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纸马的发展历史
“纸马”二字，顾名思义，当与纸有关。在纸未发明和广泛应用前，不会有纸马艺术品出现。纸马的产生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巫术信仰，二是造纸术，三是雕版印刷术。商周至隋唐是纸马的萌芽阶段，巫术祭祀活动为其成长沃土，因为有了造纸术，从三国时期一直到唐代，纸马都是以绘画的形式出现的，到了两宋时期，纸马因为印刷术的出现，得到了普及和发展。
一、隋唐以前的逐渐萌芽
古人对自然神心存畏惧而崇拜之。天子岁岁朝拜祭祀“五岳”、“四渎”。民间每年要祭祀土地、城隍、山神、龙王等。据史料记载，殷商之时已有“天子五祀”的典制。“户神”、“灶神”、“中溜神”、“门神”与“行神”合称为“五神”，是举国上下每年必祭的神灵。祀祖习俗始于周公祭文王，后世沿袭，祀祖视同祭天。古人从血统上追根溯源，每逢年节以重典祀祖，供奉香火纸钱，此乃“纸马”之滥觞。
在中国古代木刻版画艺术中，早期都以宗教题材为主。除了佛经、道藏等宣扬念佛超脱成道升仙之类的图像外，还有一大类各民族劳动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众神和祖师图像，俗称“纸马”。以雕版套色印刷版画，实始于纸马。但在纸马上出现的神仙祖师之图像，却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业已存在。不过，当时它们只作为陵墓建筑中的装饰或辟邪，尚未作神灵以奉祀。[10]
木版印刷发明之前，纸马都是笔绘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11]这是用绘画手段祭祀天地较早的记录。
到了唐代，也有手绘纸马的记载，据《独异志》载:“韩斡闲居之际，忽有人朱衣玄冠而至。斡问云: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斡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酬效。明日，有人送缣百匹，不知其来，斡收而用之。”[12]韩斡是唐玄宗时期画马名家。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这种手绘纸马应该与唐代以画马代真马祀神有关。另据唐代李玫《纂异记》载，唐代苏州旧有“吴泰伯庙，在闾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泰伯为周太王之子，太王欲立幼子季历，泰伯与弟仲雍同避江南，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是为吴国君长，故称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13]。唐代虽已有了雕版印刷佛像的文字记载与图像，但还未见到民间刻印的纸马实物和文献资料。从以上有关纸马的故事可知，唐代纸马是画在纸上而后焚化之物，又可知在唐代绘画发展史中，已有了民间画马、画美人及彩舆以献神灵的民俗艺术出现。是为后世雕版刷印纸马艺术之先河。[14]
唐宋时期的绘画对纸马题材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民间年画里出现了寓意福禄康宁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题材。这类寄托着广大人民美好希望、祈求吉庆祥瑞题材的作品，早在五代以前就有不少记载在古人画记中，如《历代名画记》里的古时无名画家之作有《西王母益地图》、《孝经识图》、《十二属神图》、《皇帝升龙图》等。[15]后来纸马中的“王母”、“龙王之神”等，就题材来说，都是从这些古代名画中来的。
唐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和普及，开始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和历史人物尊为神灵绘制或刻印于纸上。这一时期的佛经插图、佛画都是阳文线刻墨版印制，纸马是唐代印刻佛像、佛经版画艺术发展的继续。
二、两宋时期的发展普及
五代时，佛经引首大都印有佛像版画，而且还出现了单幅《普贤菩萨像》等。到了宋代，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形成像东京汴梁这样的大城市，市井阶层壮大，纸马民俗得以确定。纸马铺众多，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图卷上还画有一家纸马店。这说明，那时候纸马已经是一种民俗了。这一时期，南宋临安纸马最有特色，中原纸马开始南移，并且出现了套色蚕母。
宋代的年画和纸马有木版印刷和手工绘制两种制作工艺。兴起于中原一带的北宋民间纸马，发展到南宋时形成了南北两个发展中心:江南以杭州为中心，逐渐向江苏、福建临近发展;北方以平阳为中心，并由晋北、燕京，向着陕西、河北、山东等地逐渐发展。民间纸马工艺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唯有四川依然未受外地影响，因其在唐末已是西南雕版印刷中心，独创出一种以门神为主的绵竹年画。它们都为以后的纸马艺术全面发展和达到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初步基础。
