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云南纸马的地域分布
云南纸马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它在全国纸马艺术范围内的独特地位，还体现在纸马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为的是给云南纸马的艺术价值进行宏观定位。深入研究云南纸马的典型地域，是为了进一步解释云南纸马艺术价值的独特表现。
一、云南纸马的分布
云南纸马主要集中分布于滇东北、滇中、滇西(西北、西南)一带，如曲靖、昭通、红河、昆明、楚雄、迪庆、丽江、大理、保山、德宏等10个地、州、市近30个县。尤以滇中、滇西为发达，广泛使用于汉、白、彝、藏、纳西、傈僳、傣等民族的民俗活动中。[7]
据调查，云南纸马的全省分布情况具体为:昆明地区的昆明市郊、呈贡、晋宁、富民;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华;保山地区的保山市区和腾冲、施甸、昌宁、龙陵的大部分乡镇;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梁河、盈江、陇川;玉溪地区的江川、澄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建水、石屏;丽江地区的永胜、华坪、古城区、玉龙县;曲靖市;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德钦;昭通市的镇雄;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周城、喜洲、挖色、凤仪，洱源县的三营、牛街、凤羽、江尾，巍山县的大仓，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朋，南涧县城，剑川县沙溪乡。[8]多地域的分布和多民族的使用是其主要特征。
根据纸马用途不同，云南纸马主要有粘贴和焚烧两种。在迪庆藏族地区，纸马还用于悬挂，让风将纸马送达神灵。粘贴纸马主要在春节。除灶王神、天地堂在腊月三十晚上揭下旧的纸马焚烧、贴上新的纸马一年到头一换外，招财童子、利市仙官、树神、厩神等都分别粘贴在中堂门场坊、果树、厩门、天地堂、灶王神堂等上方，也是一年一换。平时若脱落，要捡起焚烧，不能随意乱丢。有时清明扫墓，也要将祈祥纳福的纸马贴在用石头雕刻的墓门上方，焚烧纸马也十分普遍。只要有祭祀活动，就要焚烧相应的纸马。如祭祀本主时，主人在进入本主庙后点第一遍香时，分别将“本境福主”、“六畜大王”、“子孙娘娘”、“痘儿哥哥”、“牧羊人”的纸马供在各位神灵的神坛，待最后祭祀各神时，磕头祈祷后将其焚烧。又如建盖新房、圆木、下石脚，泥木工匠大师傅都会祭奠焚烧各种相关纸马。上梁时，大师傅都会手持木锤在中梁被吊装后，一边用木锤敲，一边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扔大包子，称之为“破五方”，并焚烧东西南北中五方纸马等。[9]
目前，云南纸马大多由农村中的家庭作坊印制，然后拿到香烛纸钱摊点上出售。每年逢清明节的时候，不论是城市里还是在集市上，销售纸马的小摊小贩尤多。纸马平时在丧葬物品专卖店也有出售，只不过品种不是很多。在大理著名的洋人街上，白族人就开有纸马店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纸马店来说品种更为丰富、齐全，颇受前来大理旅游的中外游人的喜爱。
实际上，纸马在农村的民间使用更为频繁，而且出售者主要还是纸马的制作者，有些制作纸马的人往往就是帮助农民消灾解难，主持各种民间祭祀活动的人，当地人俗称“神通”，也有称“端公”、“司娘婆”(腾冲)或者“朵习薄”(大理)。[10]云南各地印制纸马都分别有自己的版样，流传范围很少越过地县治界。每一地以至每一村，都可能同时存有内容相似而版式不同的几种版本。而且，各种版本风格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差异。
由于各种原因，纸马在各地区、各民族中的分布、流传也不尽相同，滇西大理、保山、德宏，滇西北丽江，滇中昆明、玉溪，滇东曲靖、镇雄相对丰富和集中一些。而纸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最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首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一向被称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所谓十字路口，是说著名的“南方丝绸古道”与“茶马古道”在这里交汇，大理成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是一条从四川经大理、保山，通往印度及中亚的民间商道。旧时，从成都到大理的路线实际上有两条:一条称灵关道，也称西路，是从成都经雅安、西昌、盐源、会理、大姚到大理;一条称五尺道，也称东路，是从成都经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从大理经永平、保山、腾冲到缅甸、印度的一端称博南道。大理刚好在灵关道、五尺道和博南道的交汇点上，保山是博南道这条民间通道的必经之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便利的交通，使大理和保山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碰撞、交流、相互吸纳的理想栖息地。[11]
