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纸马的文化流变

第二节　云南纸马的文化流变

我们知道，云南纸马艺术在文化内涵的深层规定性上体现为一种鬼神崇拜与现实需要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观，或者说是求生、驱利、避害的最终统一性。这是从民间文化系统的共时性角度揭示其文化内涵，而云南纸马艺术持久而恒稳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丰富的神佛形象显示了民间文化的活跃生机。因此，要想完整地把握纸马的内涵，仅仅揭示其民间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横切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静态分析之后展开动态的、历史的考察，揭示云南纸马艺术的审美创造精神动力的旨趣。

在民间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变异两种活动机制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这两种机制构成民间文化历史运动的动态两级性。中国民间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基础一直是不断地改变着的，同时又与改变部分此消彼长地保留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原始崇拜观念和需要观念，也造就了民间百姓基本心理定式。具有内在统一性或连续性的求生、驱利、避害观念是历时性的，也必然要受制于现实，呈现出两种互逆的运动态势——传承和变异。传承意味着认同和维护，变异则意味着否弃和变革。两种互逆的运动态势是中国民间文化保持其生命力的动力机制。“凭借传承和变异机制的调节，民间文化观念才能成为统一着稳定性和变化性、保守性和创造性内部张力的强大精神力量。”^[30]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用“文化流变”这个概念，才能涵盖云南纸马艺术的运动态势和历史意蕴。

一、原始崇拜

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桃树或桃木一直以其能驱鬼避邪、禳灾祛病而具有神秘的力量，成为古人的崇拜对象。这在一些神话传说和古代典籍中都有所反映，如:“东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曰东北鬼门，万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31]可以说，与“桃”有关的形象，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直到今天，一直都活跃在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中。

原始人类在远古采集、农耕时代大都是依靠植物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因此，他们对养育他们的植物无上崇拜，认为他们所能采集到的各种植物是保佑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神灵。众多关于桃木的神话传说和记述就是原始社会时期采集农耕时代历史记忆的艺术反映。而作为原始人类的最早食物来源之一——桃，也许是最早被原始人类神化而成为他们崇拜对象的，进而形成最早的植物崇拜。尽管目前能够看到的云南纸马中植物的形象不是很多，但从纸马的名称上看，很多神灵都是来自于植物，如树神、苗稼神、花草仙等。(图4－7)

到了文明时代人们依然相信利用桃也能保佑今人的生命和财产，把古人对“桃”的认识和看法继承了下来。随着这种原始植物崇拜观念的渗透和延续，种种与之相关的习俗、制度和造型艺术在人们不间断地利用具有神秘力量的桃木、桃板来抵御诸种灾害和不祥的鬼灵的过程中，慢慢地形成了。“桃”作为一种显性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绵延了数千年，而它不仅反映了原始崇拜观念因素在隐性文化观念中的滞留和保存，也说明了原始崇拜观念的作用力是广泛而持久的。这种原始崇拜观念已经进入人们文化心理层面，不仅这些类似于桃树、桃枝、桃梗、桃茢、桃板等原始形态的观念载体得到了维持，而且还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创造了种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桃符”，如:桃印、桃人、门神、春联以及五花八门的桃形图案造型。在不同历史氛围中虽然各种“桃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但其文化本质仍然是原始崇拜观念的物质媒介。原始信仰和崇拜心理在“桃符”的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沉淀到民间文化的底层，“不断地把历史发展中的逆向认同编辑到当下的民间文化现实形式之中，维护着民间文化的稳定性和保守性”^[32]。云南纸马中有很多是专门粘贴在门口的神灵形象，其原始意义就是带有原始植物崇拜“桃符”的性质，而后逐渐丰富起来的，用于家宅其他位置以及涉及百姓生活生产方方面面的众多纸马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崇拜的泛化。也就是说，从“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感吟到民间纸马的兴起和广泛使用就反映了求生、驱利、避害这种原始崇拜观念的传承性。

