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纸马的生态保护

云南纸马的生态保护_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第四节　云南纸马的生态保护

一、云南纸马的传统性保护

传统纸马艺术的传承方式大多是一种师徒制的传授形式，如言传身教、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艺诀流传等。而纸马雕版的技艺大多在家庭和行业内流传，是一种家庭式的。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纸马有一部分是艺人用祖传的雕版自己印制出来的，或者是节庆日临时借用别家的雕版印刷出售;也有一部分是根据纸马纸样找木刻艺人模刻出来的;另有很少一部分是根据祖传的样式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再创作的。大多数纸马刻板技术不是非常注重保密的。也有个别的纸马刻板艺人秘不外传技艺，并遵循传男不传女或传媳不传女的祖训。但笔者在保山金鸡对纸马艺人做调查时发现，赵树金的祖上就把纸马技艺传给了他的大女儿，而赵树金就是在其姐姐不想再做之后才接替了这个技艺的。

与现代教育方式相比，不管传统的民间技艺传承方式如何封闭落后，它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传统的民间纸马技艺传授不是科班式的速成教育，而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综合素质教育。在教授传承的过程中，不仅要靠心领神会的感悟，而且除了技与艺的传授，还需要全方位的学习与技艺相关的待人接物、信仰禁忌、情感伦理等。例如，行为规矩、为人处世、祖师崇拜、仪式禁忌、师徒情感、信仰传说等，都属于技艺以外的综合传授，因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是现代教育方式不易体会的。^[33]

现在看来，云南纸马艺术的发展命运不在于纸马这种艺术传授方式是否合理，关键在于民间纸马艺术并不乐观的生存现状使之在民间的传承性难以再续。相关的例子并不少见。保山西庄的纸马艺术传承人张元文，由于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市文化局希望他把这门手艺传给他的儿子，而他的两个儿子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在家里学习纸马刻版技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丢人又没有生活保障的手艺。不过，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个人和文化机构纷纷来到他家，要收藏张元文的全部刻版，这给张元文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儿子原来的看法。随着纸马未来有更多的文化市场，纸马带给他家的经济利益日益丰厚，或许，他的儿子会欣然同意学习家父的纸马雕版技艺。这一例子起码说明了一点，民间纸马艺术的命运决定了纸马艺术传承的现状。

然而，文化的发展又不能仅以民间艺术的自生自灭来决定其传承，因而无论是政府、社会、学校还是家庭，都要积极地作出应对，使民间艺术能够传承下来。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张元文的儿子从小接受这样的对传统艺术保护与传承观念的教育，对本民族本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笔者想，即使他不情愿，也会出于责任和义务而学习这门技艺的。这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二、艺术教育与现代性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给这些文化遗产注入生命力，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以我们设想的行动形式给年轻人增加一种意识，即传统的和大众文化的丰富性能够对现代文化作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纲领》)给年轻人增加一种意识，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来实现。

教育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提升民族理想、推动民族文化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文化作用。教育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大学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应当反映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一种民族生命记忆的延续，也是一种对民族精神和生存智慧与文化的认知过程。”^[34]这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者和教育界专家的普遍共识。

2002年，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这次会议将中国多民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到了中国教育的议事日程，呼吁当代高校教育应肩负起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和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及应尽责任。中央美院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苏州教育学院、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湖北美术学院、华中师大、重庆文理学院、山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很多高校也相继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室及研究所。鉴于多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在剪纸教学方面的丰硕成果和基础准备以及相关课程，如中国书法、中国山水画等在理、工、文科大学中的成功开设，中国地质大学于2004年初筹备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中心的成立既符合新时期高校教育的要求，也符合中国地质大学的办学方向及发展的趋势。中国地质大学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以地学为主的理工科高等教育学府，这个目标对于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推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说明，不只是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包括所有理工科大学在内的院校都应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对于素质教育而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是重大的，它既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学生自身的文化需求，更有利于文理、艺术相互启发，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而民间艺术这个艺术形式较之专业的艺术样式更具有生命力，也更易于大众接受和掌握。