史籍中对纸马铺的记载始见于北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又有:“中元节，市井卖冥器靴鞋……及印卖《尊胜目连经》。[16]”《尊胜目连经》是一种超度亡魂的纸马，祭毕焚化烧送。还有:“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天行帖子”等。在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也有关于东京开封纸马铺的记载，如“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17]。可见，北宋时期，每当临近民俗节日的时候，民间对纸马都有很大的需求。市井间的纸马铺都会应时印制各种用途的纸马，或者出售或者馈赠，一派热闹的民俗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江山被金人夺取，开封府年画作坊被迫迁移。开封府年画作坊艺人迁到朱仙镇，大量印制年画，使朱仙镇成为继开封之后的又一个年画生产销售的集散中心。开封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主要分门神和神马(纸马)两大类，其中以门神画最为著名。我国著名年画专家薄松年先生评议朱仙镇的年画说:“朱仙镇的门神种类多，神采足，刚健清新，其式样对许多地方都有影响。”
北宋时期传世的版画大多数都是佛教经卷上的插图，但当时的民间纸马神像却很少。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古代的雕刻画版，其中一块枣木材质的原版，长方形，长26.4厘米，宽13.8厘米，厚约2.5厘米。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纸马颇为相似，非常可贵。原版上的众神形象以及两旁镌刻的字样等，皆可一一辨识出来。[18]图中三位女神并肩平坐于神椅上，左刻“三姑置蚕大吉”，右刻“收千金百两大吉”。此一印版构图及三位神姑之形象，为后世北方“泰山娘娘”，南方“天后”、“妈祖”纸马中女神的版刻范本。再就版面文字推敲，图中三位女神，乃古代民间农家所祭的“蚕神”。此一印版出土于河北巨鹿城遗址，反映了北宋时期雕版印刷门神、纸马以迎新年的活动。这说明，不仅是在都城开封，就是在河北南部临近河南的邯郸、巨鹿一带，这些地方也有印刷蚕神纸马的作坊。[19]
宋代以前，佛经插图、佛画都是阳纹线刻木版印制。以雕版套色印刷版画，实始于宋代纸马。1994年，浙江温州博物馆在整理国安寺石塔内藏书画文物时，发现一幅套色版画《蚕母》图。据金柏东《温州发现蚕母套色版画》一文介绍说:“根据出土碑文断定该塔建于北宋元祐庚午至癸酉，历代均未修缮。蚕母套色版画藏于该塔第三层塔心方形石室内。同室还藏有北宋元祐或稍早的印刷品。”[20]《蚕母》一图因年代已久残破不堪。该图尺幅残高约21厘米，宽约19厘米，是一件正方形之纸印刷品。蚕母神色深沉，容颜红润，绿色披帛。图中有一桌围，上刻套印红、绿二色的宝相花。此图虽然残缺不整，但仍可看出，唐宋道释人物画用色淡雅、匀称完美，在形象刻画、衣纹线描等构图方面表现出严谨的风格。[21]
南宋时期，社会生活暂时安定下来，杭州一带的年画又得到了繁荣。《武林旧事》记载:“都小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缕花、春贴、旛旌之类，为市甚盛。”[22]文中的“诸般大小门神”一句反映了南宋时期市上所卖门神尺幅大小不一，画样也不一般，和北宋相比，有了很大发展。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街市宽阔处有卖等身门神、金漆桃符板、钟馗、财门。”[23]“等身门神”说的就是当时最大的门神，它们与人等高，大概有五尺多。“财门”应该是指一种纸马或者是寓意财源广进之意的物件。在云南保山一带，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现在都还盛行一种叫“开财门”的仪式。仪式中要在大门上粘贴用雕版印制在40厘米见方红布上的带有八卦的图案，并烧送一套多张有关的纸马和元宝，此举寓意可求得财门大开，财源滚滚。
关于门神的样式，宋袁絅在《枫窗小牍》中曾提到:“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则以浑金饰之。”[24]这类头戴虎头盔，浑身披金甲的门神，若以近代湖南常德北宋张颙墓中发现的一对守门将军和河北井陉柿庄二号墓中两侧神将来参照，便可看到宋金时代的门神之原貌。[25]
靖康之后，宋室南迁到临安(杭州)，“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五色瘟纸，当门供养”。宋代端午佩戴的赤灵符、五色瘟纸及辟五兵之纸马，过去江苏、云南等地纸马中仍有类似者。农历七月十五日市上卖冥衣，今日广东、福建、贵州和新加坡等国内外流传下来的木刻“冥衣纸马”尚存其意。“农历二十四日谓之交年……至除夕，则比屋以五色钱纸、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门。及贴天行帖儿、财门于楣。”据以上文献记载，南宋杭州雕版印刷的纸马品种除钟馗、灶神、财马外，还有五色钱纸，即今日之冥钞。宋代六神当是民间劳动者自创的保护神。宋代“天行贴儿”与“五瘟纸”是同类纸马。古代“天行”是指流行时疫而言，多指“天花”;谓流行病都是天意，有“五瘟使者”执行。云南纸马中尚有“瘟司圣众”可作为资料参考。[26]
南宋时期，纸马作坊大量刷印纸马批发给行商小贩，纸马成为四处销售的商品。同时，题材内容中佛教经咒渐少，民间“五色瘟纸”、“三姑置蚕大吉”、“钟馗”、“财马”、“纸马”之类的人造神形象逐渐增多。
三、辽金元三朝的纸马
