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构建民族和谐的桥梁

四、是构建民族和谐的桥梁

1.互相观摩,互相借鉴,加深了解

1949年后,我国各个民族被逐步统一起来,53个少数民族被确立了民族身份。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各民族开始互相交往,相互借鉴,共同缔结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统一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展示50多个民族250多个优秀节目,可以说为各民族相互交流、学习,充实和汲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鲜血液提供了良机,众多民族的文化工作者、民间艺人、专家学者在一起,通过相互交流研讨,以博采众人之长为我所用,互相砥砺、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民族文化工作的水平。会演使600多位各族民间艺人、群众业余演员云集北京,为大家创造了共同研讨民族文化继承、发展大计的机会,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增进友谊,促进团结

1949年后,中国少数民族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流,彼此汲取,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但在更广泛层面上的交流却为数不多,会演则为全民族提供了进行交流的大好时机。50多个民族的代表为同一个目标,携手欢歌于首都大舞台,这无疑对铸就民族间友谊和团结的桥梁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来自民间的人民群众切身感受首都北京的先进文明,有助于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首都观众也真正领略到50多个民族的异域风采,第一次听到从汉代以来史书有载但从未结识过的羌笛音韵,第一次看到用具十分简陋但音调十分奇美动听的广西壮族和四川蒙古族的树叶独奏,第一次欣赏到极富民族和地区特点而又十分别致的柯尔克孜族民间乐器考木孜弹唱,以及其他许多各具特色的民歌、民乐、民间舞蹈和民间说唱。可以说,会演本身就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

图7-10　女声独唱《月亮湾》、《山里女人喊太阳》

3.推陈出新,发现人才

1964年会演的节目是在挖掘、整理传统艺术基础上,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其中一些作品的靓丽之声至今回响于人们的耳边。会展中,一批优秀的演员脱颖而出,继而成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发展、传承的重要人物,他们在传统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对中国的文艺舞台、民间社会的文艺组织均产生巨大影响,丰富了少数民族的文艺队伍,使一些历史上从来没有专业文艺人才的民族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代文艺工作者。会演作为保护民间音乐的一项措施,宣扬传统、展示新作品、发现人才,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会演这种并不复杂却把各民族民间艺术一览无余地引领于大雅之堂的形式,这种展现活态艺术的方式,其产生的功效是复杂的无形无声的文字文本未必能达到的。今天,我们静下心来思索这一历史事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不禁呼吁人们应对这类文化事件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中应有的地位、价值给予相应的历史关照。

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民间音乐与国家政权在一场两厢情愿的接触中究竟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当年的参与者大概都无法预料,但我们可以从后来的舞台风貌中品到那一时段的会演模式结出的甜果和苦果,它使我们时而扼腕,时而抚掌”^[2]。每一历史事件被后人梳理、思考之后,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利与其弊亦真实地显现出来。在国家强大“政治话语”支持下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在抢救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新音乐的观念下,忽视的是各族群构成的“民间社会”地方性文化的真正含义。在寻求音乐发展、大搞新音乐创作的“取用”层面上,难免对出自民间的业余演员或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作品进行居高临下的“改造”。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改造,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基本走上表现现实生活的发展道路。使其开始关注现实,体现社会意义,将自发于民间的少数民族艺术由消极避世转为积极入世,不能不说是那一时期带给中国民间音乐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国家政权力量是促使各种会演成功举办的原动力,那么由国家制定的政策则是决定中国民间艺术发展走向的终极因素。在国家力量的驱使下,将民间音乐自在、无意识的传承方式纳入到自觉、有意维护的保存轨道,从而使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运动在有序中拉开序幕。这是“十七年”在“抢救民族音乐”的探索道路上国家所实行的极为开明的举措,其闪烁的民族精神之光为后人点亮了前行之路。

在对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的研究梳理过程中,笔者时时为中国各民族所具有的深厚历史传统以及辽阔地域对于古老文化的蕴藏、涵蓄能力所惊叹。同时更为尚是建设初期、相对贫弱的国家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展开轰轰烈烈的挽救民族文化遗产运动而感慨万千,这是当时一些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也无法比拟、不可能做到的。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是那一时期抢救文化遗产运动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那段我们虽然走过但却在认识上留下空白的经历。

【注释】

[1]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2]张振涛.民间文艺汇演的历史反思,此文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