桂林工学院吴筱荣在其论文《注重民间美术教育及研究》一文中指出:民间美术是中国人用数千年时间总结出来的美学形式、内容和语言，经过近代百余年的浩劫与冷落，现今保留下来的传统民间美术已经是衰败的、不完整的了，而西部地区却恰恰就是民间美术保存较多较集中的地区。然而，如今这一地区同样实施着现代艺术教育的内容和模式，而民间美术仍然处于被放任、被忽视、被轻视的状态。这一状况至少反映出两个不虞现象:缺乏鉴别民间美术的素养，不具备真正认知传统民间美术美感的能力;过于依赖、模仿西方艺术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没有意识到民族艺术被同化的严重性。笔者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的现代设计艺术教育至今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虽然积存了一些经验，但是还有相当一段自我完善的路要走。^[35]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来模式、内容和思维观念，失去了本土文化特色，明显地丧失了自身应该具有的民族“语言”。为什么近代中国设计师在设计作品中缺乏普遍民族观念、元素、风格?这一责任主要集中在现代专业教育上。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和现象，而且还显露出我们对教书育人导向的目的是否认识清楚?是否已经岀现了偏差，敢于主动提出修正的方案?如果以上举措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执行，那么这将会为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作出巨大的贡献。

目前，各艺术院校有关民间艺术的课程薄弱，师范院校与民间艺术相关内容的课程也存在明显不足。再加上“重洋轻土”的观念，民间艺术不易被人所重视。艺术史及艺术理论教育涉及的民间艺术内容较少且十分浅显，很难使学生对民间艺术有深刻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有些院校看似重视民间艺术，比如搞些展览或者做个讲座之类的活动，这也往往只是一时之举，难以坚持长久深入地贯彻民间美术观念，所以，热闹的背后往往流于猎奇或表面化的认识。如果能将民间美术列为必修或选修课，每一位未来的艺术教师或艺术工作者就能接受完整的民间艺术教育，这或许对受教育者本人以及各层次艺术教育都会有所帮助。

三、云南纸马与艺术教育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首先要有时代感，只有顺应当前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敏锐地抓住新的学科增长点，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其次是要有“特色”，它是大学长期存在的基石;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学所肩负的继承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这既是文化创新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36]如果西南边疆地区的高等院校能够以民间文化艺术为学科发展方向，努力适应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趋势，大力推进民间文化艺术的学术创新，提升云南边疆地区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水平，那么，西南边疆地区民间文化艺术的重新振兴将不会特别遥远。

作为西南边疆地区，民间艺术丰富的云南省在艺术院校与师范院校开设民间艺术的相关必修或选修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师范与艺术院校的学生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将是中小学艺术素质教育的中坚师资力量，未来影响的是一大批少年儿童。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将会在少年儿童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一棵热爱本土文化的种子，这既有利于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又有利于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位处云南西部的保山学院就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保山学院的几位年轻教师正在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们准备开设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理论与技能学习选修课程，力求让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观念真正深入人心，培养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从而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并持续发展。他们将率先在美术系进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实践，具体做法是:①开设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理论课程，如“民间艺术欣赏”、“民间艺术史”等。②学习有当地特色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培养传承人。请民间艺人进课堂讲解演示，如请当地的纸马雕版艺人、民间剪纸艺人、民间木雕、玉雕艺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刺绣、蜡染、扎染等传统技艺的能手等。③组织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或自愿者团体，鼓励学生积极下乡开展田野调查和宣传活动。④定期举行形式多样的以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主题的技艺展示活动。⑤利用函授教育，适当增加民间艺术欣赏与理论、技法课程，培养各乡镇美术教师队伍。

如果有条件，云南高校还可以组织编写包含云南纸马艺术内容的民间艺术教材。民间艺术教材应该重视从多个学科的不同角度综合诠释民间艺术，使学生对民间艺术有一个宏观整体的把握，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虽然现今某些艺术教材设有民间艺术内容，但民间艺术内容和样式只是泛泛的提及，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民间艺术的文化本质、文化源流等等文化意蕴的分析讲解，仍需要进一步挖掘。同时，现有的艺术教材也不具有地方性特点，不利于学生深入地了解本地区有特色的民间艺术。比如云南西部的保山，纸马等民俗祭祀、祝祷民俗用品依然盛行，当地的美术教科书就可以编写以纸马为主的民间美术教材。这种地方性的民间美术教材可以从理论上对纸马艺术进行深层次的探究，揭示其民间文化观念以及艺术学原理，从实践上对本地有特色的纸马艺人及其作品进行编辑整理，并从雕版制作工艺的角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使学生对本地习以为常的纸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云南教育主管部门还应重视对在职教师进行包括云南纸马艺术的民间艺术的再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不必局限于课堂，参观、讲演、教学、田野调查、研讨都可以促进民间艺术教育。实践可长可短，既可分期也可集中，讲授和研习内容既可概述，也可分专题进行。总之，形式不拘一格，但切忌走马观花，或急功近利。如果能使在职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充分认识民间艺术，那么在职教师也必然会在自己的教育教学中渗透与云南纸马艺术相关的民间艺术教育。