云南纸马以大理地区和保山地区为典型代表。由于大理历史上少数民族居民以白族为主而保山以汉族为主，于是形成了两地不同特色的纸马样式。大理地区和保山地区对纸马的称谓各有不同。据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称，大理白族地区称纸马为“甲马”，保山地区则称纸马为“纸火”、“神马”。大理的纸马是白族纸马的代表，融入白族这一民族的“本主信仰”的文化特征，纸马中除了各种汉民族儒、释、道的神佛以外，又加入了丰富的“本主神”，是具有白族民族特色的纸马艺术。保山纸马是汉族纸马的代表，特别是腾冲，由于地处通往缅甸、印度的交通要道，聚集了大量的来自内地的汉人来此地经商，也因此带来了原汁原味的汉文化纸马艺术。在那里，由于汉族处于社会上层，文化意识也相应地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保山纸马很好地保存了汉文化纸马的特质。在纸马的众多信仰神祇中，汉族有“本境”、白族有“本主”，彝族有“本土”。“本境”、“本主”、“本土”纸马充分体现了云南纸马的地方特色。
二、大理的白族纸马
(一)大理历史
大理是祖国西南边陲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据考证，远在4000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人类居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以洱海为中心的20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已经发现或发掘出新石器、金石和青铜器遗址近百处，其中以宾川白羊村文化遗址、大理佛顶、马龙文化遗址、永平新光文化遗址、剑川海门口文化遗址、祥云大波那文化遗址等最为典型。经测定，白羊村遗址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夏商之交。这说明，洱海地区的居民当时已开始经营农业，并已形成定居的村落。海门口遗址距今约3200年，相当于商王朝晚期，出土文物近1000件，有不少陶网坠，还出土有铜鱼钩，这说明这里的居民以捕鱼为业。祥云大波那文化遗址距今约240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出土的绝大多数是青铜器。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在很早以前，大理各族先民就在以洱海为中心的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一步步地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共同创造了大理的历史和文化，创造了洱海文明。[12]
公元前211年，秦王朝开始对大理地区施行正式统治，建立行政机构。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击败了“昆明部落”(洱海一带的先民)的阻挡，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今大理)、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四县，打通了由蜀到身毒的商道，开辟了我国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大理成为这条商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公元3世纪初，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统称南中，为蜀国的一部分。蜀汉初，孟获造反，诸葛亮率师南征，平定叛乱，在大理地区重新设置云南郡，郡治在云南县(今祥云县)。
隋及唐初，洱海周围出现了6个“诏”(部落)，六诏中蒙舍诏居南，故称南诏。公元738年，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征服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其后，南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在强盛时期，其疆域北抵大渡河，南到越北，西接印、缅边境，东达贵州北部和广西西部。南诏共经历13个君主的统治，南诏历时247年。南诏时，地方行政建置设十赕、六节度和二都督区，其中十赕为统治中心，均在大理州境内。洱海地区一度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政权。公元1253年，蒙古忽必烈率军从青藏高原南下，攻占大理城，大理国灭亡。大理国经历了317年，22个国王，其辖境与南诏极盛时大致相当。大理境内的行政建制大致沿用南诏时期的建制，洱海地区仍是大理国的统治中心。公元1274年，元朝派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相当于省长)，建立云南行省，云南的政治中心由洱海边的大理转移到了昆明。
