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纸马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二节　云南纸马的文化心理特征

李振球、乔晓光在《中国民间吉祥艺术》^[13]一书中深入地阐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观，对民间信仰、民间礼仪、民间岁时节日、民间建筑、居住习俗、民间生活用器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艺术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过山也在《中国民间吉祥图案的艺术表现》^[14]一文中对民间吉祥艺术的五种艺术表现特征——意念化造型、程式化表现、饱满化构成、多样化载体和情感化色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以云南纸马为代表的民间美术的审美功利主义倾向似乎还缺乏有力的探讨，关于云南纸马艺术的研究还有待于提升到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透视层面。

一、艺术动机:审美与功利

(一)云南纸马的功利主题

在民间，所有的恒常主题都有一定的功利性含义。其实，人们很容易感觉到云南纸马艺术恒常主题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们鲜明的功利色彩。就像纸马铺里的大妈会告诉你的那样——“日月”、“家神”、“门神”、“祖先”等纸马是大年初一祭祀用的，是保一家人平安吉利的神。

1.求生、趋利、避害:云南纸马主题的文化内涵

云南纸马艺术满足人们非现实的心理渴望，它不仅体现民间百姓希冀宗族兴旺、福寿安康的强烈愿望，还体现民间百姓盼望日常生活丰衣足食、富贵荣华的更高欲求，也体现民间百姓祈望社稷农事风调雨顺、六畜兴旺的美好梦想。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发现云南纸马艺术丰富的主题所包含的功利含义都统一在以下三种功利倾向之中。

可以说，云南纸马丰富的恒常主题都被这三种功利倾向所覆盖，因而具有内涵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根据这种事实以及相对的功利倾向，我们可以将丰富的云南纸马艺术“恒常主题”归纳成三种:求生主题、趋利主题和避害主题。这三种主题的功利含义具有特定的规定性和稳定性。

(1)求生主题。

求生是对生命的渴求，必然和祈望子孙满堂、延年益寿联系在一起。由于宗族门姓的传承延续有赖于“夫妇之道”，所以祈望子孙满堂之意体现了对婚恋、嫁娶、生养等等生命繁衍为主线的人生活动的关注。本着求生主题含义的丰富性，可以将求生主题具体划分为三个部分:^[15]

①婚嫁。这一部分的主题有“喜神”、“红鸾天喜”、“五方车马喜神”、“红鸾车马喜神”、“车马神”、“车马喜神”、“和合如意”、“吉日安辰”、“和合喜神”、“天喜”、“天喜之神”等等，它体现了人们对男婚女嫁的祝福。

②生养。体现人们对“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天道的关注和肯定的主题有“和合二仙”、“周公先生、桃花夫人”、“周公旦、桃花女”、“床公床母”、“安床大吉昌”;体现人们发展家族势力和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要求和愿望的主题有“子孙娘娘”，“喜神”、“红鸾天喜”、“九胎圣母”、“痘儿哥哥”、“青姑娘娘”、“金花和银花”等等。

③延寿。这一部分的主题有“本命延年寿星君”、“寿星”、“彭祖”、“西王母”、“麻姑献寿”等等，它们体现了人们对无限生命的祈求和希望。

(2)趋利主题。

这一类主题以追求日常生产、生活基本需要的功利倾向为主，稍后还有一些带有功名利禄的功利倾向。体现前一种倾向的主题有“天官赐福”、“招财童子”、“招宝财神”、“增福财神”、“招财童子”、“利市仙官”、“左门将军”、“右门将军”、“文武财神”、“利市仙官”、“太阳”、“月神”、“太阳太阴”、“大千世界”、“天地之神”、“天地总圣”、“天地三界”等等。体现后一种倾向的主题有“五路财神”、“加官进爵”、“五福大神”、“招财童子”、“招财进宝”、“家财万贯”等等。