云南民间艺术不仅要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专业，还应该进入中小学课堂，从小就夯实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基础。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农村中小学也要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美育活动。”传统手工艺对农村儿童及边远地区的儿童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耳濡目染的经历，代代传承的技艺，传统纸马文化的内涵等，都可潜移默化、生动形象地得以感受、理解和认识。这种因地制宜的学习较之西洋艺术如绘画、钢琴之类的高投入有着更为现实的可操作性。例如，在美术课堂中，美术教师可以穿插欣赏有地方特色的纸马艺术作品，讲解制作工艺，让学生动手临摹刻制自己喜欢的纸马，在学习纸马雕版技艺的过程中理解民间文化的价值，从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感悟能力、造型能力、材料的把握和认识能力以及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创新思维的营养，以达到切实认识和弘扬民间文化艺术的目的。

2009年以来，云南省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的教育工作，开展了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系列活动。云南省内的一批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将逐步在省内高等院校、中小学开课授徒、展示技艺。所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美术工艺、音乐、舞蹈、戏剧四大主题，其中，美术工艺包括刺绣、雕刻、扎染三大类别。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将云南纸马艺术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中来，这不仅能够使云南艺术教育更为宽泛，而且还对真正弘扬云南优秀文化、传承传播云南民族文化、树立云南民族形象以及培养爱家乡、爱本土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实实在在的价值。另外，将云南纸马艺术引进课堂，这也将为云南艺术教育的实施、教授及提高等提供便利条件。我们相信，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云南也会越来越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与传承对保护民族文化传统、提高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开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大学区域分布情况看，更多的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拥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比较落后的边疆地区却几乎没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拥有非常丰富的民间美术形式，而当地的大学却没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学校开展本地的民间艺术研究与保护传承工作。总之，如何使云南纸马艺术等民间艺术落实到正常的人文艺术教育内容之中，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都能熟悉、了解并珍爱自己的传统民间艺术;如何发掘、整理、保护、学习并去芜存菁地整理出除了艺术专业人士之外普通学生也乐于接受的民间艺术教材;如何探索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授、学习民间艺术的方法及手段;如何转变重洋轻土的艺术教育制度和观念，并培养民间纸马艺术师资以担负起传承、传播云南纸马艺术等民间艺术的人才，这一切应该是我们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乃至专业艺术教育应该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四、云南纸马的教育视野

“艺术是属于世界的，然而艺术的世界性，首先应该是民族性，而艺术的民族性，必须包含在艺术的人民性中。丰富的民间美术，是民族艺术的瑰宝，也是天然的艺术宝库。”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出一种竞争、融合、多元的总体格局，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和交流互渗也是共存的。民间艺术的存亡与兴衰事关民族文化全面复兴战略能否实现，因此，如何处理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是当代社会转型期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37]

云南纸马艺术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包容着传统的信仰观念、民俗生活和艺术创造，成为中国木版画家族中最丰富多姿的门类之一，具有鉴赏、收藏和传承的价值。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云南纸马的传承已处于后继无人的濒危状态，及时地加以抢救和保护已经势在必行。我们不仅要以宽容的眼光看待曾以宗教民俗为内容特征的各类纸马，从艺术学角度来看，民间纸马艺术是中国民间木版画的一朵古拙、稚朴的小花，它从乡野中走来，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温情地呵护着人们的心田，也给人们的艺术创造以启迪。因此，它有理由长青于世界民族的艺术殿堂，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原生态的云南纸马艺术与民族、民俗、文化生态的交叉互融日益明显，这对于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人文素质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云南纸马艺术的价值并不亚于西洋艺术和中国传统的精英艺术，它像一首首清新质朴、生机盎然的原生态山歌，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表达了民间百姓美好的思想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人文素质艺术教育中，如果我们忽视和轻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一味的崇洋媚外或者只看重阳春白雪而漠视民间艺术，最终会迷失了自己，丧失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进而也就无法以独立的民族特色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因此，重视对乡土文化艺术的学习与教育，这不仅是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同时也是为参与国际文化艺术活动并与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进行平等交流做准备。