公元1382年，明军袭破大理城，在大理地区设置大理、鹤庆、蒙化三府。公元1659年，即清顺治十六年，吴三桂率清兵进入云南。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后，云南成立军政府。1929年，大理地区设置了大理、祥云、弥渡、宾川、凤仪等13县。1950年，大理专员公署成立，下辖大理、下关、邓川、洱源、云龙、永平、漾濞、蒙化、凤仪、弥渡、祥云、宾川等15个县市。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理被定为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又被列为全国44个风景名胜区之一。
大理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便利的交通，这使它成为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碰撞、交流、相互吸纳的理想栖息地。正是因为大理具有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所以大理白族纸马才会既有自然崇拜的原始神，又有巫教的鬼神，还有道教、佛教和儒教之神佛形象。
(二)白族纸马的起源和发展
白族纸马，又叫“甲马纸”，也称“甲马”、“神马”，是民间在祭祀或敬鬼神时使用的一种木刻版画。白族纸马的制作方法就是将各种神鬼的画像刻于木板上，然后印在红、黄、蓝、白等各色纸上，长宽约15厘米。白族纸马因白族古老的本主崇拜观念根深蒂固，很可能是本土产生的。据统计，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共有本主庙986座。白族人认为本主掌管着本地区、本村寨居民的生死祸福，能保佑人们健康平安、吉祥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在远古时代，白族先民对生老病死、自然灾害等现象不解，认为一切都由神灵掌控，于是产生了灵魂观念，进而又创造了氏族的共同本主祖神。白族人民希望本主祖神能够保佑他们，他们这种鬼神崇拜观念往往都是通过巫术仪式得以表达，仪式中总是少不了一些辅助工具——具有神圣意义的艺术造型，随着造纸印刷术的产生和普及，这些神圣造型越来越简化，最后简化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方神圣的小小纸片——白族纸马，借助这种通神的工具来表达他们祈求本主祖神的护佑的愿望。当然，白族纸马的原初形态可能与中原汉族纸马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中原汉族纸马的影响下，白族纸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最终形成了既有汉族纸马主题又有地方特色的白族纸马样式。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现象，白族纸马体现了白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
白族纸马是白族民间百姓民俗必用之物。白族的巫师被称为“朵习薄”，一般情况下，白族的“朵习薄”家中都有香堂。香堂设有神案，案前有香盆。在白族纸马中，纸马亡人灵或祖先之神仅用于忌日、扫墓和七月十四的烧衣等传统礼俗。作法前先焚化纸钱和纸马亡人灵。据说“朵习薄”都有一对专门供他驱遣的阴司童子，所焚烧的纸钱和纸马都是供这对童子使用的。这对童子的魔力很大，不但是“朵习薄”借以沟通人神之间的媒介，而且还可以作替身替病人死，甚至能在阴间找出亲人的灵魂。现在白族民间所流传的“走阴”，白语称“边喜木”，即问死人的灵魂状况，便是有力的证据。此外，较引人注目的还有源于自然崇拜和巫鬼教的“山林草木之神”，画面为两个跳舞的神人。放牛放羊时要谢水草大王，水草大王为鹤庆县段家阱、波罗等村本主，画面中有草木之神站在水中，后有花草陪伴。从这些较世俗化、人间化的画面与其神祇名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白族纸马从自然崇拜向本主崇拜逐步演化的过程。[13]
白族纸马深受中原汉族纸马的影响，从白族纸马的图案和神灵种类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白族纸马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在制作和内容上都与中原汉族地区的纸马有着较大的区别，汉族地区的纸马今天远不及白族纸马这样流传广泛、内容丰富。在白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纸马与神灵沟通，祈求保护。白族纸马中不仅有汉族的佛道神仙，还有本主老爷，显得别具一格。白族纸马至今还广泛用于白族的本主祭祀活动及民间丧葬活动。近几年来，传统民俗被越来越多地利用于旅游市场，纸马已成为外地游客了解白族传统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白族纸马的分类