(3)避害主题。

这一类主题显示着云南民间老百姓对理想的生存、生活环境的功利要求，人们渴求和平、亲睦、顺利、健康，憎恨争战、疾疫、灾荒、兽害。显示这种功利倾向的主题在云南纸马艺术中非常常见。根据云南纸马的地域特色，避害主题具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①儒、释、道。属于儒、释、道范畴的云南纸马包括趋利和避害两部分主题，但以避害为主。这一部分的主题有“提笔先师”、“观音”、“地藏王”、“药王菩萨”、“盘龙祖师”、“韦驮天将”、“古佛龙华胜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草甲”、“土皇神”、“城隍”、“山神土地”、“本命星君”、“太岁”、“阴阳太岁”、“功曹”(图5－22)、“三皇五帝”、“玉皇上帝”、“女娲圣母”、“天上王母”、“三教圣母”、“九天圣母”、“关圣”、“太上老君”、“太白星君”、“十王真君”、“云鹤”等等。

②神灵鬼魂。这一部分的主题有“招魂”、“追魂纸马”、“送魂使者”、“起魂纸马”、“叫魂娘娘”、“血神之神”、“哭神”、“柳英姑娘”、“枭神”、“仙家老太”、“姑奶之神”、“天狗之神”、“刀兵”、“五方五路”、“地鬼”、“谷物鬼”、“山人鬼”、“牲畜鬼”、“水鬼”、“树鬼”;瘟神类鬼有“痘鬼”、“咳嗽鬼”、“惨死鬼”、“痨病鬼”、“头痛鬼”等等。

③生产生活。在生产生活中避害主题的纸马有“喜神”、“解冤结”、“小人子”、“土箭”、“枭神”、“六贼”、“农牧狩神”、“圈神”、“粪神”、“放羊哥”、“鸡羊之神”、“渔神”、“木神”、“张鲁二班”、“三木天王”、“桥路二神”等等。可以说，生产生活里需要什么样的神，纸马就能造出什么样的神，这是纸马中最古朴、原始、丰富多彩的部分。

2.生命功利色彩:关注民间百姓的生存与繁衍

从艺术意蕴体系来看，文化内涵是艺术意蕴的表层结构，文化内蕴是艺术意蕴的深层结构。求生、趋利、避害是云南纸马艺术主题的文化内涵，是比较明显的艺术意蕴。云南纸马的深层艺术意蕴则是反映普通老百姓生存与繁衍的心理欲求。

生存与繁衍是中国民间文化最根本的生命主题。云南纸马艺术正是围绕着这个古老悠久的生命主题发生、发展、形成的。云南民间纸马艺术初始原型主要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神灵观念及原始崇拜，它是云南纸马艺术的古老文化源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云南纸马艺术对生命本体最直接最强烈的关注带有浓厚的生命功利色彩。

因为原始崇拜造型活动中蕴涵着某些艺术的“原初样式”，所以我们才把原始崇拜中的某些“造型”称其为艺术。但是先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原始人在恶劣的生存境态中对生命意愿的渴求。对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群体来说，在原始人类的祭祀崇拜活动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造型”活动是艺术，而是把他们的这种原始崇拜活动仅仅是看做一种生存行为，这样，以生存与繁衍的生命态度来进行的艺术必然会具有强烈的生命功利色彩。正是因为如此，没有哪一种现代民族艺术能像云南纸马艺术这样，如此持久顽强地关切着人的生命本体并与人的生存情感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在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时代，云南纸马艺术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滋生于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之中的云南纸马艺术也就必然会涂抹上浓重的封建文化色彩，宿命蒙昧的倾向也必然不可避免，但是透过这层封建色彩的面纱，我们会发现，生存与繁衍是云南纸马艺术文化主题的内在本质，它是云南纸马艺术显露生命光彩的根本，也是云南纸马可以用来趋吉纳祥的根源所在。

(二)云南纸马艺术审美功利主义的文化根源

审美功利主义是先辈们运用西方“审美无利害性”观点解释审美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王国维在吸收西方美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中国美学提升到“形上之学”的高度，创建了具有现代中国时代意义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明确提出了通过感性进行启蒙的思想文化改造思路，实现通过审美使人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的理想。朱光潜强调生命力是要建立一种以充沛生命力作为根基的新人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族。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都主张一种“德性的道德观”，肯定以人为根本目的道德内在性和非直接现实功利性，这就使美与善合乎逻辑地达成了高度统一，使得审美功利主义超越了现代西方审美主义所执著的审美与道德的对立。^[16]它的基本内涵是:以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国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摆脱物欲和私欲，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性。来自民间的云南纸马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审美功利主义艺术观念。

