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民间业余演员的影响
会演结束后,乌兰夫副总理在闭幕式讲话中感慨地说:“应当看到发展业余文化,是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的重要途径,它将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条件”,“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分子,应当永远是又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8]。
在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对于劳动人民一向是持有轻视态度的。圣贤孟子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脑力劳动者所管理的,他们没有文化,自然也没有从事艺术的权利。
发展人们的业余文化,展现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打破由来已久的阶级偏见创造了精神上的条件。
这次会演用实际行动表明,艺术并非只是上层的专利。普通劳动者创造的艺术作品美不胜收,较之于庙堂之上的阳春白雪,它们多姿多彩的歌舞文艺更有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丽气派。
1964年的大型会演不仅为各民族优秀的业余演员搭建了一个展示风采的平台,也展现了社会主义特有的文化观!
这些来自各民族地区的演员借助舞台展现自我风貌、塑造自我形象、认识自我价值!
会演期间,大会组织报告、访问、参观、观摩、座谈等多项活动,为各族演员提供了学习文化知识、交流经验、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契机,使这些来自民间的劳动人民在政治思想,文化知识,艺术水平等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的提高!
对于国家领导人给予的肯定、赞扬,以及对未来的高度期望,使许多演员受到鼓舞,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重视起来,增强了文化自觉意识!
而会演如同一个学习班,为各民族提供了互教互学,互相切磋的契机,经验的交流使这些积极上进的演员代表很快发觉到自己家乡在文化艺术上的宣传不足之处,并因地制宜地找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如何搞好农村业余文艺活动,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做好文艺宣传,起到带头作用等问题,演员们也纷纷进行了深刻思考!
这次的会演让无数的人们变得成熟、自信、自豪,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变成了时代的记录者,变成了人民的艺术家!
然而就在这场盛会之前,这些在舞台上创造了传奇的人们还都是一些终日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山寨或田野中的普通劳动者,在他们的生活里,除了播种、收成、劳碌和汗水,就没有别的内容。尤其是那些来自祖国西部的农民们,日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每日忙碌不得闲”的生活,更丝毫未曾幻想过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提炼成光彩四溢的艺术品。
但是这次的会演却促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使他们学会观察生活中的艺术,表白对于大千世界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欢乐。
他们本非艺人,是这次演出将他们内在和先天的艺术潜能完全地开发出来。他们具有只在书斋中的文艺工作者们不曾有过的生活经验和田野体验,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大自然的乡野气息,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天然的乐感,体现着毫不矫饰的至美情怀。通过审美,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全部艺术才华释放出来。在创造中,他们深深赞叹,原来这就是艺术,生活和自然赋予他们最独特的天赋!
演出中有的节目是依据当地流传的民间文艺进行改编和二度创作而成的,也有些完全是这些老百姓们自己创作、自我编导的。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完成了质朴的创造。
而这些作品因为产生于各民族的劳动生活中,真切朴实地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体现出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异彩纷呈。如西藏代表团的《丰收舞》表现丰收不忘颗粒还家,吉林代表团的《读报组老人们》表现劳动中的积肥场面。他们兴奋地说:“这些都是我们农民的生活,感到很亲切,我们要学习这些节目。”
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53个少数民族汇聚一堂,通过观摩演出进一步了解到各兄弟民族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的音乐世界,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许多优秀节目以纯朴、自然的风格、短小精悍的形式、而深得其他演员的喜爱,并给这些各地的演员代表们深刻的启发,“看了几个独舞,使人最喜欢的是贵州代表团的《绣幅人民公社好》,因为它思想内容好,服装简便,动作淳朴、简单,田边地角都能表演”[9]。
这些多姿多彩的节目反映了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在一场场纯朴生动的歌舞中显现出高超的艺术技艺,令人由衷赞叹。几年前,笔者采访了当时亲历这场会演的民间艺术家们。半个世纪过去了,世事沧桑,往事如烟,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演员们在会演结束后,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着从前的生活。在50年后的今天,他们中有些已然辞世,尚还健在的,也多为耄耋老者。但是时隔多年,一旦谈论起那次首都演出,老人们的心中还是涌动着难以平复的激动,他们的眼睛便焕发出异样闪亮的光彩来。
他们的回忆依然清晰。
在党的关怀与领导下,业余群众的政治热情与艺术创造力结合起来。会演结束后,各族代表纷纷讨论如何对待中西音乐文化的问题,他们如是说———
吉林朝鲜族代表朱英植:
文艺必须民族化。民族形式的文艺,群众是最喜欢的,我是个生产队长,我亲身有这个体验。群众对小号、大号、黑管也喜欢,但是最喜欢的还是洞箫和长鼓。所以应搞群众最喜欢的文艺活动。[10]
内蒙古代表义德热(学校教师):
过去我们提倡的都是西洋乐器,把自己国家的民族乐器扔在一边。其实,民族乐器是最能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劳动热情的,今后在这方面一定要很好的改过来。[11]
宁夏马荣华:
回家乡后,一定联系群众,把文艺事业搞好,把文化活动开展起来,做好文艺战线上的宣传员。[1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不仅真真切切地表达了各族人民努力发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文艺事业的心情,也增添他们无限的民族自豪心和振奋之志。其实民族文化正是一方沃土,民族文艺只有牢牢地根植其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变得传神和生动起来,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蔚然成景。
这些生活在基层的穷苦人民来到首都,在国家领导人、各族人民面前展示自己的文艺才能,这对于从未登过大雅之堂的民间艺人来说是何等巨大的精神动力。西藏门巴族措姆说:“旧社会,门巴人别说到拉萨、到北京,连泽当也不能去。今天,门巴人到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见到了毛主席,从心眼里高兴……领导上让我来北京……是要我唱出门巴族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热爱和感激的心愿。”[13]
这种溢于言表的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正如西藏代表团的节目《头一回》中所唱颂的那样:“千年奴隶能翻身,管理国家大事情,生活好,有文化,这辈子还是头一回。”
来自贵州的苗族代表韦国应和水族代表潘爱芬见到毛主席后,当场编唱了歌颂毛主席的歌,并说:“今天我们都把老乡们的嘱托唱给主席听了,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老乡们的心愿,心里就落实了。”[14]
时代的巨大变革,今昔对比的巨大反差,让各族代表们深刻体认到国家的伟大,自身肩负的责任之重大,原本淡薄的民族意识竟在歌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加强了。来自不同民族的演员有史以来第一次近距离相互了解、学习、交流,甚至是在沟通中改变以往的偏见。比如,蒙、藏两个民族在历史上屡有争端,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而内蒙古演员代表希布达在会演结束后真诚地说:“过去我对藏人的印象很不好,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爱挑拨民族关系,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劳动人民不是这样的,扭转了过去的看法”[15]。
看来此次的艺术盛会,上演的不仅仅是一场场荡气回肠的精彩节目,更是将各民族同胞的感情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改写了历来民族纷争的历史篇章,诚如各族演员发自内心的那份感叹:“只有在新中国,各民族才会有这样兄弟般的感情”,“永远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尊重,加强团结,虚心学习他们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经验。”[16]
试想,当一个国家50多个民族几乎以一种情绪唱着一种内容的歌曲时,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何等巨大!而这种巨大的民族精神,正是通过“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神圣使命而调动、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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