近年，在修整释迦塔时，山西省及应县文物部门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计160件。这批出土的佛经图像并非一般的纸马礼佛品，而是极具价值的佛经版画。尤其是印有姓氏者，如“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作品及燕京圣寿寺等僧俗作坊刻印的佛经版画，其刻作之精，为北京后来的雕版纸马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灭辽与北宋后，将开封的工匠艺人北迁，因而山西平阳(今临汾)渐成金元时期北方刻板印刷书画的集中地。辽金时期，北方雕版印刷地区除了山西临汾外，还有山西应县、大同和北京等地，都曾刻印过佛经版画。
远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俄国所谓的“东洋学团”曾在我国的西北边陲各省古代遗址上，大肆搜索挖掘文物，其中以柯兹洛夫大佐盗运最多。在他运往俄国亚力三世博物馆的上千件文物中，有平阳印刻的木版年画两幅和《刘知远传》诸宫调残本最为人所注目。先是日本文学家兽野直喜于大正五年(1916年)三月号《艺文》上发表了《两宋之版画》一文，透露了被盗走的一幅《四美图》木版年画和另一幅《义勇武安王位》木刻纸马神像。两图分别发表在《支那古版画图录》和《国华》画刊上。这样，我国流失的南宋木版年画就有了下落，并得见其印本真貌。[27]
《义勇武安王位》呈长方形立幅，是一幅三国时关公的图像。画中关公戴软巾，穿锦绣袍服，登云头高靴，侧身握拳，坐于靠背交椅上，神色庄严，令人肃然起敬。其侧，周仓披甲捧印，前后又有四武士擎刀、执旗侍立，旗上楷书一“关”字，背景补以苍松翠石，晴空朵云，边框刻有回纹图案，上题“义勇武安王位”六字，下有“平水徐家印”贴近边框小字一行。人物神貌高古，衣装甲胄笔法有力，构图疏密多样而又统一，不类后世所画。关平立前，周仓在后，关公捻须居中而坐，当是宋金时期绘刻之珍品。该图在1908年被盗往俄国圣彼得堡。[28]
又有《增福相公》图，人物线描清秀，容颜端正，如后世之财神。此图现藏在俄罗斯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图以白描笔法画于白麻纸上，线描之锤炼功夫，极见宋代人物画之精髓。从图中人物形象衣着和地上散置的珊瑚、犀角、银锭、珠宝等物来看，此图反映了宋代海外贸易之盛，蔡京贪污之多。此图当是纸马中财神最早之图像。[29]
辽金时期，统治者曾掠走宋室王孙贵族，迫使这些皇室成员在北方为奴。与此同时，中原的画家也被掠至北方。这些不幸却为后来北京的纸马及山西临汾、河北武强和天津杨柳青的年画以及各地的道释壁画等民间艺术的移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我国美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元代是工笔人物画开始衰落的年代。至于描写世俗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年画艺术，无论是实物还是文献记载，都远远逊色于宋金时代。元代木版印制的门神、钟馗等已很少见，但在《至大重刻宣和博古图》中，发现有在黄表纸上刻印的《财门之图》、《八方朝贡》、《骆驼进宝》等，很像纸马。图中形象非常像元代插图版画，仅从图中人物的衣装来看就与明清绘画中人物打扮不同。现在北京齐化门内有“汪芝麻胡同”，旧称“汪纸马胡同”，据传因元代汪姓印刷纸马的作坊在此，胡同故而得名。然而汪氏印刷的纸马，至今未得一见，难知其风格如何。
考察元代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有关元代纸马的一些蛛丝马迹。在以记述大都坊巷、庙宇胜迹和风俗为主的《析津志》中就记载有“五月天都庆端午，艾叶、天师符带虎……”一句。可以看出元代以焚烧纸钱、纸马进行的祭祀尤为普遍。元杂剧中也多有描写焚烧纸马祭祀的地方。
《西厢记·朝天子》:“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元无名氏杂剧《盆儿鬼·小梁州》:“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挡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取将金钱银纸来者……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鬼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张千做烧纸科云)我烧了一陌儿纸钱，你看好阵冷风也。”元无名氏《冯玉兰》第二折:“(冯太守云)兀那梢公，便与我开船去。(梢公云)知道，只等那船头上烧了利市纸马，分些神福，吃的醉饱了，便撑动篙来，开起船来。”元杂剧《老生儿》第三折:“我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这些纸钱。”从以上这些表现元代民间市井生活的戏曲中，我们能很容易发现，焚烧纸马、纸钱祈福禳灾的祭祀形式已经是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了。
四、明清时期的复兴繁荣
(一)明代的纸马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生产力不断发展，商业更趋繁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达也推动了年画艺术的发展。
