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

五、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

演出会首次将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形式全面地展示出来,使音乐理论家们从理性到感性的层面都有了深刻的体会。尽管50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已让开始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学者们在理性上有所认识,获得相关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第一手资料,但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调查报告形式的文字资料,显然对于这样的活态艺术偏重于理论的研究令致力于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们尚感不足。将静态的研究成果以动态形式展现出来,再以会演为基点,学者对其中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则是会演对音乐界的一大贡献。

各族人民精心绘制的色彩绚丽的画卷让学者们为之惊叹不已。对此,我们从《人民音乐》、《文艺报》、《音乐论丛》、《中国戏剧》、《文学评论》、《中国民族》、《前线》等刊物上刊载的如杨荫浏的《革命心声鸣管弦———少数民族器乐艺术的新发展》、李佺民的《在群众斗争生活中绽开的艺术之花》、何乾三的《各族人民的心声》、乔飞的《拜群众为师》、李业道的《新的生活、新的文艺》等众多专家学者的所感所言,便可感受到会演给音乐界各学术领域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诚如当时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所言:

这次会演场场都好,舍不得不看。说是评论和研究,实际上是来学习的。我是研究音乐史的,过去我所了解的是加过工的专业演出的少数民族艺术,没有看过从实际生活中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自己演的东西……会演的每个节目的艺术形式都是土生土长的,是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发展的……这次看到的,有些是书本上没见过的。^[20]

这位国乐大家、民族音乐的开垦者,在60年代后对学生们的授课中谆谆教导:“非但汉族的音乐是国乐,满、蒙、回、藏以及苗、瑶、僮等族的音乐也是国乐。”

会演为研究传统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学者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调查时机,他们通过借助舞台了解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采访的形式对现场音乐、表演者做了较集中的“非田野式”的调查,其实就是将会演作为普查。

音乐研究所的曹安和、张淑珍、张振华、李万鹏等研究人员对各族代表演员进行了采访,调查了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和吉林等18个民族的约30种乐器。他们记录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自治区的22个民族的66首民歌歌词及其中两首乐谱,并进行录音、拍照工作,将会演中许多精彩的瞬间记入档案。

时至今日,这本《采访记录》(油印本)已成为珍贵的记忆。尤其在乐器方面的记录描述,填补了当时乐器研究的空白。

《采访记录》中,四川彝族葫芦笙、羌族羌笛、蒙古族吹叶、景颇族吐良、阿昌族葫芦丝、布朗族丁琴、怒族琵琶、傣族的比、侗族牛腿琴、僮族马骨胡、横鼓、瑶族大牛角、土家族咚咚奎、打溜子、黎族口箫、筚达、京族独弦琴、朝鲜族短箫、伽倻琴等几十种,这些鲜为人知、令人耳目一新的乐器纷纷亮相。这些流传于不同民族、地区的同名同类、同名异类或异名同类的乐器,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虽然此种短期采访并不是深入实地“住居式的”学术考察,但采访内容之广、接触的艺术种类之多,是去某一特定地点做田野考查所不及的,通过对具体人员的口述、演示资料的获取,同样可了解到被调查的多种乐器与当地民族在经济、文化、劳动生活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如书中前言所记:

乐器的制作,大多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做成。无论是竹子、树叶、木材、葫芦、牛角、鸟兽的骨、都是他们做乐器的材料。有的乐器,是直接从劳动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秋季稻谷黄熟时,为了防止鸟雀来吃谷粒,人们便吹起一段竹子,挖一个吹孔,吹出声音来把它们赶走,这样就产生了景颇族吹乐器“吐良”……劳动创造音乐,关于这一真理,这次出现了不少生动的实例。^[21]

对于乐器产生的民族、地区,产生背景,使用场合,乐器形制,制作材料,制作方法,音律特点,演奏方法等均做了翔实记录,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定,而只能是粗放式的采访,对采访对象作简单扼要的介绍,而不能做深层学理性的研究。但仅仅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同样为少数民族理论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者从事器乐研究做了铺垫。可见,凭借会演进行采访记录,效果仍是显著的。

演出会将学术文本中对艺术形式的静态描述转化成感性的活态艺术呈现于学者面前,在某种程度上说,会演既是1964年以前少数民族艺术研究领域取得理论成果的展示,同时又为理论研究者打开了通往深入研究各民族丰富艺术品种的学术之门。

在现今“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不绝于耳。1964年的民族会演有着让今天的文艺界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