白族纸马种类一千余种。同一种神的纸马，因地区、雕版风格、印刷水平及印刷纸张的不同，也会有一定差异。就笔者所见过的纸马可归为本主、儒、释、道、生产生活中的神灵、自然神灵以及祖先鬼魂等五类。因为除本主神以外的各种神佛纸马白族也都有使用，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详细的介绍，不再赘述。白族纸马不同于汉族纸马的地方在于本主神崇拜因素，所以在这里重点说说白族纸马中最有特色的本主神。
本主是白族人民奉祀的民族神，是本境之主。白族的本主纸马数量众多，基本可分为两大类:自然神本主和人格神本主。
1.自然神本主
白族地区众多本主中，有许多本主是自然崇拜物，大理阁洞旁村的本主是“太阳神”;鹤庆县修邑村把“地母”奉为本主，当地称为“土级嫫”;白族本主崇拜中尚龙(即水神)，如大理宝林村的白难陀龙王、洱源青索村本主小黄龙等;红山本主是洱源双廊的本主，亦为洱源大建旁、天生营、康海等村本主，封号为“赤男灵昭威光景帝”;鹤庆坝区、山区各村都普遍崇奉“雪山太子”为本主，雪山太子即指玉龙雪山;云龙县白石区开子地村的本主是一块纯白的石头;大石壁村的本主则是一块黑色的石头;宾川和剑川也有以红砂石作为本主的村社;鹤庆县段家阱和波罗村的本主是“水草大王”和“五谷娘娘”;大理阳乡村和洱源铁甲村都有“大树疙瘩本主”的传说;奉“白马将军”为本主的有鹤庆、洱源、弥渡、祥云、下关等地区，是由白族对白马的崇拜演变而来的本主;鹤庆小马厂尊奉黄牛为本主，当地称“黄花老祖爷”……
2.人格神本主
人格神本主又可分为历史人物、英雄传说和佛道神灵三类。
(1)历史人物。
把三国时的诸葛亮奉为“武侯神君”本主的有下关温泉、大理塘子铺、剑川板凳河;“大圣建国皇帝”原来是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祖父段宗牓，是大理坝子的最高本主;“武宣皇帝”是洱源县士登村和邓川赵邑本主，封号阿嵯耶武宣皇帝，即南诏王隆舜;“臣圣皇帝”是大理国王高升泰，他介于段正明和段正淳中间;“清官本主”是大理古城西门本主，封号为清官大老爷，指南诏时有名的清平官郑回;“品甸大王”是祥云、禾乔等十三个村的本主，他名保和奴，是南诏时一员大将;“五老爷”是鹤庆松桂乡龙珠各村本主，传说是段思平……
(2)英雄传说。
“猎神”是大理周城本主，他是大理百姓非常熟悉的一位英雄人物;“柏洁夫人”是邓川德源村的本主，又称“慈善夫人”，封号“护国慈云圣母”;大理海岛村本主是“三星太子”，传说他为村民驱妖猴时献出了生命;“罗昌郭大王”即“罗刹”，是白族传说中的人物;“宾居大王张敬”是宾川县宾居大王庙村的本主，他帮助村民制服了魔鬼……
(3)佛道神灵。
大理地区的许多本主庙还供奉男身观音——观音老爹，大理凤仪乡经载村奉“观音老祖”为本主，但白族纸马中有的观音则为女性，可见白族纸马受汉族影响很大;“大黑天神”是白族地区崇拜较多的本主神之一，如大理市上下湾桥、下关西窑、阳南等村，还有剑川土河、青瓦场、溪江等村都奉其为本主，但在纸马上的大黑天神，虽有六臂六腿却不甚可畏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隐射出佛教在云南境内的“巫化”，在本主信仰中佛教神的“本主化”;“北方天王”是佛教中四大天王之一，也被尊为白族本主;“玉皇大帝”是维西县维登乡白甸村的本主;洱源县沙桥甸村奉“二郎神”为本主……
“子孙娘娘”是中国民间俗神，祥云县小李坡、朱罗等村将其奉为本主“金花银花姑娘”原是“青姑娘”的配神，鹤庆县麻地箐把她俩奉为本主……以上几位本主原是民间的鬼神也被奉为了本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本主信仰是儒、道、释等诸教与土著巫鬼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可见，白族纸马中的本主，并非仅有自然神和历史英雄人物，也不一定全是“神”，它往往渗入了白族民间艺人的主观因素，各种世俗之鬼灵也可能成为本主之神。
总之，作为本土的巫鬼教，本主崇拜不仅是白族的原始宗教，还是儒、道、释与巫鬼教相结合的产物。[14]首先，白族纸马与白族本主诸神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二郎神”和“观音菩萨”即是佛道之神也可能被村民奉为本主之神。其次，白族纸马是在原始崇拜、巫鬼教这些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再融入儒、道、佛三教的思想，并随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涉及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活形态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在体现白族原始宗教中的祭祀功能时折射出的是一种群体性情感和观念。[15]
(四)白族纸马的社会文化功能