民间百姓对待纸马造型活动不如一般艺术家那么超然和单纯，也不像一般艺术家那么拘谨和学究，每一个造型的空间形式对他们来说都是神圣的，他们心中的目标是那个神圣的文化空间。“他们摆脱了巫术走向了审美，也因巫术经验而影响审美经验。对他们来说，巫术可为而不超验，审美可为而不超然。一切都是手段，一切都是追求家家生活好，人间美如画之理想境界的方式。”^[17]

民间百姓从事纸马艺术创作活动并不单纯为了超功利的审美，他们真正的动机在于“试图通过诉诸视觉的物化形式，寄寓某种合于主体目的性的超验力量，并以意念性方式超越现实制约，摆脱人生苦难，追求未遂意愿的替代满足”^[18]。也就是说，云南纸马的艺术创作活动是借助审美机制，诉诸视觉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假想的征服现实世界的精神活动。云南纸马艺术通常以其慈眉善目，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众多神佛形象促成百姓愉快的联想和期待，即希冀神佛们的神秘力量将会使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变成现实。这种联想和期待构成云南纸马艺术审美经验的内涵，构成云南纸马艺术造型活动的心理动力。因此可以说，云南纸马艺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在于:民间百姓通过对神佛形象的审美感知，沉浸于美好的联想和期待之中，暂时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安详，从而重新建立起日常生活实践所必需的心理平衡，唤起生活的热情和战胜困难的斗志。^[19]

云南纸马艺术所追求的需求满足的意愿往往是较为直接的意念性方式，他们有什么要求就祈求相应的神灵，表现出强烈的功利需要趋向。但民间百姓又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地要求神佛立刻就带给他们现实的利益，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精神性的功利色彩，他们总是在美好的联想和期待中获得安慰和战胜困难的力量。

老百姓是生活的主宰，同时也是生活中最虔诚的信民。他们懂得生活的本质就是生存与繁衍，生存与繁衍是云南纸马艺术创作的根本的心理动力。云南纸马艺术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与求生、趋利、避害这种民间文化观念保持着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云南纸马艺术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是三种基本的民间文化观念——求生观念、趋利观念和避害观念的——艺术化反映。^[20]

总之，云南纸马艺术所显示的三种功利主题是表征民间文化观念的三种基本形态，它又通过审美形态特征体现出艺术传播的可接受性，使这三种功利主题能够真正深入老百姓的心灵之中，达到一种预期的审美功效。云南纸马艺术创造主体的心智特点和云南纸马艺术作品的语义结构特点也是求生、趋利、避害这三种民间文化观念在不同方面、不同对象的运动和作用下的表现。云南纸马艺术观念其实是民间文化观念在审美造型活动中的作用和表现，因此，影响和支配云南纸马艺术创作的观念意识最终应归结为扎根于反映现实社会实在精神需要的求生、趋利、避害的文化观念之中。

二、社会心理:个体与集体

社会心理就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社会心理包括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云南纸马的社会心理特征体现为一种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

在对云南纸马艺术的考察搜集和走访中，我们看到，每个人对于同一张纸马的认识几乎都是一致的，关于它的名称、用法、功用都如出一辙。2010年正月初八，笔者慕名参加保山西庄卧佛寺的庙会“初八会”，看到不下20个销售纸马的摊点，而他们销售的纸马都是一种样式的:“财神”、“平安”、“和合喜神”、“桥路二神”以及和这些纸马配套的纸钱和锡箔，老大妈们把它们都用线缝合在一起，有的还加上三炷香和两根蜡烛。笔者很奇怪地问他们，怎么没有别的纸马样式。他们说今天是求财求平安的庙会，所以只卖这几种用得上的纸马。笔者曾经为了收藏而到纸马铺买各种纸马，而老大妈们也总是先问要做什么，是结婚还是孩子满月，或者是考学，还是出门经商，等等，他们是根据需要而搭配着卖纸马的。

在有关纸马的实地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所知道并相信的鬼怪神祇往往也为绝大多数人所知道并相信;一个人所采用的祈福祝祷方式几乎也是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方式。这种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求生、趋利、避害这种民间文化内涵的一致力量作用的结果。可以说，由云南纸马所呈现出的民间文化内涵不仅是个体的意愿和意识的反映，也是集体的意愿和意识的反映。造成对云南纸马认识呈现出基本统一的原因，其实也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意识呈现出基本统一的原因，那就是民间百姓的实践活动、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

