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和章节

本书中所用的材料都是近几年来为发表或出版而撰写的。与较晚时期的作品强调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加以改革，以适应当代公共行政之需相呼应，本书每一章都探讨了一个将批判社会理论运用于理论构建和实践的特定问题。然而，各章却并非按照时间排序，而是考虑到所论主题的连贯性：它们都旨在将读者引入公共服务情境下的批判视角之中。读者将会遇到一些概念讨论方面的重复——如单向度(one-dimensionality)，但是每次这样的讨论都发生在一种不同的话题情境之下，并且都将提出另外的观念。

第一、二章和第三章介绍了批判社会理论及其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运用。第一章追溯了公共行政中使用批判理论的历史、论证了批判理论在这一领域中的效用、并且提出本书的批判社会理论框架：矛盾、辩证和变革，批判的推理和想象，以及解放和自主。为了阐明批判社会理论和某些当前众所周知的思想主体之间的区别，本书选择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后现代实用主义(postmo dern pragmatism)作为参照。马尔库塞和罗蒂都关注社会中的压制状态，但是他们关于“人们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却完全不同。

第二章沿着马尔库塞关于更好的社会特性的思想脉络，概括了其论著的几个特点[民主、战争国家、“全面管理(total administration)研究”和性别]。对总体行政研究的讨论批评了实证主义研究。实证主义研究意欲描述现状并力图预测和控制，但却代之以源于自然科学的不合适的“科学的”模型，而这样的模型对于改善公共服务的实践从来都罕有可取之处。

第三章的焦点是批判地审思历史、审思我们描绘“现今何以构建”的方式的学术。本章刻画了以压制形式为特征的社会。接着，在表达了与《公共行政评论》(Kirlin， 1996)关于“民主制中公共行政的大问题”的文章相似的观念之后，本章又沿着柯蒂斯·文崔斯(Curtis Ventriss)的叙述观察到：

鉴于关于社会、行动，以及历史的这些假设，学者们能够或者应该在其学术工作中为着有意义的变革而对这一问题有所作为。在强大的力量把新的生命注入相互分离的民主方案期间，我们工作于一个趋于技术化和工具化的领域之中。通过重振使得许多思想销声匿迹的政治—行政二分法(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这些民主方案将在行政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些力量试图瓦解公共行政中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组织的/管理的这两个思考领域，而将其纳入组织的/管理的一个领域之内。(Ventriss， 2000；in Box&King， 2000， p.764)

接下来的第四章将重点放在公共行政实践上，包括公民话语过程、行政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发掘自我治理的“公共的”准备和意愿的问题。在第四章中，我们以一种对社区政治的批判性描述为背景，检视了公共实践者在五个层面推进公民话语的可能性，公共行政中的“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占据了其中的几种形式。第五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顾。在第五章中，基于人们对“批判视角需要充分理解行政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认识，实用主义话语模型引发重大变革的潜力受到质疑。

未及致歉，第六章和第七章转向了一种颇为悲观、批判的论调。第六章中的主张——公共实践者务必避免损害“私人生活”——撰写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不久，现在看来，这一主张甚至更为中肯了。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和批判社会理论框架之间的关联，在于对塑造了行政活动的市场导向的社会情境的描绘。那些将物理社区(physical community)作为主要赚取利润的场所的人们，通常是有权势者和当选官员，他们决定着公共机构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其间存在着公民利益的潜在冲突。对于这些公民来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作为一个生活场所、作为一个日常体验的环境的社区。悖谬的是，这种对施加于私人生活之上的行政影响的关注，竟然与古典自由主义对“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通过集体行动获得保护)的强调颇为类似。然而，本章并不打算像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那样，把公共和私人问题区分开来，从而使“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实质平等和社会正义)从公共议程中脱离出去。

第六章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这样的主张，即：公共行政应当运用想象来对归于人们名下的生活加以概念化。私人生活建立于对家庭和邻里关系、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物质关注之上。这些事物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称为“生活、自由和幸福追求”的核心。在认识论的层面，这种对私人生活的深层思考，显示出批判社会理论和主流学术研究之间的鲜明对比。批判社会理论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基于统计处理“数据”的知识创建上，它关注的是建设性变革(constructive change)。批判社会理论的语言有时可能会在抽象层面上得以运用，这也使得其意图和日常体验中的基础变得模糊。然而，这种理论的依据却并不抽象。它是实践性的、直接的，并且与世界境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这种努力有益于学术事业，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其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第七章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通常难以找到“公共性”来假定个人应承担关注公共议程的责任。在公共行政的文献中，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期待：人们希望参与到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之中，而且这种参与将有别于民主的进程和结果。针对公众自治能力的怀疑论(skepticism)充斥于美国很长的一段历史之中。在现今发达的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ist capitalism)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或许应当承认：这种能力已经大为减弱，以至于无法期望它对抗阻碍自治理念的各种力量。本章的论述将本地街景的设计案例作为克服资产—收益(property-and-profit)导向的困难的例证，这种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地的公共政治和行政生活。

第七章还阐释了批判社会理论框架在日常运用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可以用批判社会理论框架来分析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的状况——这些状况传统上属于“激进”思想的关注范围。但是，将批判社会理论限定在不公正、贫穷、劳动剥削等极端例子的讨论中，使得它在观念上被排除于中产阶级大多数更为熟悉的背景之外。本书的核心主题是这样的理念：批判社会理论在公共部门中最众所周知，且看来平淡无奇的问题确定、决策制订和行政执行中，是有用武之地的。