明代的纸马雕版和印刷的纸马，发现的比较少，其中以彩色套印后再加手工笔绘的两幅《十王图》最为精彩。全图刻绘精美，以黄丹、粉蓝、土黄、石绿几种色彩套印绘制，整体色调凝重典雅。明代万历十年雕刻的《十殿阎王》图版是标记有年款的纸马，现存于山西永济县博物馆。明代雕版印刷的墨线纸马，多是尺幅不大的超度亡魂之物，印有经咒，有《大乘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说往净土神咒》、《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等。这些纸马的样式都是在刻印的佛像旁边配以小字经文。就过去收集到的年画印刷品种而言，纸马有:《观音菩萨像》，纵高29.4厘米，横宽23.5厘米，线纹精细，手工赋色，很像洪武二十八年刻印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单页，或是后来印制者，为信士供奉之品。门神中，有绢本门神一对，画秦琼、尉迟恭，手持金瓜武器，相对而立，甲胄兵器皆以沥粉堆金重彩画法，辉煌壮丽。再有《钟馗图》、《孝行图》等，皆为明代年画中所罕见之珍品。[30]寓意吉利和驱灾迎祥为内容的民间年画发展到明代，其特征愈加鲜明。
明代文献《帝京景物略》“春场”一条里记录了北京老百姓一年四季的民俗活动。其中有关于当时岁时纸马的题材样式的描述:“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倾城驱马驹桥，幡乐之盛，一如岳庙、碧霞元君诞也。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各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十三日进刀马于关帝庙。七月十五日，诸市建盂兰盆会。八月十五祭月，纸肆市月光纸，绘满月像。趺坐莲花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帝京景物略》续中有:“十一月冬至日，有卖《九九消寒图》者。十二月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粟、胡桃、炒豆祭祀灶君，谓翌日朝天去(焚化烧送)，白家间一岁事。又二十五日五更焚香纸，接玉皇，曰玉皇下察人间也。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灶君下界矣(送玉皇迎灶君就是烧送玉皇上帝纸马送玉皇上天，换一张新的灶君纸马迎接灶君从天上回来)。凡岁时不雨，加贴龙王神马于门，瓷瓶插柳枝挂门之旁。”[31]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有杭州民俗活动中涉及新岁时纸马使用情况的记载:“正月，贴青龙于左壁，谓之行春。乡间则有祈蚕之祭……二月，十五日寺院启涅槃会，谈孔雀经，拈香者麇至。……三月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生辰，佑圣观中，修崇蘸事，仕女拈香……端午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中堂，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齐屋……”[32]
从文献的详细记录来看，民间每临岁时，都会应时而印相应的纸马，以供百姓迎新之需。这些纸马的内容包括有儒、释、道各种神像以及民间百姓自己创造的各种神灵、祖师形象，这些本土的和外来的各种神灵互不相扰，各司其职，显身于方寸天地，同心协力护佑着芸芸众生，带给民间百姓以长久的平安。
杭州纸马的着色，多为漏版刷色，再用墨线印出轮廓。漏版只用红绿两种套色印成，效果仿佛如点彩。与北方的纸马相比，杭州纸马的特点是神圣的容貌较温和，不似北方太岁帝君那样相貌凶恶;有些神圣绘刻成年轻文官样，面无胡须，额间多生一目，以表其威凌不可轻觑。余杭纸马中主管生产之神圣，其神座下尚刻有养蚕、网鱼或扬帆弄船等劳动场面，且此类纸马构图样式大致相同。民间画师刻以不同场景以起图识作用，便于祀奉。这也无意中留下了古代养蚕缫丝、撒网扑鱼及建房养猪等生产的实况记录。[33]
明末清初之际，连年的战火使生产年画的河北、天津杨柳青，河南开封、朱仙镇，山西临汾、新绛，四川绵竹、成都，江苏苏州、南京等地的门神、年画作坊和画版毁失殆尽。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明代年画、门神、纸马实属劫后幸余之物。
(二)清代各地纸马繁多
纸马到清代达到了繁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有北京的纸马、杨柳青与内丘的纸马、无锡的纸马、广东与香港的拜神纸、福建与台湾纸马、宁夏纸马、贵州铜仁纸马等。
清代，北京纸马在传承明代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北京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繁文缛节之事胜于他地，故民俗中的婚丧嫁娶、迁居谢祖等，各有不同形象的纸马出现。这些纸马彩素不一，使世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清代的北京纸马名数已达到一百多种，尺幅大小不一，版样古老。绘制技法多样，有手绘、木版刷印、彩色套印后加金版等。北京的灶王纸马品样有单身灶、双人灶、绿大头灶、上天灶等十多种，比其他地方多并且精致。
杨柳青纸马艺术中的神佛名数仅次于北京，也有百余种，多是清代刻板印刷。其中，最多的是保护工商农业、医药卫生、车马运输、文化教育之神灵祖师。其次，百分之十属于护运粮船、水上平安、顺风推舟之神;其他为道释神佛菩萨等。受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影响，杨柳青纸马大都工笔细画，很少有写意抽象之形式。纸马中的神像都是与人的形象没有太大差别，尤其是农家祀奉的保护神，如青苗神、田公田母、圈神等，造型仿佛是农村的年长老人，画中的牛马耕田犁地，圈神下的鸡猪羊犬等，也都是艺人从农村写实而来。这种写实风格令人看了十分亲切，会忘却纸马为承载神灵之寄托。纸马作品由销售日常生活所需的杂货铺和纸马作坊专业印刷。1949年以后，纸马被定性为“封建统治者毒害人民的产物”，之后，杨柳青的纸马画版大部分渐渐消失，印刷品也都绝迹了。[34]