原始崇拜观念传承的物质原因和心理原因虽然是现实物质的匮乏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心理需要，但是，民间百姓的生存环境也是原始崇拜观念传承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很少迁徙流动的封闭式生活环境造就了云南乡民百姓顺从、安分、保守、内向等适宜原始观念传承的性情和品格。他们因循天时地利，一代代地传授和学习着祖先的经验、技术和智慧，不知不觉地继承着先民的神圣观念。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公元340多年前的巫师们的祭祀表演，直到现在依然能在云南巫师身上找到数千年不变的基本原则的历史重复”^[33]。另一方面，云南也深受传统家族宗法观念的影响，家族宗法社会和国家制度使民间社会家族血缘关系极为浓重，以至维护和延续家族门姓血缘关系的要求成了神圣不可亵渎的伦理纲常。在家族传宗接代观念的左右下，每个人都肩负着让祖宗和家族的生命永恒延续的使命。渴望早生贵子、子孙满堂、传宗接代的功利要求和文化心理都成了云南纸马原始崇拜观念传承不息的基础。^[34]

云南纸马原始崇拜观念的传承还得益于稳定有效的传播媒介:口头、造物和习俗行为三种传播媒介。云南民间有着丰富的口头俗文学，如神话、传说、儿歌、谚语、说唱和戏曲等，其内容蕴涵着大量的原始观念。纸马中的很多形象都是缘自民间口头文学的，比如石头本主、猴子本主、小黄龙段赤诚斩蟒、药神孟优、金姑等。原始观念传承的另一个重要媒介就是民间造物。纸马作为云南最有地方特色、应用最广泛的民间造物，体现了云南民间老百姓独特的造物观念，其中传承了许多原始的信仰和祖先的思想，这些精神因素都在云南纸马的形态和功能上获得体现。云南纸马中龙、虎、马等各种动物形象代表着原始信仰观念，古老中国对龙的崇拜由来已久，在云南被演化出“水中触木，生九子”的“九隆”神话，至今云南纸马中依然有造型古拙颇有楚汉遗韵的龙造型;在云南纸马的使用中，安龙祭土以及丧葬仪式中用的最多的就是“土科”，“土科”有“五方”、“五行”、“五色四灵”、“五时”之说，有着极其丰富的宗教内涵，蕴涵着中国古代的星宿崇拜、阴阳五行、四柱命符、风水占卜等观念，体现了祖先的思想。“四季平安”是保山地区比较常见的祭祀天地、日月、风云、水火以及东西南北四方的纸马，祈求四季平安吉祥(图4－8)。云南丰富的习俗行为更是一种促成云南纸马形成并持久发展的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那些与气候、水土、节气、时令有关的风俗活动，如果这种风俗活动同时又以祭祀、祝祷、祈禳、纪念、迎送等形式来进行，那么它多源自原始巫术活动，或与原始崇拜有联系。云南大理的“本主会”、保山的“初八会”等都是以祭祀、祝祷等形式来进行的风俗活动，而这些风俗活动都离不开各种相关的民间造物——纸马。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耳濡目染其精神内涵并伴随这些风俗活动度过人生，最终把它们视为自我的观念意识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凭借上述的动态性传播媒介将民间文化的原始形态和内涵予以保存和复制，使得随历史进程流变的民间文化观念尚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构成一种不断为社会成员认同的“集体意识”。与此相反，作为强大的传统力量，相对稳定的集体意识也不断地塑造和规范着社会中的个体，将他们的思想意识纳入民间文化的集体意识之中。总之，云南纸马艺术传承机制的功能体现在:不断地向未来传递原始观念，不断地维护民间文化观念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不断地促使个体认同于贯穿古今的集体意识。正是在这种发展演变中，云南纸马艺术的原始崇拜观念才得以塑造出适应民间百姓生活的众多的鬼神形象。

二、英雄崇拜

“如果说求生、趋利、避害观念凭着传承机制能够始终保存某些原始崇拜观念的因素和影响痕迹的话，那么凭着变异机制，这种民间文化观念在历史进程中也能够不断地纳入新的因素，接受新的影响”^[35]，以致纸马艺术始终呈现一种嬗变之势。

前面曾经提到门神的演变历程，即由自然形态的“桃梗”到“桃人”，再到人格化的门神——神荼郁垒，进而发展到以历史功臣为原型的门神——钟馗、秦琼和敬德。门神的演变历程表明了内含于艺术底层的民间文化观念的演变规律:从崇拜自然神到敬仰人间英雄，从膜拜自然力量到膜拜人类自身的力量，从崇拜神圣世界到崇拜世俗生活。这一点在云南纸马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以上种种需要较长时间演化的不同形态都会在云南纸马中并存，也就是说云南纸马中包容兼收了不同时代特征的众多神佛灵怪形象。