首先，云南纸马艺术所呈现出来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决定于云南百姓千百年来的农耕实践。农业耕作几千年来一直是云南民间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人们对土地和整个自然的依赖形成了统一的心理定式或认知模式，那么百姓个体的思维向度也趋于一致。云南民间百姓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表现在求生、趋利、避害这种统一观念的具体内容上，这当然也基于农耕生活方式的趋同。一方面，云南的农耕生存方式决定了百姓意识来源的基本范围、对象和性质。很显然，云南民间百姓之所以普遍崇拜天地正是因为依赖于土地和气候的农耕实践方式决定的。云南纸马艺术作品中有很多个版本的“天地神”、“苗稼神”、“树神”、“雨神”、“雷神”、“田公地母”等，这些神像都是受农耕生存方式影响产生的。他们祈求的内容也都围绕着年顺雨丰这样的主题，百姓个体意识和整个村寨的集体意识是一致的，都是云南民间百姓统一认知模式和共同思想焦点的表征。

其次，云南百姓农耕生存方式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民间百姓往往更容易面临食物短缺，争取温饱、繁衍子孙安稳的生活环境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在相近的生产水平上，每个百姓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是等量的，由此产生的需要意向也趋于一致。因此，在追求需要满足的实践活动中，个人的目的也是大家的目的。求生、趋利、避害的文化观念成为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统一体。^[21]例如，云南纸马艺术的恒常主题都带有鲜明的功利倾向，传达了人们要求生嗣延年、纳福增财、消灾免祸的热切心愿，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

再次，云南民间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取决于宗法制社会组织。中华民族对农耕生存方式的选择造成了定居的需要。这种需要维护着原始氏族组织的宗法血亲传统，并进一步将它发展成国家化的宗法社会制度。云南民间的村社家庭便是出于农耕的定居要求并根据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关系网络的牵制力量塑造了云南百姓服从、和顺、依赖的性情，普遍流露出强烈的从属感。加之族长、家长、长辈等等由辈分关系确立的权威在云南民间社会组织中具有支配权和统治权，他们实际上成了汇聚和传播某种共同旨趣的中枢和关键。辈分高的老人或长者意味着他们已经更加深刻、透彻地内化或体认了集体意识。因而，对他们的服从、归顺和依赖也就意味着对集体意识的内化或体认，所谓“众人是圣人”、“老人们传下来的智慧”等俗语便是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保持统一的具体表征。^[22]

最后，云南百姓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取决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某些为人们所认同、维护、遵从的历史经验、价值准则、利益目标、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文化传统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规约性、强制性和指向性。节日制度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像云南的民间传统节日火把节、插花节、泼水节、刀杆节、祭本主、赶庙会等一系列节日活动，都具有保存祖先经验、促进人际沟通和思想交流、维护种族和社团共同文化意识的作用。“节庆活动造成一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提醒与唤起，不至于让岁月的流逝淡化消磨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从而使民间百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实现沟通和融合。”^[23]可以说，云南民间社会的祭祀节日是自然的、美的、艺术的，正因如此，它是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

总之，在民间百姓的农耕劳动实践、家族宗法组织和民间文化传统的规约下，云南纸马艺术将民间百姓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从而使纸马艺术的活动主体成为个体因素和集体因素的统一体，也使纸马艺术作品或纸马艺术活动染上共性色彩和个性色彩。

三、认知风格:理性与感性

西方传统文化认识论认为世界是二元的: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客体的物质世界，二者是对立的状态，如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心理与物理、理性与感性等等。在这种认识论中，人作为一个思维的主体是被抽象出来的，是具有理性并以理性为其本质和最高准则的存在。因而西方文化的现实原则纯粹是一种理性化原则，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这种建立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基础上的现实原则使人拘囿于理性的神圣光环而丧失了人性自明，导致人与世界的统一性被破坏，以致在根本意义上丧失了人自身。