河北印刷纸马的地方有武强和内丘两县。武强以彩印木刻为主，内丘纸马(内丘称“神马”)大多为线版印刷，很有特色。内丘纸马最早是人们直接画在石壁或墙壁上的一种艺术。后来，造纸术和印刷术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内丘纸马也得以空前发展。明清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同样内丘纸马也达到鼎盛。内丘纸马尺幅不大，但版刻偏古早，风格上与杨柳青纸马差距很大，杨柳青纸马中的神像都是朝衣大像或有如庙中塑像，严肃写实。内丘则相反，神像造型仿佛现代派，不求写实逼真，而多意趣。内丘祭祀的神像纸马达百余种样式，都与当地生产有关，如土神、牛神、圈神、场神、梯神、仓官、行雨龙王、机神、药王、中梁主、上房仙等。每张纸马都有一定的粘贴位置。内丘纸马从形式上可分两类，一种是“大神马”，一种是”小神马”。大神马尺幅较大，约16开纸大小，有天地、家堂、老母、财神、灶君、门神6类，大都是在白纸上套黑、红、黄、绿4色印刷。小神马尺幅较小，约32开纸大小，只用黑色印刷，所表现的内容题材同大神马有别，有的甚至带有一定的原始宗教色彩。还有一种其他地方相当罕见的还愿纸马，是在丰收、患病初愈、灾祸已熄等情况下祭神用的。新中国成立后，内丘纸马曾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品遭取缔，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毁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内丘纸马才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和民间信仰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并发现了它的内在价值。[35]
在全国的纸马艺术中，形式语言独辟蹊径，形式感强烈，且具有独特之神秘色彩者，莫过于江苏无锡的纸马。无锡纸马约始于唐代，到明代已相当盛行，清代发展到极致。《帝京岁时纪胜》曾特别提到“门神纸马来于无锡”[36]，可见当时无锡纸马已成为贡品。无锡所印纸马的神祇有“二十八宿星君”、“后土神君”、“太岁神”、“斗府十二宫神”、“神虎大将”、“孟婆”、“长生”、“五路大神”等。据《清嘉录》记载:“正月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礼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37]书中所讲的接“路头神”就是无锡纸马中的“五路大神”，另《无锡县志》中记载:“五路神，姓何名五路，御倭寇死，因祀之。”[38]可见，无锡纸马中的神也有来自民间的真实英雄。
无锡纸马的木刻版用桃木、银杏木雕刻而成，座像轮廓清晰。无锡纸马神像名位虽多，但刻板很少，全赖画工心手之技艺。制作工艺有两种，一种用单色墨线印刷，另一种用墨版印在色纸上再开相勾画，其制作过程很有特色:先在彩纸上印出墨线图，然后根据图中的中心人物开相“着彩”;面部打底有白色、黄色、橘红色、青灰色等;五官则是用单独的小版以墨捺印，并且多用玫红色晕出脸颊。有时用墨线脱离原稿随意勾勒，给人以轻松灵动之感。衣不着彩，用白、红、黄、绿等色点画若干花朵之类，再盖印一些涡线形的小装饰。神像之手脸等重要部位，先用粉色画出，再用木戳雕刻出头部之五官和胡须等，如饾版式般捺印在涂画了粉色的脸上。无锡纸马粗略看去好像都是一样，只是纸色不同。若仔细分类欣赏，则有其中千变万化。男神女仙、文武善恶、佛教道家毫不相混。画师按其神位之高低，神灵所属之上下，分别使用各种不同彩色纸张，不同衣冠袍带、甲胄兵器或象征之法物以令观者辨识，无需印刻神之名号，也可使目不识丁者知晓何神何帝君。比起其他地方的纸马来，无锡纸马色彩华丽，线条细腻，精致考究。无锡解放后，纸马作为封建陋俗被取消了，目前，无锡纸马已经列入申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单中。
广东雕版印刷纸马作坊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最早在潮州，以后发展到东莞、海丰、番禺、德庆以及海南省、香港等地。各地的纸马艺术表现手法、内容形式大都一致，多用以大红纸为底，印刷金粉或墨线。黄纸印朱线的用于祈福，白纸印墨线的用来祭亡人。广东纸马(当地又称“禄马”)以佛山和宝安最有特色，样式也多。佛山道庙佛寺多，拜佛祭祖活动尤其繁胜，所以祭神拜佛、求安报功所需的银箔冥钱、神佛纸马也相应增多。因佛山生产炼丹银朱，以银朱点染的纸马艺术更具魅力，也使百姓更加迷信其神通。佛山纸马，多驱灾、祈福、发财之吉祥题目，比如“四方大吉”、“金玉其音”、“天解赐福”、“接引贵人”等，但少有行业祖师图像，而属于佛道等宗教内容的纸马就更少了，多是民间大众随心所想，自己创立的诸神和灵符。宝安纸马绘图样刻清晰，常是数幅为一封，与云南纸马的使用方式颇为相似，每封都有不同的说法，根据需要选用。宝安纸马大概有十种:“拜灶君”、“拜观音”、“拜北帝”、“拜天公”、“拜土地”、“拜伯公”、“拜当天”、“拜祖先”、“拜门口”、“接财神”。
香港人称纸马为“禄马”、“衣纸”。香港人历来喜欢拜神，拜神举动虽然简单，但焚烧给神鬼的纸马却很繁杂，这种用纸马祈福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一年一度的惊蛰日是香港“打小人祭白虎”的祈禳之日，需要焚烧大量纸马。香港纸马款式、内容与中原和江南等地的纸马有一定差别，其内容多是以心愿所求而分作上、中、下三类:敬天为上，法祖为中，驱邪逐鬼为下。最有特色的纸马是人称“妈祖”的天后，被尊为海上保护神。香港早期的纸马形式上都保存着广东木版纸马之风格特色，都是木雕线版印制，套色版印者不多。售纸马的店铺作坊一般设在染纸店。