云南纸马从自然崇拜到英雄崇拜的转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纸马的内容本身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马内容的表现形式慢慢开始由原来的自然物替换成了英雄和历史人物。在具有地方特色的云南大理白族本主纸马中，许多本主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宾川县和剑川县有以红砂石作为本主的村社，也有供奉“水草大王”、“五谷娘娘”、“太阳神”为本主的村社。大理双廊乡一带的很有名气的“红山本主”，洱源地区的“西山本主”，鹤庆地区的“雪山太子”以及其他地区的“石头本主”、“白马将军”、“黄牛老爷”、“洱河灵帝”等，也都带有明显的自然崇拜痕迹，而以上这些以自然物作为本主的纸马，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其形象已不再是自然物本身，而大都被百姓替换成了当时或当地的英雄人物和历史名人。另一种情形是，很多云南纸马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把世俗的人奉为保佑村社的最高神，这是人对自身崇拜、人格解放的一个开端，是宗教心理上对英雄的崇拜。在大理本主纸马中有一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历史名人或英雄人物，是真有其人其事的，大理下关温泉村、塘子铺村、剑川板凳河村以及鹤庆西登村都把三国时的诸葛亮奉为本主。再比如大理喜洲河涘城村本主段赤诚和周城村本主杜朝选皆因勇斩危害乡民的大蟒蛇而被本村尊为本主。其他还有大理城西门村、北门村本主柏洁夫人，大理的药神本主孟优，大理大关邑、七五村本主白王与金姑，大理鹤阳村本主段思平，等等。

张光直指出:“在商周的早期，神奇的动物具有很大的支配性作用……到了周代后期，人从动物的神话力量之下解脱出来，常常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有时成为胜利的一方。”^[36]这一时代所有原为人们膜拜的自然神物以及那些神圣的动物，似乎都成了用来帮助人们沟通天地、受人支配和驾驭的助手和工具。商周以后的先秦时代，人类进一步获得理性的解放，诸子圣贤们开始用理性来解释整个宇宙、社会、人类的起源和本质，重新思考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随之而来的中国原始神话很快被历史化，那些具有动物性因素的原始神祇迅速消失而悄悄转化成古史传说人物。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整体地让位给了具有鲜明务实倾向和历史感的理性意识，或者说原始文化观念整个地被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理性意识所利用。云南纸马艺术虽较上述转变时代偏晚，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以上的这种转变，各种体现植物崇拜、动物崇拜的本主神逐渐由石头、木头、龙虎等形象转换为当时的英雄人物。

当然，先秦时代思想意识的巨大变革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在社会底层发生并具有全民普遍性的民间文化观念的变异。上层文化和民间下层文化随着上层文化的启蒙和理性化日渐拉开了距离，就像荀子所指出的那样:“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亏，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37]不过，尽管汉代以后上下层文化日渐分离，但是却不像欧洲上下层文化那样彼此封闭，而是仍然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交流。通过与上层文化的交流，民间文化接受其所提供的理性意识和文化自觉力，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交流成为民间文化观念变异的动力。于是，钟馗、秦琼、敬德、关公、孔子、老子、伍子胥、屈原、蔡伦、文天祥等等哲人圣贤、巫相武官才能被百姓请进庙堂神龛，用以替代一些已经不能适应民间生活的原有神祇。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用手绘的形式画各种哲人圣贤、巫相武官的形象，粘贴在家中，用以驱邪避灾、纳祥求福，这种英雄崇拜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之前云南纸马的早期形态。^[38]到了后来，出于民间百姓“求易”的心理要求，以上这些圣贤先哲干脆被简化成刻印于一方土纸之上的小小纸马，它们在云南民间的不同场景中为民间百姓排忧解难。