综观上述庞杂的白族纸马神系，我们可以看出白族对自然的亲近和崇敬，对人间吉祥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不可知力量的忧虑和恐惧。李福军在其论文《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中认为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白族纸马具有较强的民俗实用功能，具体体现为:
1.“事死为事生，事亡为事存”
白族先民对亡魂是既敬重又畏惧，一方面希望它赐福，一方面又害怕它作祟，因此，他们必须请神役鬼，完成人与神鬼间的沟通和感应，其目的是让生者更好地生存。例如白族的《送葬歌》既抚慰死者，又教育并安慰生者，教育后代做善人、行善事、结功德，以期来世活得更好。其社会习俗、丧葬习俗，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其中自然包括对纸马的使用。[16]白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中，神灵只有通过巫师的邀请、纸马的使用才能降临到人间，参与人间的活动。白族还通过纸马来役鬼，使其为人服务，如白族祭祀活动中的“走阴”，目的是问死者、亡人在阴间的情况，然后敬献亡灵，使之保佑家人平安。这些都体现了纸马“事死为事生，事亡为事存”的功用目的。[17]
2.祈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考古和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白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北宋年间，四川峨眉进士杨佐到大理国买马，在束密(今姚安)亲见“土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资中县)、荣(荣县)。又前此五七里，遥见数蛮锄高山”[18]。到元、明、清以后，大理白族地区的农业更是溉田千顷，禾麻蔽野，并在中原王朝不断“屯军”、“屯田”的影响下，农耕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作为农耕民族，白族最关心的问题便是自身的农业生产，因而一般祭祀本主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时都用纸马。另外，有一些纸马本身便是农业保护神，与农业文明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如年初贴于粮仓的“招财童子”、刻有龙王画像的“水神”纸马，都有祈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之意。[19]
3.祈六畜兴旺、家宅平安
马、牛、羊、猪、鸡、狗等动物是白族农业社会所依赖的生产、生活资料。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粘贴纸马或焚烧敬献之，来祈六畜兴旺、家宅平安。较常见的是“利市仙官”，画面是:中间为一戴乌纱帽、穿明代官服的站立仙官，两边各刻有鸡、猪、狗、马、牛、羊等像，一般在年初贴于猪圈、马厩的门上。此外，在农村习俗中，人们在七月半烧纸钱之后还会留几张纸马，这些纸马在白语中称“叙叙纸”(音)，贴在卧室门的背面，以求达到驱鬼避邪、六畜兴旺、家宅平安之目的。[20]
4.祈子嗣繁衍、香火绵传
子嗣繁衍是人类存续、民族发展壮大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因而，在白族的祭祀中，祈子嗣繁衍的观念仍然是浓厚的，如前文所提到的“送子娘娘”纸马，大理满江村本主庙的一副对联:“体天地之好生大生广生生不已，保子孙于彝世十世百世世无穷”等。这些都表达了祈子嗣繁衍、香火绵传的美好愿望。这些愿望往往通过纸马作为媒介来表现。[21]
5.祈功名富贵、建功立业
白族的神灵崇拜追求的是一种现世今生的功利。白族提倡建功立业，造福于社会、民族和自身，所以白族纸马中有财神赵元公帅、魁星、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在求取功名上较成功的李宓将军等，这些纸马表达的都是祈功名富贵、建功立业的心理。在白族传统民居的建房仪式中，至今还保留有这样两个环节，即在“栽瓦”时，必须要两位有文功武德的老人扮“文曲星”和“武曲星”，由他们来主祭;而在合龙口时要在房顶中间凹口上，点上鸡血，埋入“文房四宝”。这些习俗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白族重视功名、追求功名的传统社会心理。[22]
(五)白族纸马的分布和制作工艺
旧时，大理、巍山、弥渡、洱源、剑川、鹤庆、云龙都有专卖冥物和祭祀品的商店常年卖纸马，也有专门制作纸马的手工艺人。从春节门框上的“招财童子”、“利市仙官”到灶君“奏善章”、庭院中的“天地堂”都是造型各异的纸马。平时，祭祀本主、驱邪祭神都要烧纸马，以建立人神之间的联系。