泉州是福建纸马艺术刷印中心。泉州纸马发展至清代，已经远销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泉州纸马中“天后圣母图”印数最多、影响最广，此外以金箔纸印制的“福禄寿三星”的需求量也较多。泉州纸马别有意趣之处在于，线纹刻画十分简单，只能辨识出人形来，有种朴拙之美。纸马流入台湾，被称为“甲马”，台湾纸马与泉州刻制风格及形式十分相像，有些与西南少数民族纸马相同。台湾原住民的信仰有汉族神和西方基督等神位，妈祖、土地公、观音、保生大帝、玄天大帝等也为原住地各族同胞所崇奉。
宁夏纸马又名“甲马纸”。宁夏纸马品类不多，宗教色彩较强，且都以超度亡魂为主。宁夏纸马艺术因交通不便，相对闭塞，仍存有宋元宗教版画之韵味。风格古意盎然，别具一格。有一幅《目连经》图类似元代小说插图，绘刻别致，上图下文。画面上刻地藏菩萨在“酆都城”城外，头戴毗卢帽，手擎“九连环”锡杖，左右有傅相、目连僧父子手举雪柳、伞盖陪行，像要前往城内解救目连之母刘氏，以免永受地狱之苦。图下以仿宋字体简要说明焚化此纸马的意义。图中人物头脸以阳线纹刻画，衣物及“酆都城”城门皆用阴刻法，犹存汉代画像石刻之风格。
贵州刻版印纸马者不多，以铜仁纸马最有代表性。因铜仁有铜佛造像之说，这里留下来的印刷纸马都是关于佛道经卷之类。代表作有《佛说诸品无量神咒》，上刻的经咒已经很难辨认，下刻之仙鹤、神马、驮财、乂神等四个形象，属民间纸马中比较常见的图样。刻画手法较古旧者，有道教《诸天神咒》，画面有些像明代绣像插图，生动别致。贵州铜仁刻印的纸马还有《菩提心戒牒》、《皇觉宝坛牌位》、《孝子荐经往生牒》、《比丘礼佛图》等，图像和楷书字体皆精致清晰，秉承了明清版画之余韵。
此外，在我国的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各省的藏族聚居区以及尼泊尔、不丹、印度等邻邦，人们随处都能见到一丛丛、一片片以经咒图像印在布、麻纱、丝绸和土纸上的各色小旗。这些方形、角形、条形的小旗被有秩序地固定在门首、绳索、族幢、树枝上，藏语称这种小旗为“隆达”，也有人称之为“祭马”、“禄马”、“经幡”、“祈愿幡”。不过，人们更习惯称它为“风马旗”，常见的风马旗的图像中心大都为一匹矫健的宝马，马背上驮着燃着火焰的宝贝，四角环刻着象征圆满的金翅鸟、象征穿透力的龙、象征警戒的老虎和象征胜利的狮子四尊保护神，一段经咒散置其间，图与文相映成趣。“风马旗”是僧俗信众精神世界与神灵交通的一种媒介物。生辰吉日与年节庆典时张挂五彩风马旗，能够给天、地、人、畜带来祥和;在刚搭好的帐篷上系拴风马会保佑藏民迁徙到水草丰肥之地;朝圣者跋涉荒漠时扛着风马旗为求旅途平安;江畔湖边、莽林峻岭间遍插风马旗显示人们对水神、山神的敬畏。甘肃、青海藏区还有在隘口与山顶放飞纸风马旗的习俗。正月，我们可以看到一处处以整匹整幅棉布印成的巨型风马旗，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覆盖于金沙江两岸。风马旗雕版以木质版居多，也有石刻版和金属版，雕版严谨、规整与富丽，表现内容宽泛，形象纷繁，线条细密，刀功考究，印刷时要据其寓意选择布之白、黄、红、绿、蓝各色。印制过程并不复杂，但却是充满宗教严肃感的，如所用的布、纸、油墨必须洁净，工匠要焚香净手颂经方可开工，并且工作间尽量选择朝东南方向的房屋，否则就会减损风马旗的神圣力。
五、近代以来的发展现状
晚清时期，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之野心越来越强烈，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非常复杂的社会局面。封建阶级上层人士主张洋务新政，变法维新。下层劳苦大众或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迎击帝国主义侵略军，或把矛头指向封建王朝。这种局面在当时绘画领域中的民间年画上反映最及时。史学家也相当重视这些富有史料价值的形象的民间年画。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纸马艺术也不例外，“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印制的灶王、门神之类的纸马上曾印有“中华康贺，民国万年”字样，以唤醒东北人民勿忘中华民国。日伪深恐中国东北人民不服其统治，加强了思想灌输，曾出台有关取缔神纸(纸马)的文件，限制当时在东北的民俗画制作。过去从北京、天津运往东北沈阳、长春、黑龙江等地的纸马，从此不准运至山海关以外，唯新年供奉的灶君马、天地三界万灵牌位和门神不做禁止。为使东北人忘掉自己为中国国民，大凡纸马中的“至圣孔子”、“轩辕黄帝”等皆被查禁，故而民间传统的纸马艺术便在东北各地消失。[39]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东南前线开展宣传工作。针对敌人的宣传，木刻家彦涵仿照纸马中的“关圣帝君”，刻画了一幅《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木刻画，并大量印刷，四处散发，对象是日伪军队。此图刻画“关公右手捧书，书面刻有‘保卫祖国尽忠心’七字。关公左右，有关平、周仓两旁侍候。周仓双目注视书上的文字。图下画四小图，如连环画描写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古城相会兄弟团圆等情形。此图明喻:凡是被迫加入日伪军队的官兵，不要忘记祖国，暂时留在敌营，待机杀尽日寇，回到人民中来，为保卫祖国尽忠心。《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图的创作是参考了流行于华北一代的‘关圣帝君’纸马进行创作的，它有着民间纸马艺术的构图特色。同时，大后方的爱国美术家们刻印了大批纸马形式的门神，宣传抗日救国。可见，民间纸马之宣传价值不容忽视。”[40]
