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所做的准备工作

(一)中央政府所做的准备工作

1949年后,民族传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从1953年开始,国家渐渐意识到民族传统的重要性。如何改造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使其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摆在艺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营造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宽松的文艺环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该方针的贯彻使文学艺术界出现了相对活跃的局面,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是,其后的“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使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偏差被扩大,“反右斗争”中,大批专家、学者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界处于动荡之中,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促使国家在60年代初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调整政策,从而使国民经济得以休养生息,文艺界的紧张空气也因此不同程度地得以缓解。

国家对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对于传统艺术的重视与研究得以继续。借助这一东风,1964年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决定联合举办“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

中央举办这次会演的目的、任务极其明确:通过观摩演出及座谈,总结少数民族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交流群众业余文化工作的基本经验,全面推动和开展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进一步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号召专业音乐工作者向民间学习,挖掘优秀的民族艺术遗产^[2]。

依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64 年3月确定举办会演。方案一经制订,中央文化主管部门便将文件、通知下发到地方,以便地方各级党委、人民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积极进行筹备。

中央为会演设置了领导核心组,核心组成员有林默涵、刘春、李琦、萨空了、周巍峙、李伟、孙慎、胡果刚、曹锦如等。同时设立大会办公室,下设秘书处、研究处、演出处、宣传处、政治工作处、总务处、简报组、座谈会工作组等8个单位。并设立研究、评论组,邀请各界人士观摩演出,其中音乐有31人,舞蹈有27人,戏剧、曲艺、文学方面10人,美术有7人,群众文化方面9人。总计研究、评论员84人。

1964年6月,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集中12人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应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邀请,从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歌舞团等4个单位选派何芸、隆荫培等7位专家,组成两个观摩小组分赴南宁和呼和浩特参加自治区会演,了解节目情况,并与地方交换会演的意见。在中央政府的精心安排下,会演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