纸马制作比较简单，只有刻版、印刷两道工序。刻版即用斜口刀、平口刀、圆口刀在梨木、杜鹃花木或水冬瓜木板上刻出反形画面，多为阳刻，也有少数阴刻，以作画印版用。印刷一股用锅灰调成墨，刷印在纸上。纸马分大、中、小三种，大的约为26厘米×18厘米，中的是大者的一半，小的约为中的2/3。其内容有上刀山纸马、喜事纸马、盖房纸马、招财纸马、送岁纸马、祭灶纸马、祭祖先纸马、谢山神土地纸马、防病驱瘟纸马、求六畜兴旺纸马、求子纸马等。各地纸马虽有刻工风格的不同，但构图和造型都基本一致。纸马大概都是民间艺人雕刻的，故其中错别字比较多。这些出自农耕者之手的艺术品，大都具有农民画的特点:朴拙、厚重、粗犷、刚健。
(六)大理纸马艺人及销售
1.大理纸马店
云南各地县城一般都设有销售纸马的铺子，称为“纸火铺”。除经营销售纸马外，它还经营销售纸钱、香、蜡烛及各种颜色不同的纸张。一个县城一般有4～6家专门经营纸马，而且是世代经营，一年到头都向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销售宗教祭祀使用的纸马。另外，乡村集市还有临时销售纸马的摊点摊位，一条街至少有3～5个，并相对集中在一处。有些较大村庄私人开设的百货店也销售建房、结婚、办丧事、祭本主、祭山神土地等类型的纸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纸马作为封建迷信被扫荡，许多纸马店不敢公开销售纸马，群众只好背地里买卖纸马。好在人们都熟悉本地经营纸马的是哪些人，所以纸马的生产、销售并未禁绝。
(1)巍山。
巍山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县域面积2100多平方千米，人口近30万，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古城之一。除回族外，世居的其他民族都有使用纸马的习俗。巍山县属于纸马使用和制造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南诏镇、大仓镇、永建镇和庙街乡为典型。整个巍山县城经营纸马的有10多家，主要集中在拱辰楼南到四方街的街面上。其中刻制兼营的有3家，其他则多为批发销售。大仓镇的人口稠密，商业也较发达，整个农贸市场经营纸马的摊点铺面就有10多个，同时都兼营纸火、香烛和丧葬用品。他们生意最繁忙的季节是农历七月中元节和腊月。腊月生意最红火，几乎每家每户都用纸马。而在这时，巍山县城里的纸马、纸火销售摊点达40个。[23]
危守，男，1962年生，汉族，小学文化，庙街乡农民。在祖辈口耳相传中，其祖辈为南京应天府旗军，从父亲起才开始从事纸马的经营。危守从小就跟父亲学经营，兼营纸钱、道教用的表文等，品种达130多种。表文的内容相当丰富，涵盖了佛道等宗教内容。2000年起，危守决定废除手工操作，尝试电脑刻绘制作，小型胶印机印制。他现在是巍山最大的批发商，主营纸马、表文、包封、彩纸，产品主要销往下关、昆明、云县、丽江、思茅等地，遍布大半个云南省。其纸马年销售量达50多万张，金银纸钱年销售量达1440万张，表文1215万张，并长期雇佣工人，平时3～4人，生意繁忙时达9人之多。[24]
黄赛金，女，1921年生，大仓镇黄家巷农民，汉族。她已经是家中第四代从事纸马经营。父亲是道教真仪派的高功。30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她就开始接母亲的行当。现在除了自己有雕版外，她还向外批发。
段锦周，男，1938年生，大仓镇大仓街文明二社农民，高小文化，从事纸马印制、销售30年。其固定摊点在大仓镇农贸市场，兼营香火及其他丧葬用品。除了用祖传纸马雕版印制纸马销售以外，还有一部分靠批发销售。[25]
(2)弥渡。
弥渡县在云南省西部，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是云南历史比较悠久的地区之一。弥渡历史上是白族发祥地之一，明清后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历史文化保留较多，经查明的文物就有475项。弥渡纸马从明代形成到清代盛行，民间生产纸马不少于三四十户，清末民国年间始作为一个行业被列入税金征收对象，称“纸火业”。据调查，民国时期全县八乡镇按民俗信仰传承生产、使用、销售纸马，弥渡镇就有纸火铺近20家。殷、李、王、杨、钟、张等姓人家为主要生产销售户。另有20余户只在年节期间在县乡集镇街头叫卖，所卖纸马多为节庆、清吉平安主题的，如灶君、招财童子、六畜兴旺、牛马平安之类。所有销售者均为汉族，但彝族地区亦有使用者，特别是山神、土地、兽神、树神等，使用比较普遍。纸马节庆时出售价格每张为0.3～0.5元，平时每张0.1～0.2元不等。纸马印制规格多用15厘米×20厘米或20厘米×20厘米不等的纸张，均为土纸，颜色有红、黄、蓝、绿、白等，根据使用的内容而定，其中以白色居多。新中国成立后，又以迷信品行业照常纳入税收对象。旧时税收比例为100%，后达到200%～300%。经过破除迷信、“破四旧”等运动，纸马制售转入不公开或停业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今，纸马仍处在半公开生产销售的状态。[26]
(3)周城。