六、现当代的流传分布
自北宋以来，民间年画、纸马产地已遍及全国。除了东北和内蒙、青海等地之外，全国各省都有印制年画、门神、纸马的作坊。有雕版印画的历史可考者主要有北京、天津、云南保山与大理、河北内丘、山西新绛、山东的滕县、江苏如皋与无锡、江西婺源、安徽休宁、福建泉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当属北京、天津、云南、江苏无锡、河北内丘的纸马品种多样。就收存的资料看，云南大理、保山出产的画样最多，至今仍然盛行;河北内丘的纸马年画以它的独特性、原始性被誉为“中国木刻版画的活化石”;无锡纸马色彩华丽，线条细腻，精致考究;宁夏的纸马品类不多，但风格古意盎然，别具一格。
“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中，纸马一概被认定为封建迷信，予以全盘否定，纸马店被查封，雕版被付之一炬，许多出售、使用纸马的店主、朵习薄更是在劫难逃。这就使得许多纸马已难觅其踪。相比之下，较少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台湾、香港两地的纸马一直流行于民间，延续至今。现在，内地仍有“纸马”在局部地区流行，如浙江、江苏、陕西、河北、贵州、云南等地。相比之下，云南纸马的活动范围和形式种类比内地更为丰富，特色更为鲜明，应用极为普遍。云南纸马保存了纸马原始的状态，民间信仰气息依然很浓厚，但印制规模不大，同时专业性的纸马铺或纸马作坊已很少存在。现在的纸马大多由农村中的家庭作坊印制，然后拿到香烛纸钱摊点或集市地摊上出售。当今印制纸马的木版，除部分保留下来的老版外，大部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翻制。与过去纸马铺的老版相比，新版纸马多显得草率粗疏，缺少灵动古拙之气。
七、中国纸马的对外影响
(一)东南亚华人的纸马
东南亚一带华人使用的纸马是否始于清代，仍无实物和文献可考。若从马来西亚最早建立的“大伯公”庙(土地神庙)推算，东南亚纸马出现于19世纪后期。大伯公是东南亚华人创业之祖，后来马六甲、新加坡等地都先后建起了大伯公庙。中国的民间诸神凝聚了国外华侨的爱国团结精神，随之而来的焚香烧纸马等民俗活动，更加深了在外华侨不忘祖国农历过年和敬神尊祖的道德观念。至今，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家仍有纸马店，专售香烛纸马。华侨新年民俗活动所用的物品，国内早已绝迹，在国外却相当常见。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并没有因“运动”等影响而终止烧香焚烧纸马求平安的活动。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地的纸马，当地称“甲马”，品目繁多，如“甲马”、“直符马”、“平安赦罪牒”、“三元降福”等。在以上纸马中，彩色印者不足十分之一，其余皆是墨线印刻，内容大多是祈福求安、禳灾避祸。[41]
当国内轰轰烈烈地“破四旧”时，外国人却在收集东南亚华侨民俗活动中出现的纸马，有的已经编写成图册，如德国波昂大学的研究员庞纬收集并编著的《亚洲的符箓》、英国的罗德瑞克·凯夫教授编写的《中国祈福纸马》、日本作家中村正尧编著的《亚洲驱魔的曼荼罗》等。这些都是对东南亚华人纸马研究有价值的图书。
(二)日本的木制绘马
纸马艺术在日本也有与其相似的“绘马”，是用高约7.5厘米、长15厘米的薄木板绘制的匾额。是献给寺庙、神社用来祈求或还愿的。这种木制绘马一般只画一白马，做飞奔状，鞍辔俱全，染以朱红等色，与云南纸马中的“云马”一样，马背也插一符纸，以表示此马为人神之间传达信息。绘马牌上书写“奉纳”二字以及神社的图记。节日到神社或寺庙去朝拜的人，大都买一方“绘马”，写上自己的心愿后，将绘马挂在殿前的木架上，焚几炷香火、奉纳一些钱财。
日本开始有人绘马作神前供奉，以代替杀马祭神，相传约在8世纪末。“诸如求雨、祈年、求福、禳灾等，朝拜者都会在神前木架上悬挂绘有各种不同画样的‘绘马’。日本奈良兴福寺有一处历代绘马展馆，收藏了一些古代绘马珍品。绘马中期的内容多是佛像，以后渐渐出现了中国道教祭天地鬼神的纸马。虽然中国已经无此类祭文，但有纸马尚可作为参考。而日本国庆长十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德川幕府初期，首领征夷大将军为祈‘武运长久、子孙繁荣’，执笔写了一封《天曹地府祭都状》，所祭之天曹地府之神，多为中国纸马里的天地之神名。虽然不知‘祭都状’面世之时‘绘马’是否已经传世，但却可以知道，纸马艺术是东方传统文化的象征。”[42]
八、现当代纸马的收藏和研究
清代因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拜祖师求财神的民俗活动也异常活跃，纸马艺术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印刷作坊，印制纸马的雕版是神圣之物，各家作坊都会小心珍藏，遗留下来的纸马原版也较多。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宣传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思想，以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对中国百姓的影响。他们发现纸马这种神佛祭祀用品在民间应用极其广泛，就大量搜集中国纸马进行研究，出版各种图集以辅助西方宗教思想的宣传。他们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注意，并开始收藏。于是，清代的纸马作为文化财富得到了珍视。