五、云南纸马的保护性开发

由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民间艺术的生存延续也必然受到影响和冲击。纸马艺术曾经在民间兴盛一时，如今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复存在，唯有云南民间还部分地在流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富含民间文化信息、与人的精神意识息息相关的民间木版画——纸马艺术——也将逐渐走向衰亡。

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云南纸马艺术，而要求云南民间百姓继续固守不能养家糊口的纸马刻板与销售主业，也不能硬性要求已经没有神灵信仰观念的民间百姓去用纸马祭祀和祝祷。但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南传统民间文化与纸马艺术一点点的从民间社会消失，那么我们这一辈人必然会为失去这样有着丰富原始文化内涵的、神秘古朴的云南纸马艺术而痛心疾首。虽然对纸马艺术的记录、收集和抢救是一种被动的保护但也是一项有效的、势在必行的文化建设工作。为纸马艺术营造一个良好的民间文化生态环境，对纸马艺术进行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科学构建纸马艺术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空间，开展纸马民俗文化实践活动，这仍然是对纸马艺术积极、主动地有效保护。

借助旅游业来保护民间文化艺术是目前民间艺术保护性开发的一条现实途径。旅游业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突出的文化性。旅游的过程是物质与精神双重消费的过程，因此旅游的文化内涵是旅游活动中主要的精神内容。云南的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将纸马艺术介入旅游产业，这既是对旅游业的丰富和开发，同时也是对纸马艺术的一种开发性保护。因而，在旅游活动中，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开发传统民间纸马艺术，促进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同步发展，实现旅游产业开发和文化艺术产业开发合理并存，这是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开发共同研究的课题。^[38]

民间艺术是为生活的艺术，在现代社会民间艺术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因此，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民间艺术作品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中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这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具有支持和补充的作用。在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尽量做到保持民间纸马艺术的原生态。比如，在保山西庄的文化旅游开发中，旅游景点开发者可以把纸马雕版传承人张元文的纸马艺术作品作为文化旅游产品成套出售，可以设立保山西庄纸马艺术展览厅，除了展示有代表性的纸马艺术作品和雕版外，还可以演示纸马的刻板、印制及使用方法和过程，对于有云南特色的关于纸马诸神的神话传说也可作以介绍。总之，在保山西庄的旅游景点设计上，旅游景点开发者应该深入挖掘纸马艺术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优势。这对提高民间纸马艺人经济收入、促进纸马技艺的传承与延续以及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兴盛都有重要意义。

目前来看，旅游业对纸马等民间艺术的开发与利用还只是刚刚起步，对纸马艺术挖掘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在纸马的包装设计、营销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纸马数量虽然很多，但稍显杂乱，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类整理;印制纸张太过粗糙，质量低劣，不利于保存;对纸马的产品包装问题重视不够，应该设计出一种传统美观实用的包装形式，比如可以用线装书的形式归类对纸马艺术产品进行整理包装;另外，对纸马雕版技艺保护不利，传承后继乏人等等问题，这些既对旅游市场有所影响，也对纸马艺术保护不利。在纸马旅游商品与纪念品的开发过程中，相关的设计、包装、营销管理等一定要配套，要视纸马艺术的具体情况合理开发，一定要杜绝过度开发的状况出现，要尽量保持云南纸马艺术神秘古朴的艺术特色。总之，不管选择何种形式，在保证质量和纸马艺术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对旅游产品的合理开发是促进纸马艺术保护与发展旅游业的有力措施之一。

在注重旅游业经济性与文化性共同兼顾以促进纸马这种民间艺术的保护性开发的同时，建立纸马文化博物馆所也是对纸马艺术的直接保护。当然，建立博物馆是多元的，同时也与参观旅游密不可分。博物馆的建立除了静态的民间纸马等文化艺术品的陈列、展示之外，还包括纸马等艺术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展示，以及纸马制作工艺的整个过程的展示。根据地方经济情况，博物馆可以新建，但最好是旧民居、文化遗址等改造成博物馆。艺术品的陈列展示既有收集、归类的标本式的综合展示，又有原生态的生活展示、生产方式及纸马文化艺术品的原样陈列。这种陈列展示力求自然、真实，就像民间常见的纸马铺的摆放样式一样，少有雕琢及人工化的成分。展览的同时可以销售。这种陈列方式也使人身临其境，具有参与性，而不只是被动地观察。博物馆样式的总体目标不能脱离对纸马艺术的原生态保护，当然还要与其他设施、服务等相配套，以求做到对纸马艺术的有效保护和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总之，建立博物馆是较为普遍的文化艺术保护与旅游结合的方式，也是实际可行的。^[39]