周城是一个著名的白族万人村镇。考古材料表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周城这块土地已有人类生息、繁衍。隋朝前后周城属河蛮自固城邑之一。唐初曾设神泉县、龙亭县，南诏大理国时属史城，明代属宏圭乡，清代属太和县，民国设云沧县，现在属于大理市喜洲镇。周城虽然属于大理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但白族文化保留较多。村南村北两座本主庙分别代表了白族本主崇拜中的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周城纸马制作和销售在大理市最具代表性。
张庆坤，男，1947年生，白族，喜洲镇周城办事处八社农民。其手艺和纸火铺都是其岳父传下来的。其岳父在民国年间就开始经营兼刻制，但雕版在破除迷信和“四清”运动中被全部烧毁，现在的刻版都是按照原来收藏的纸马纸样重新刻制。因地方特色比较浓厚，州内省内外的研究专家及爱好者都来购买纸马和雕版，生意比较兴隆。同时，他还批发给本村的老年妇女在街天和旺季销售，年销售量达20万张。目前他正在收集各种纸马和雕版，把最具代表性的纸马收集在一起，供广大专家及爱好者收藏或参考。[27]
赵树清，男，1950年生，白族，洱源县右所镇单大庙村农民。其祖辈从事纸马的制作和销售。父亲是乡绅，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经常帮村里人写对联、选吉日，曾组织过洞经会。在“四清”等运动中，其父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故家庭一直不顺，赵树清因而就不再从事祖上留下来的行当。家中所存十多块纸马雕版是父亲埋在灶脚留下来的，多为起房盖屋、办丧事用的纸马。[28]
(4)凤羽。
凤羽镇属大理州洱源县，2001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名镇。凤羽历史悠久，白族文化保存完好。根据地方志记载，凤羽置县始于唐代南诏国时期，大理国承袭南诏建制，设凤羽郡。元明时置凤羽县。由于凤羽对外交通相对闭塞，千百年来依然保留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遗风。因此，其传统白族文化积淀深厚。
赵润池，女，77岁，凤羽镇凤翔村人，临街开有经营百货、纸马的小店。根据她的讲述，她家经营纸马已有数代。其父亲赵琪在世时，专门请凤羽三教宫一位专门刻经的艺人重新雕刻了一套完整的纸马雕版。历次扫荡纸马雕版时，她家都竭力保护，故而纸马雕版才能珍藏至今。她母亲不识字，但靠祖辈口耳相承，对所售纸马的名称、用途如数家珍。她家经营的纸马造型古朴，种类繁多，别具特色。[29]
杨润贤，女，白族，75岁，凤羽镇凤翔村人。她自称63岁时生了一场病，从那以后才开始请人雕刻纸马雕版，销售纸马，兼营其他香烛、纸钱、土杂百货，随卖随印，一年销售多少并无准确统计。[30]
2.大理纸马艺人
云南纸马的制作艺人，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古代祖辈经营流传下来的纸马作为粉本重新复制雕刻在版上。如果纸马店无雕刻的工匠艺人，就请技术较好的木匠将纸马粉本复刻在木板上。一般说来，印刷经营纸马的店铺都有雕刻纸马的技能。另一种情况是制作纸马的艺人根据当地民族宗教信仰中的一些神像造型，依靠自己的意象新创作出来的一大批神像，再将这些意象创造出来的神像粉本雕刻在木板上。这些意象造型纸马较多，具有浓厚的地方宗教特色和民族特色。诸如雪山太子、三木大王、白马将军、白莺太子、西山皇帝、柏洁夫人、青山老祖、羊玺王、放羊哥、三星太子、品甸大王、匡圣大王、清官皇帝、玄武皇帝、景庄皇帝、红山本主、大庄建国皇帝、赤子三爷、洱河灵帝、本境铁柱、小黄龙等。[31]
苏宝镇，男，1945年生，汉族，巍山县南诏镇居民。据家谱载，苏宝镇的祖籍为江苏应天府，明代随征来云南，到苏宝镇已是第17代。苏宝镇14岁起就开始从事纸马的雕刻和制作出售。在其记忆中，曾祖父就从事这一行当。父亲苏晋章还是一位银匠。到苏宝镇这一代，还兼营铁匠。他21岁时参加巍山县前进铁业社。改革开放后，他重抄旧业，兼铁匠，临街设一间铺面零售批发。除南诏镇的其他经营商外，临近的南涧县、弥渡县也有人批发。其雕刻用的木材一般是映山红、水冬瓜和梨木。因为苏宝镇本身是铁匠，所以打制有特制的雕版工具——钢锯片。钢锯片特别锋利，刻制的速度较快。他出手的纸马品种有100多种。以前，通常是几个画面刻在一块木板上，现为印刷方便一般一个画面一块雕版。苏宝镇的两个儿子都会刻制雕版。
高永华，男，1922年生，大仓镇农民。雕刻是其业余爱好，年老后开始雕刻制作纸马版，同时印制出售。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外国学者来采访过他，并购买他刻制的雕版。[32]
赵龙生，原名施毕龙，男，白族，62岁，凤翔镇凤翔村人，临街有自己的工作间。他家三代都是手艺人。他从事雕刻碑文印章、纸马原版，是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他雕刻的纸马原版品种不下20种，通常成套雕好后销售。如本主纸马就包括本县城隍、本境福主、三崇皇帝、子孙娘娘、圣母娘娘、痘儿哥哥、人马平安、六畜大王等8种;山神纸马包括山神土地、青龙、白虎、桥神路神、水府龙王等5种。有时，他也根据客户驱邪、镇鬼、祛病所需雕刻神灵鬼怪纸马。赵龙生只负责雕刻，不直接经销纸马，纸马由经销商购置纸马雕版后按需要印刷销售。[33]
李凤章，男，白族，56岁，凤翔镇凤翔村人，主要从事木雕工艺。凤羽三教宫修复，部分佛像雕刻出自其手。李凤章师承父业，从事木雕，应客户所需也雕刻复制纸马原版或其他宗教需要的雕版。[34]