随着中国古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与日俱增，社会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民间文化观念也不断发展演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知识的丰富，不断地调整和改变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人由被动趋向主动的水准不断提高，主体的自信力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承受和支撑原始文化观念的心理基础也相应地发生着改变。生产生活实践有效地激发和鼓舞了主体的征服欲，使人们日益在实践主体和人工造物上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合目的性的现实力量。这种现实力量的直观感受和把握使民间文化观念中渗入或滋生了自我崇拜的意识，英雄偶像开始替代各种自然神灵。^[39]

通过实践成果和经验智慧的积累，一方面不仅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以至出现自我崇拜，另一方面也帮助人们逐渐剥去覆在自然现象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云南的民间百姓开始把“死亡、疾病、贫穷、灾祸等反主体目的性的规律视为‘鬼’，相应地把生命、健康、富裕、安全等合主体目的性的规律视为‘神’。‘神’和‘鬼’两个对立形象的确立意味着民间百姓自我扩张、自我实现需要的增强和对外部现实世界认识的深化，意味着传承于原始文化的崇拜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鬼神’已不是远古时代那种‘客观地’、‘真实地’寄居在自然实体之中的鬼怪神祇，而是以主体自身需要和目的为中轴核心，并借助某种感性自然对象来予以表现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40]

随着云南民间百姓自我意识的觉醒，“神道设教”成为英雄崇拜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它利用民间百姓崇神敬鬼的普遍心理和信仰习俗，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贯彻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道教土生土长于中国民间，其原始崇拜观念和巫术手段对云南百姓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道教的鬼神世界让人相信:“鬼神”监视着他们的言行意念，善者天必将之福，恶者天必将之祸。儒家所尊奉的“天地君亲师”，其中根本的意蕴便是“礼”。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使人相信“恶”者死后下地狱，来世变畜生;“善”者死后升天堂，来世荣华富贵。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封建伦理观念深入民间文化，渗入庶民百姓的灵魂。云南纸马艺术作品大量地描绘那些正直、忠厚、善良的历史英雄以及佛道神祇，成为民间百姓崇拜和歌颂这些历史英雄以及神祇的艺术反映。总之，“神道设教”在不改变求生、驱利、避害观念的基础之上不断融进民间百姓的自我崇拜意识，逐渐把圣君贤臣、哲人勇将、能工巧匠或烈女孝子等功名显赫、德行超群的历史人物尊奉为“神”或崇拜对象，最终使纸马艺术实现由原始鬼神崇拜向历史英雄崇拜的转变。

三、人文情怀

吕品田认为:“随着自然现象神秘色彩的慢慢消失和鬼神表象的悄悄隐退，崇拜观念对需要观念的隐喻关系逐渐转化成明喻关系。而且，需要观念也由对人的自然要求的自省，发展到对人的诸种社会要求的全面自觉。”^[41]崇拜观念的这种变形和转换以及对注重社会要求的全面自觉，使得云南民间纸马由原来“神道设教”思想主导下的正统英雄崇拜逐渐转向对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种种需要的全方位的关照，相应的，云南纸马的数量和范围也越来越丰富和宽泛，以至于出现了涉及婚姻情感的纸马，比如腾冲和顺的桃花小哥纸马就是在家中男主人犯桃花时焚烧的纸马(图4－10)。可见崇拜观念的这种变形和转换纯粹是民间百姓对功能结构的利用。这样，云南百姓就可能借助对鬼神力量的主观渲染夸张来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和理想，同时在对美好未来的设想和规划过程中得到一种心理安慰。凭着这种意念的方式，世代生活在偏僻闭塞、物质匮乏、生存条件恶劣环境中的云南民间百姓就能够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动地处理和调节各种人生现实矛盾，而不至于在压抑、严峻的现实面前完全陷入意志消沉的悲观绝望状态。这种意念能动性，在云南民间世俗生活中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幽默”，体现着一种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体现为百姓在解释生活困顿和行为活动中的功利性、随意性和幽默性三个方面。

