一次少数民族音乐的搜集调查工作。通过这次社会历史调查,各地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对少数民族社会音乐生活有了全新认识,并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考察资料。

这一时期的调查报告主要有:晓星、陈齐丽、吴毓清撰写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学艺术调查》;吴毓清撰写的《鄂温克族文学艺术调查》;郭石夫、简其华、黄继堃撰写的《维吾尔族文学艺术调查》;简其华撰写的《哈萨克族文学艺术调查》;钟子林的《土族文学艺术调查》、《撒拉族文学艺术调查》;简其华、郭瑛撰写的《锡伯族文学艺术调查》;何乾三的《青海玉树、黄南藏族自治州藏族文学艺术调查》;张云卿的《纳西族文艺调查》;杨友鸿的《云南彝族文学艺术调查》;童俊华的《四川藏族文学艺术调查》;赵宽仁的《白族文艺调查》;金文达的《布依族文艺调查》^[8],等等。

亲自参与调查的音乐工作者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经过记录、整理和分析,完成20余篇少数民族音乐概述和音乐调查报告。如何芸的《海南黎族乐“打叮咚”》,郑伯农的《土家歌曲四枝花》,郑小瑛的《畲族山歌与“双音”》,简其华、郭瑛的《锡伯族音乐》,方暨申的《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何芸、简其华、张淑珍的《苗族民歌》、《苗族芦笙》,毛继增的《西藏民间歌舞———堆谢》等。^[9]这些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今日看来也弥足珍贵。

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并延续到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的文化考察。“毫无疑问,那次调查的成果不仅对党和国家把握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际、进行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0],而且对认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它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到今天我们开始梳理这一领域的现实结果时才能认识到。而其中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让当代中国人认识到了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样态和文化价值。

1964年会演就是对当时学术理论界在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展示,让百姓从感性上体验到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同样具有对各民族社会文化生活普查的作用和意义,众多艺术品种的展演为研究中国各民族传统艺术起到了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