年画属典型的民间实用版画，每逢过年时粘贴于大门和墙壁上，每年都必须换上新的。民间都有新年撕去旧年画粘贴上新年画意寓“除旧迎新”的习俗，所以年门画基本都得不到保存。目前所知遗存最早的年画原作属清代初年，最初对年画的收藏都是日本、美国、欧洲的私人和博物馆的收藏。国内最早的收藏开始于民国时期，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少数收藏家。纸马因为尺寸小易被忽视，又都是用于焚烧祈福的最终化为灰烬，又所用纸张都是廉价易碎的土纸，印制质量也不算精良，所以也很难引起收藏家的注意，收藏情况与年画比较就更糟糕。假如纸马的尺寸、印制也能像年画那样大那样精良，鲁迅先生当年肯定也不会忽略纸马这类民间版画的。[43]
大规模、深入的纸马收藏和研究迟至现代才开始。据目前所知，台湾有收藏者，但收藏品为数不多，以台湾1985年出版的《台湾传统版画源流特展》集册里所刊者为代表。台湾纸马(台湾的学者称纸马为“神马”)源于福建的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州，估计最早遗存的纸马不超过百年历史(台湾发表的纸马没有标明年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道一先生曾收集过江南一代的无锡纸马，据说有千余张。这是中国内地纸马的最早收藏。但是，这些纸马在“文化大革命”中均毁于一旦，今日所存甚少，不足为观。现在，河北、甘肃、贵州、山西等少数省份尚有少量的纸马。[44]
现有的一些纸马收藏家、爱好者或者说是研究者已经对这一民间艺术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说纸马的历史、意义、种类的收集、宗教所属、制作方法等，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著名民间文艺家冯骥才先生是民间艺术抢救工作者。他不仅对中国纸马有大量的收集，也对纸马文化作了很多研究，主编并发表了一些有关各地纸马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如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陶思炎先生对“纸马”与“绘马”作过对比，他指出:“中国纸马和日本绘马作为习见的俗信物品，体现着宗教、民俗、艺术在民间生活中的融合。”“中国纸马与日本绘马又有起源、形制、用材、应用、传承等不同，构成既相联系又有离异的文化现象。”[45]此外，王树村、李寸松、杨郁生和毕克官等也都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王树村先生出版了《纸马》、《纸马艺术的发展及其价值》、《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等书，杨郁生所著《云南甲马》一书为我们深入研究纸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云南纸马的收集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最初比较集中在大理、保山地区一带。目前收集到的云南纸马，包括了出自昆明、大理、丽江、保山、曲靖、楚雄、德宏、红河、玉溪等的纸马，共计有1400多种不同版式，并收集到木刻原版100余面，年代最早至清代。纸马大都是现代印制的，有一部分则是明清两代的木刻版印制的。大理、保山的美术工作者大多收集有本地区的部分纸马，仅有零星的介绍短文散见报刊杂志，还未见有系统深入研究本地区纸马者。昆明的收集者也多以昆明、大理、保山一带的纸马为主。目前，有关云南纸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大理甲马与白族的民间诸神》[46]、《云南甲马艺术的寓意》[47]、《云南纸马文化》[48]、《云南纸马民俗资料汇辑》[49]和《云南甲马》[50]等。但是，这些研究只对云南纸马在艺术特色、发展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仅史料积累的意义比较明显，还未有从艺术人类学视角系统研究云南纸马的艺术发生与文化生态的学术著作。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近代以来，很多外国民间收藏家对纸马这一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外国收藏家不辞辛劳，从万里之外跑到中国，跋山涉水，走街串户，收集纸马的木刻雕版。现在市面上的原始雕版大多数都已被外国艺术品收藏家或爱好者低价收走，特别以日本、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几个国家的民间艺术研究者居多。国外收集和研究云南纸马以日本青年学者居多。他们的收集范围往往被限制在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以大理、昆明一带为主。日本学者主要作民俗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更注意纸马的名目与内容，从纸马的艺术角度作研究的学者尚未看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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