“民间社会生活到处充满着注重人生实际的功利性色彩，随处体现着务实不务虚的功利情调，即便是在神圣的宗教信仰领域，即便是对待伟大的神祇。”^[42]《国语·鲁语》曾曰:“祀及天之三辰，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祭奠。”可以看出古代先人的这种祭祀活动就已经是很功利了。后世云南的民间祭祀活动与之相比就更胜一筹了。在云南民间祭祀中，百姓对那些与世俗生活利益直接相关的神祇，比如土地神、财神、喜神、牛神、马神、药王神等等，会更加虔诚和崇敬一些，而敬“天”就显得有些敷衍。如今，对于云南百姓来说，不管敬谁只求应验，供奉成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于是，与云南百姓生活联系不大的佛爷、关帝、孔夫子等纸马就少有人问津。灶王爷过去每月上天一次，人们觉得麻烦，于是灶王爷就只在每年腊月走一遭。祭祀如此，其他民俗活动更是如此。从婚礼纳彩到社火村戏、本主会等，民间百姓都有利益需求。一些祭祀活动甚至成了娱乐玩耍或者进财取利的手段，如云南大理的三月街、户撒的目瑙纵歌、彝族的火把节等都成了商贸娱乐活动的代名词。

在云南民间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待世界、处理人生的随意性随处可见可感。在云南民间，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笼罩着神的光辉，甚至对荆棘丛、阴沟污泥都赋予了神力，如果人得病、生疮、长癞子就是冲犯了它们。在田间地头、岔路口、巨石古树边等等很多甚至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总能看到粘贴着折叠好的一组纸马、几炷燃了一半的香火、几个装着水果糕点的简易纸杯，就知道这肯定是哪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来这里解决问题的。云南纸马中有几十种代表生活中会遇到的难关，通称为“关科”，人们认为焚烧这些纸马就可以遇难成祥，比如汤火关、天狗关、四季关、浴盆关、断桥关、夜哭关、百日关等等几十种纸马，囊括了人生各个年龄段可能遇到的各种关口阻碍。据腾冲和顺的周大祥说，他们这里的纸马“七宝”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这种纸马可以看家护院，如果把七宝贴在菜地，偷菜贼就会被咬到。他们非常相信这种纸马的威力，还说这种纸马不能随便供奉，如果不注意怠慢了它，就会被它咬到，疼得受不了(图4－11)。这充分体现了民间百姓处理人生问题的随意性特征。

带有戏谑逗乐、玩耍开心特点的幽默性也是云南民间风俗活动常见的情形。在云南民间，敬神如儿戏的现象很普遍。掌管土地的“张老爷”，本该让乡民诚惶诚恐地对待，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且听俗语:“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房，没钱顶破缸”，“土地公公担不了大供养。”“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民间老百姓根本不想离开现实人生去追求所谓真正信仰的价值或所谓客观真理的价值。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中，沉醉在自己的文化里。对他们来说，心灵和文化有如春日香醇的社酒，不过是他们借酒抚慰人生、玩味人生、调理人生的一种托词而已。”^[43]这种人生的幽默在云南民间纸马的使用中比比皆是:云南民间传说中的夜游神从不做坏事，但是他喜欢作弄人，使他们在夜里做恶梦，于是做恶梦的百姓只要拿“夜游神”纸马焚烧，请他到别处玩也就不做恶梦了;小孩子夜哭、睡不安稳，或者家中常吵架被认为是“哭神”在作祟，只要拿来“哭神”纸马焚烧就能解决了，再看那“哭神”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孩子眼中大声哭闹的大婶形象，她披头散发、咧着嘴巴、两眼下面滴着几排泪水，造型极其简朴稚拙，和儿童画一样，幽默夸张至极。这是多么幽默的画面，多么幽默的行为，多么幽默的人生。于是，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自我的境界，都变成了空灵的神秘世界，一切都化成了人的一切:石磨、畜栏、角房、马车、大树……到处贴挂着象征吉祥的红纸签、纸马，旁边还要插上几炷香、供奉上几片瓜果点心……此刻，我们应该产生出一种很执著的看法:“与其说那一切是‘泛神论的人生’，宁毋说是‘人生的幽默’，是深刻的对待世界和人生的幽默。”^[44]

总之，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在长期的文化流变过程中形成。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似乎是一个文化平面，原始崇拜、英雄崇拜与人文情怀同时并存于民间纸马艺术的当下时态。实际上，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历史的结果以共时的时态来呈现。云南纸马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有机统一，这就是:云南纸马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崇拜到英雄崇拜再到人文情怀的文化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当下时态以原始崇拜、英雄崇拜与人文情怀同时并存而呈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