如果说旅游开发与传统民间纸马艺术的保护相结合有失文化的真实面目和生态特征，那么将本就与巫术、祭祀、祭奠有密切关系的纸马艺术与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等日常生活内容有机结合，这可能是更为有效和至关重要的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方式。只有为纸马艺术创造合理适宜的生存空间，才更有利于纸马艺术的成长。以民间传统节日为例，节日的仪式、庆典、祭祀、祝祷是民间节日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一项重要的文化生活。如果春节没有粘贴、焚烧各种纸马的祭祖供奉仪式，没有对联、剪纸、彩灯和鞭炮等等要素，就缺少了年节的意味和热情，因为年文化就是由这些不同的文化要素共同组成的。云南的民族节日众多，而这些节日都离不开纸马，比如大理的三月街、保山的花街、陇川的目瑙纵歌、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和傈僳族的刀杆节等。只有在这些民族节日里，纸马艺术才能够找到自身的文化生存空间。

目前，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云南的民族文化日益兴盛。地方政府也格外重视组织有特色的民族节日文化旅游活动，这就给纸马艺术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些节日里，纸马艺术能够在节日祭祀活动中焕发生机，能够恢复到原初的状态，比纸马文化博物馆更能够恢复它的艺术本性。因此，将纸马艺术放置到民族节日之中，这要更有利于对纸马艺术的本质性保护。当然，纸马艺术如何在民间百姓生存空间中找到一片真实自然的天地，既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文化的期望，又不能完全依赖民间百姓的选择和文化自觉，而是取决于社会是否能够给它提供一个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所以，纸马艺术的文化生态保护不仅是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而且还需要政府、学者、民众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虽然文化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同等重要，但生物的灭绝与文化的灭绝并非出自同样的原因。自然界的生存是天造地设的结果，并非人类所设，而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如果文化形态失去了，人类也将面临着精神的失落。文化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文化生态保护同样也应该是有意识的选择。”^[40]总之，我们既要保护纸马文化遗产的某些文化元素和文化模式，也要保护和培养优良适宜的文化生态。云南纸马艺术的生态开发与保护是一个极为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参见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参见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5]《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6]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7]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8]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9]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0]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页。

[11]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1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

[13]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8页;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页。

[14]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页。

[15]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16]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17]［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8]陶思炎:《中国纸马及其保护方略》，载《艺术探索》2009年第2期，第67页。

[19]陶思炎:《中国纸马及其保护方略》，载《艺术探索》2009年第2期，第67页。

[20]陶思炎:《中国纸马及其保护方略》，载《艺术探索》2009年第2期，第67页。

[21]陶思炎:《中国纸马及其保护方略》，载《艺术探索》2009年第2期，第67页。

[22]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205页。

[23]［日］柳宗悦著，石建中等译:《民艺论》，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24]蔡慧真:《从日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区之间的相互探讨其传统艺术文化保存与传习》，载中国台湾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传统艺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版。

[25]蔡慧真:《从日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区之间的相互探讨其传统艺术文化保存与传习》，载中国台湾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传统艺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版。

[26]陈明华:《论韩国无形文化财产制度——以传统工艺为例》，载中国台湾国立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所研究中心编《传统艺术研究文集》1997年版。

[27]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1页。

[28]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29]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30]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31]林保尧:《〈民间艺术保存传习计划〉三年总结序说》，载中国台湾国立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所研究中心编《传统艺术研究文集》1997年版，第209页。

[32]参见林保尧《〈民间艺术保存传习计划〉三年总结序说》，载中国台湾国立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所研究中心编《传统艺术研究文集》1997年版，第209页。

[33]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34]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非物质文化教育宣言》，2002年。

[35]吴筱荣:《关注民间美术教育及研究》，载《艺术与设计》2008年第8期，第107～108页。

[36]参见姜哲《中国民间美术解读》，地质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37]姜哲:《中国民间美术解读》，地质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38]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

[39]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

[40]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