因纸马的使用有限，雕刻纸马的艺人多从事木雕、镌刻等手艺。他们按客户需求，依据传统或自己的感悟雕刻纸马雕版，较少有专门从事专刻纸马雕版的艺人。
【注释】
[1]张晓芳:《云南纸马艺术风格挖掘与表现应用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第15页。
[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1页。
[3]张晓芳:《云南纸马艺术风格挖掘与表现应用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第15页。
[4]张晓芳:《云南纸马艺术风格挖掘与表现应用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第35～38页。
[5]杨郁生:《云南甲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6]参见杨郁生《云南甲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5页。
[7]张翠霞:《云南纸马艺术源流初探》，载《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第94页。
[8]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页。
[9]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5页。
[10]张晓芳:《云南纸马艺术风格挖掘与表现应用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第11页。
[11]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页。
[12]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13]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杨宪典:《大理白族原始宗教——巫教调查研究》，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55页。
[15]李福军:《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8页。
[16]李福军:《白族丧葬习俗中的死亡观探析》，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59～61页。
[17]李福军:《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8页。
[18](宋)杨佐:《云南买马记》，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19]李福军:《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8页。
[20]李福军:《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8页。
[21]李福军:《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8页。
[22]李福军:《论白族甲马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8页。
[23]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0页。
[24]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0页。
[25]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1页。
[26]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1页。
[27]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2页。
[28]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2页。
[29]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3页。
[30]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3页。
[31]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5页。
[3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5页。
[33]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5页。
[34]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