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世界。其中，不存在认识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心理与物理、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与对立，也不像西方那样把人理解为抽象的思维主体。在中国人看来，人自身就是一个微观宇宙，人的生命原则便是宇宙永恒的存在原则的呈现。中国人崇信天人合一，主张人与世界的沟通融合。这种崇尚天地自然整体性和世界万物联系性的本体论的有机宇宙观，没有把人与宇宙万物对立起来。从根本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原则是一种生命化原则，生命的意义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宇宙与人本源，同为一体，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是内在于自然的存在，那么，“所谓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永恒真理实质上就等于人以本己的心性去体悟和感受自存的宇宙之道，即内蕴的生命之道。遵循蕴内体道的现实原则，人真实地返回到自身，完满地实现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实原则是直觉内省的结果，等于把生命的逻辑发展为统治的逻辑。这种现实原则是以直觉把握和深切体验为基础、以模糊的综合定性描述为基本形式、以朴素的生命一体化信仰为核心的原始意识的保留和发展。它重视体验的透彻澄明和概念的宽泛开放;重视模糊笼统的整体思考和直观把握的思维方式;重视人与自然的合作、亲和与协调;重视以自我修养来调理、化释和显露人的感性心理和自然性情。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生命化原则。”^[24]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云南民间文化也贯彻着这种现实原则。这不仅因为民间文化像所有其他传统文化形态一样，都生长在同样的文化土壤之中，并继承了中华民族原始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处在底层的云南民间百姓较之那些文化程度更高的上流社会人士更能顺应自己的感性心理和自然性情。既然民间文化观念是从心灵出发，以内在要求为主干，以人生切实需要为目的的主体意识，那么它肯定不会鼓励人们抛开本己心性去一味追寻关于外部世界的“理性”。民间百姓常说“家长里短”，没有必要为日常的生活去论理思辨，因为谁都明白人生的实在之处。一首古代乡谚在某种意义上，可看做是对那种舍己求理、失本逐末之价值取向的讽刺。谚曰:“张豆腐，李豆腐，一夜思量千百计，明朝依旧卖豆腐。”^[25]当然，民间百姓的思想是朴素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云南民间百姓不知道何谓感性和理性，却能够直悟和体会“合情合理”的深刻人生哲理，他们一边在播种前祭祀“禾神”和“苗稼神”，一边又很理性地根据农谚来指导农事活动。

用后期儒家上层文化的“存天理、灭人欲”现实原则来衡量，云南纸马艺术的文化内涵显然带有强烈的“人欲”色彩。它似乎过于放纵人的自然感性和功利欲求，一味地要求延年益寿、消病免灾。在理学家看来，这种文化观念是不讲“义理”，纵容“物欲横流”的粗鄙观念。而实际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呢?据记载，纸马铺在理学盛行的宋代时是最为兴盛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京城店铺中就有纸马铺，笔者想，这种兴盛不能说只是民间百姓促成的。如果上层社会严厉拒绝这种以需要观念为主的“人欲”思潮，那么这些纸马铺就会退居乡间成为民间百姓的私下交易场所，怎么还会这样堂皇地摆在闹市中呢?这说明，上层社会也只是表面上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只要是人，谁不希望家族兴旺、延年益寿、消病免灾呢?

云南纸马艺术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特征，可以从云南纸马艺术主题中的神灵鬼怪与三教神祇的共存互融格局中得到启示。除了各种神灵鬼怪之外，云南纸马艺术作品中还有众多的三教神祇，儒、释、道三教在流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原始民族民间信仰的群众性，而原始民族民间信仰又借助三教的神威得到发展壮大，它们的相互包容使云南纸马艺术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三教神祇，儒、释、道的代表人物与充满原始信仰的各种鬼怪精灵共同构成了云南纸马的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民间文化观念特征。而且，我们发现，在云南纸马艺术作品中，感性成分似乎占有更大的比重，关于这一点，云南纸马艺术造型中儒家人物形象所占的比例不及整体的十分之一就是很好的证明。

总之，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生命化原则是云南民间文化观念的重要特征。作为民间文化观念物化的历史产物，云南纸马艺术同样也贯彻着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生命化原则，以便实现民间百姓祈求生存与繁衍的愿望。

综上所述，云南纸马艺术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艺术创造，它体现为一个包含个体与集体的复杂的心理过程。在这个心理过程之中，审美与功利的目的是云南纸马艺术创造活动的心理动机，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统一是云南纸马艺术创造活动进行的心理机制，理性与感性的交融则是云南纸马艺术创造活动表现出来的认知风格。审美与功利并存的艺术动机、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心理机制、理性与感性交融的认知风格构成了云南纸马艺术的文化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